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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諾獎不僅是對兩位學者的過往貢獻的褒獎，亦在彰顯全球經濟修復傷痛、走向復甦的未來希望。”
本文發佈於《中國外匯》2018年第20期，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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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來，實幹和探索終將開闢新途。兩位學術巨擘的研究經歷，亦向我們展現瞭如何面對不確定性的未來。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10月8日，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最終花落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羅默（Paul M. Romer），以表彰其在長期宏觀經濟分析方面的傑出貢獻。筆者認為，本次諾獎不僅是對兩位學者的過往貢獻的褒獎，亦在彰顯全球經濟修復傷痛、走向復甦的未來希望。
2008年金融危機的十年之後，全球經濟雖重歸復甦軌道，但發展的可持續性依然面臨長期挑戰。一方面，全球氣候變暖、環境汙染和資源枯竭，正在對全球經濟施加日益顯著的約束；另一方面，正如IMF最新研究所顯示的，在十年危機的陰影下，全球生育率明顯下滑，勞動力短缺正在迫使全球發展方式加速轉型。
面對這些挑戰，諾德豪斯教授以其前瞻性、跨領域的研究，不斷進行探索。圍繞政治和經濟的互動，諾德豪斯從執政黨行為的機會主義特徵出發，對經濟週期的政治決定因素進行了深刻闡釋；圍繞經濟指標的實質意義，諾德豪斯更加關注經濟行為的社會效益和成本，不僅首創了綠色GDP的前身——“淨經濟福利指標”（ net economic welfare），也開闢了探討環境與經濟相互影響的科學路徑；圍繞氣候變化問題，諾德豪斯構建了完備的分析體系，融合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分析工具，建立了基礎性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對能源有效利用、氣候政策選擇等關鍵領域提出了政策建議；圍繞發展轉型問題，諾德豪斯的研究較早地延伸至“新經濟”領域，並對新興市場的經濟改革和管理做出了前瞻性分析。
有鑑於此，若以本次諾獎為契機，認真審視和思考上述領域的前沿研究，無疑將有助於全球經濟走出危機的陰影，走向以“綠色經濟”和“新經濟”為基礎的新一輪繁榮。
放眼長遠，全球協同發展的根源在於內生穩定的增長。在經濟增長領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是力挽狂瀾的最後依靠，那麼在金融危機十年後的今天，尋找發展的長期動力、探索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無疑是最具現實意義的關切。
如何確立經濟內生增長的路徑，羅默早在三十年前就給出了答案——將科技創新與人力資本內化於其中的新增長模型。以羅默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打破了傳統理論的桎梏，率先指出知識具有正向外部性，並能夠加深社會分工，從而推動生產的規模收益遞增。因此，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擴散是經濟增長的不竭之源。在當前國際形勢下，這一論斷對全球經濟復甦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根據IMF的研究，2004—2014年，科技的跨境流入每年對新興市場的勞動生產率帶來約0.7個百分點的增長，佔增長總量的40%。近年來，中國、韓國等後發國家已在諸多領域躋身世界前列，成為全球重要的科技創新源泉。但2018年4月以來，美國以知識產權為藉口的貿易摩擦，削弱了科技跨境流動，正在侵蝕全球和美國自身的長期增長潛力。鑑此，尊重經濟學的理論指導和實證分析，及時跳出“零和博弈”的政策困局，積極推動全球產業鏈的技術合作，才是實現全球長週期復甦的有效途徑。
面向未來，實幹和探索終將開闢新途。兩位學術巨擘的研究經歷，亦向我們展現瞭如何面對不確定性的未來。陪跑多年終獲諾貝爾獎的羅默，不只是坐而論道的理論家，也是親歷親為的實幹派。他把對互聯網的熱情轉化為經商創業的成功經歷，還不乏在世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期間直面真實世界的大膽發聲。而以遠見卓識脫穎而出的諾德豪斯，作為涉獵廣泛的經濟名家，是“曾為冷門，現成顯學”的氣候變化經濟學的奠基人。在人類生存環境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而國際合作和氣候治理障礙重重的今天，他在三十多年前就開始的獨立求索，同樣是對勇氣與視野的最好詮釋。從方法論的角度，兩位學者又都是秉持科學態度認識世界，從現實出發而不拘泥於技術的典範。
對於中國而言，在投資回報率明顯下降、供給側改革發軔接力的新時代，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轉換將決定改革再出發的基調。相信兩位學者的研究和思考，也將對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帶來有益的啟發。■
文章發表於《中國外匯》2018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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