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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诺奖不仅是对两位学者的过往贡献的褒奖，亦在彰显全球经济修复伤痛、走向复苏的未来希望。”
本文发布于《中国外汇》2018年第20期，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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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实干和探索终将开辟新途。两位学术巨擘的研究经历，亦向我们展现了如何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10月8日，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终花落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其在长期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的杰出贡献。笔者认为，本次诺奖不仅是对两位学者的过往贡献的褒奖，亦在彰显全球经济修复伤痛、走向复苏的未来希望。
2008年金融危机的十年之后，全球经济虽重归复苏轨道，但发展的可持续性依然面临长期挑战。一方面，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正在对全球经济施加日益显著的约束；另一方面，正如IMF最新研究所显示的，在十年危机的阴影下，全球生育率明显下滑，劳动力短缺正在迫使全球发展方式加速转型。
面对这些挑战，诺德豪斯教授以其前瞻性、跨领域的研究，不断进行探索。围绕政治和经济的互动，诺德豪斯从执政党行为的机会主义特征出发，对经济周期的政治决定因素进行了深刻阐释；围绕经济指标的实质意义，诺德豪斯更加关注经济行为的社会效益和成本，不仅首创了绿色GDP的前身——“净经济福利指标”（ net economic welfare），也开辟了探讨环境与经济相互影响的科学路径；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诺德豪斯构建了完备的分析体系，融合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分析工具，建立了基础性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能源有效利用、气候政策选择等关键领域提出了政策建议；围绕发展转型问题，诺德豪斯的研究较早地延伸至“新经济”领域，并对新兴市场的经济改革和管理做出了前瞻性分析。
有鉴于此，若以本次诺奖为契机，认真审视和思考上述领域的前沿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全球经济走出危机的阴影，走向以“绿色经济”和“新经济”为基础的新一轮繁荣。
放眼长远，全球协同发展的根源在于内生稳定的增长。在经济增长领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依靠，那么在金融危机十年后的今天，寻找发展的长期动力、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无疑是最具现实意义的关切。
如何确立经济内生增长的路径，罗默早在三十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将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内化于其中的新增长模型。以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打破了传统理论的桎梏，率先指出知识具有正向外部性，并能够加深社会分工，从而推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扩散是经济增长的不竭之源。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一论断对全球经济复苏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根据IMF的研究，2004—2014年，科技的跨境流入每年对新兴市场的劳动生产率带来约0.7个百分点的增长，占增长总量的40%。近年来，中国、韩国等后发国家已在诸多领域跻身世界前列，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源泉。但2018年4月以来，美国以知识产权为借口的贸易摩擦，削弱了科技跨境流动，正在侵蚀全球和美国自身的长期增长潜力。鉴此，尊重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证分析，及时跳出“零和博弈”的政策困局，积极推动全球产业链的技术合作，才是实现全球长周期复苏的有效途径。
面向未来，实干和探索终将开辟新途。两位学术巨擘的研究经历，亦向我们展现了如何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陪跑多年终获诺贝尔奖的罗默，不只是坐而论道的理论家，也是亲历亲为的实干派。他把对互联网的热情转化为经商创业的成功经历，还不乏在世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期间直面真实世界的大胆发声。而以远见卓识脱颖而出的诺德豪斯，作为涉猎广泛的经济名家，是“曾为冷门，现成显学”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奠基人。在人类生存环境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而国际合作和气候治理障碍重重的今天，他在三十多年前就开始的独立求索，同样是对勇气与视野的最好诠释。从方法论的角度，两位学者又都是秉持科学态度认识世界，从现实出发而不拘泥于技术的典范。
对于中国而言，在投资回报率明显下降、供给侧改革发轫接力的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转换将决定改革再出发的基调。相信两位学者的研究和思考，也将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带来有益的启发。■
文章发表于《中国外汇》2018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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