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日本、以色列、新加坡和韓國四國穩居高收入國家，因為他們是冷戰時期美國的重要棋子。
雖然從技術層面來講，共有11個國家（赤道幾內亞、希臘、愛爾蘭、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韓國）先後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但其中大多數國家隨後的表現並不穩定，就像資源國家一樣忽上忽下，真正穩居高收入國家的只有日本、以色列、新加坡和韓國。
其他全球上百個國家經過超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和努力始終都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經濟體間的界限是人均12000美元），有一些僥倖暫時跨越但很快就跌落“神壇”。
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其跨越過程中都出現了大量的技術轉移和吸收以及隨之產生的產業高端化升級。
這四個國家的無一列外都是美國基於自身利益而進行技術轉移的受益國，但正如日本在“苦苦哀求”美國豁免鋼鋁關稅無果後所言：“這個世界上並非只有美國對高科技有壟斷權”，德國一直以來對技術輸出的態度，是在所有掌握高科技國家中最為開放的（日本反而是最保守的）。
但如今，德國的“技術之門”卻正在慢慢關閉。
01、德國的“開放”
一直以來，德國對外資併購並非沒有設置審查機制，只是其審查機制非常的“被動”。
2008年到2016年之間，德國總共對外資收購本國企業發起過338起調查，除了美國要求的338號調查是“事後調查”外（這個將在下文詳細解釋），其餘所有的所謂調查都是由境外投資者“主動發起”的——事先徵求德國政府同意，隨後才會發起收購要約。
原先德國是與是美國不一樣的，負責外資審查的德國聯邦經濟技術部發言人曾公開表示：
從我們的角度而言，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US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的作法對歐洲並不適用。我們堅信應當由各聯邦州來負責投資篩查的工作，根據各州的情況和利益作出權衡。
言下之意，德國原本並不希望將外資審查上升到國家層面。而美國對外資審查的三大標準，無一不是站在國家層面上的：
向國外流出敏感科技；
外國收購後獲得壟斷資源的能力；
對IT和基礎設施及可能發生的外國監控和惡意軟件破壞行為。
對德國而言，嚴格的審查制度只會讓外資“繞道”中東歐，因為德國在中東歐也有很多合作企業。
德國羅德事務所的併購業務負責人Wiehl對此直言不諱：
德國若實行更嚴格的審查制度，會導致中資轉向中東歐，那裡也有很多德國公司的分支，可以間接獲得德國技術。
德國自身的處境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釋了其對技術審查的態度和做法。另外，對於歐盟整體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怕英國這個“叛徒”的競爭。
02、德國的“轉變”
但自從2017年7月中旬開始，德國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德國內閣通過了對外經濟法的修正案，對歐盟以外投資者在德國進行的收購制定了新的審查規則。
從7月18日開始生效的新規，將允許德國政府對直接和間接的外國收購進行更廣泛的審查。此前，非歐盟投資者並不被要求正式向德國政府報備，除非被收購的德國公司從事國防和加密技術的生產。新的規則要求非歐盟投資者在對關鍵基礎設施和安全相關技術進行25％以上股份收購時，必須通知德國經濟部。調查時間也從原來的2個月增加至4個月。
而德國《世界報》在最新報道中稱，德國官員正計劃將這一門檻降低到15%。報道援引德國經濟部長Peter Altmaier表示，這個門檻會被降低，從而讓政府能對經濟敏感領域的更多併購交易進行審查。他提到：
在國防領域、關鍵基礎設施領域，以及IT安全等和安全相關的民用科技領域，我們希望能夠更密切予以關注。
德國《世界報》稱，新法案今年內就可能實施。
而這一切的肇端來自於2016年的高調收購潮。
2016年德國公司的外資併購額井噴，且主要集中在高新技術製造業領域。實際上，在整個暴增的過程中，德國沒有對任何一筆交易進行過審查式阻攔，包括牛逼的庫卡。
但到了2016年末，美國實在看不下去了，逮到了一個機會逼迫德國加強對外併購審查。
這個機會就是德國芯片製造設備製造商Aixtron的出售交易。這家企業之所以觸動了美國的神經，是因為它是芯片製造設備的製造商，是芯片製造設備之母。
因為Aixtron在美國有分支機構，所以美國藉此對此筆交易發起調查，並認定該筆收購有威脅國家安全的“問題”，稱其部分科技也用於北約軍事供應商，並要求德國“跟進”調查。
德國無奈只能對該筆收購交易發起第338號調查，收購方也非常配合德國的工作，在真正開啟調查之前，就主動撤回了併購邀約。
但自此之後，德國和歐盟開始“認真考慮”對外資併購的審查。如今審查力度越來越大，標準越收越緊。
03、中等收入國家已夢碎？
從歷史上來看，可以真正掙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不管是日本、以色列、新加坡還是韓國（實際只有這四個國家），其在掙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當中均伴有大量的技術轉移、吸收和產業升級。
然而，技術轉移和產業升級並非以這些國家自身的意志為轉移（以色列比較特殊，可能不在此列），這些國家在獲得技術轉移和升級產業時，都有非常鮮明的歷史背景。
四個國家剛好都是處在美蘇冷戰時期，美國陣營包圍蘇聯陣營的最前沿和重要棋子，美國對這些國家的技術支持和市場供給（為促進產業升級提供動力），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很難想象沒有當年的地緣政治背景，這些國家可以在短時間內如此順利地躋身高收入國家之列。
換言之，歷史上發生過的大規模高新技術的轉移，雖然都是打著共同繁榮共同發展的旗號，但本質上都是大國博弈的結果。
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要再進一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歷史上沒有哪個中等收入國家可以憑一己之力和眾志成城的意念成功，借歷史潮流之力是必要不充分條件。
如今，德國作為全球少有的高新技術輸出國也開始將“技術之門”越關越緊，對於尚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全球大多數國家而言，離夢想越來越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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