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国民政府中很少提及黄兴和宋教仁?

源遠1


提还是提的,“很少提及”也是事实,最突出的例子是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的《武昌革命真史》腰斩事件。

这部书三卷,是记述武昌革命史实较早、较翔实的书籍,作者曹亚伯,是武昌起义最早的倡导团体——日知会两发起人之一(另一位是张难先),因此弥足珍贵,中华书局获得版权后用锌版精印,书迷们翘首期待,结果书籍印好后却被当局查封,最终一一腰斩,仅极少数样本被有心人抢下收藏,直到1982年上海书店根据幸存的锌版重印,广大读者才有幸看到这部迟到了52年的力作。

台湾方面有人记述,说汪精卫、XXX(不知是谁)进谗于孙中山,说曹在武昌起义时人在伦敦,并非亲历者,“所述未必客观”,遭到孙中山驳斥,这种说法恐系为常大统领开脱——从情理上分析,不论《武昌革命真史》腰斩或宋教仁、黄兴的淡化,主要责任都应该由他来负。

为什么要淡化宋教仁?

首先,宋是中部同盟会的首脑,中部同盟会是孙、黄在东南沿海和中越边境屡战屡败后,极力主张“先从内地做起”,主张“革命党人入新军”的核心组织,而宋教仁、谭人凤的这一主张一直被孙中山极力批驳,认为“缓不应急”,甚至觉得会妨碍自己“大计”(孙的计划是在海外筹募巨款,继续在沿海发动起义,同时收买清军哗变),因此宋、谭等人更多是依靠日知会、华兴会、文学社、共进会等中部本土反清组织来展开自己的计划,这些组织中有的集体加入了同盟会,但关系相对松散(如华兴会,组织加入同盟会但不少骨干会员并未加入),有的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同盟会。这样一个班底居然发动了辛亥革命而且成功了,照孙中山的说法是“成于意外”(其实宋教仁也意外,因为清朝把起义军总部都连端了两个,但起义仍然照计划进行并且胜利了),这显然不是孙及同盟会众所乐见的,因此民国成立后孙很起劲地裁减湖北等中部首义省份的新军,并且让谭人凤淡出视线,但他无法遏止同样也是同盟会重要人物的宋教仁,甚至只能看着他搞出一个KMD(老KMD),并且在议会选举中得势。宋怎么死的且不去说,但孙可以借宋之死反袁,等袁也没了的时候,宋和他的那个老版KMD就必须尽可能地边缘化,否则他和他的新KMD何以高大上?常大统领作为孙的继承人,当然也继承了孙的利益所在,宋的历史地位当然不能一点都没有,但也只能“有一点“。

那么黄呢?在中部同盟会问题上,黄可是站在孙一边的。武昌起义后黄去武昌孙是同意的,且此后直到二次革命,黄都和孙而非宋是搭档。

然而再往后问题就大了:孙被二次革命的失败搞得灰心丧气,认为是自己权威不够、KMD太松散所致,就在陈其美等人怂恿下搞了个类似青帮的中华革命党,党员要有引荐人,要喝血酒,要向他个人宣誓效忠。黄对这一套完全不买账,未加入这个党,也从此和孙分道扬镳,自己郁郁而终。如果孙的中华革命党成了事,证明孙对、黄错,那么作为老朋友老战友,孙大约还能大度地给已故的黄一个褒扬;偏偏历史证明黄未必对,但孙错得更离谱,最后孙实际上是走回当年中部同盟会的老路,外加三大政策和苏的扶持才打开局面的,如果再让黄兴占据“C位”,那就未免太尴尬了。孙如此,常凯申就更甚——他可是陈其美的小老弟,而他手下占据文宣要职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则是陈其美的侄子,黄兴得罪的不仅是孙中山,更是陈其美,他还想红么?

顺便说,黄、宋在常记民国时代“托焦”也和“青红之争”有关系。

所谓“青红之争”,即青帮和红帮这两大黑社会体系的龃龉。

青帮脱胎于漕帮,俗称“合字”,习惯于和当局合作,讲究辈分和传承,体系严谨,尊卑分明,俗称“合字一条线”;红帮即洪门,历史课追溯到天地会,习惯上和当局对立,特点是没有统一的总首领,各堂口各自为政,会众以兄弟相称。黄兴、宋教仁都是红帮子弟,而陈其美、二陈和蒋都是青帮一脉。由于红帮在海外势力远大于青帮,孙在辛亥革命前在海外更多争取红帮支持,甚至想办法弄到红帮“洪棍”的职位,也因此获得许多海外洪门的资助,出钱出人,温哥华洪门甚至卖掉总部地产支持革命。但民国建立后孙转而信任、倚赖在上海起义成功的陈其美、李平书等人,排斥、打击原同盟会中红帮势力,而继承他衣钵的常大统领则连孙这种表面上的“洪门兄弟”身份都没有,他在“青红之争”中会向着谁不言而喻——于是宋教仁、黄兴这两个洪门系统的革命元勋就只能“排名靠后”了。

说来他们算走运的,毕竟虽然淡化但还是给留了俩板凳,同是辛亥元勋且同为洪门子弟的陶成章、王金发,下场还不如他们俩呢。


陶短房


看历史,容易使人麻木,只觉得公道不在人心,是非只在时势。谈民国历史书写,何以会淡漠黄兴和宋教仁这个问题,就有此感。

(图:1912年孙中山与整体辞职的临时参议院议员合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均在)

一直以来的民国史,从早期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邹鲁《中国国民党党史》,到后来两岸的历史教科书,确实都有意在淡化黄兴与宋教仁的存在感。

我浅薄以为,这个现象,论其最深层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文化向来有着最强烈的“正统观”。写史、论人、问政,以何为正统、以谁为正统,都是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而对于“偏统”人物,笔墨上会加以消解、稀释。

很明显,在传统中国,一个王朝,即便已在政治上征服了所有疆域,但这种政权上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域上的掌控。因此,如何书写历史、消除部分人物的贡献、产生新的权力认同,是中国历朝历代王权的惯用伎俩。

而中国近现代史,是国共两党共同执笔书写的历史。孙中山先生是国共两党都追奉的名誉“太庙”,孙先生是各自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但凡有妨碍其伟大性的人物,都会两方不约而同地有意排斥,是可以想见的。

因此,在国民政府的正统叙述中,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这一传承脉络代表着他们的正溯;而在我们的历史谱系中,孙先生也是革命先行者,以其真正的继承者自居,视蒋氏为叛徒而已。

因为孙先生必须是正统谱系中的“中心人物”,因此,黄兴也好,宋教仁也罢,包括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一系,都已经是这一正统观之外的斜枝,在中国现代政治体制的社会里,有意淡漠他们的存在,本就是极其正常的事情。

从会党起义,到辛亥革命,到国民党的出现,再到中华民国的成立,史学家黄彰健先生说这一历程是“三驾马车”主导的:孙文、黄兴及宋教仁。

也就是说,黄氏认为,推翻满清、缔造民国、开创宪政,黄宋二人的贡献并不亚于孙文,当年的威望也并不输给他,三人本身应该是平行的。而后孙文的地位越来越巩固,成为两党共尊的“国父”,而黄宋二人的声名越来越黯然,多少是有点不公平的。

(图:被刺杀的宋教仁。刺宋者,是袁世凯势力,还是革命党人委派,如今已成疑云)

他说,核心原因在于民国政治的正统叙事,不容一国三主,两党史家都有意漠视他们的存在。 黄先生的论述可能有点偏激,但我个人觉得,未尝没有道理。

我们先看黄兴。一般认为,晚清推满革命,论功劳、论品德、论声誉、论威望,黄兴只会在孙中山之上,而不会在其下。他的一生,“数冒艰险,卒底于成”,“缔造共和,首兴义旗”,是“功在国家,薄海同瞩”的一生。所以章太炎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辛亥革命,表面上孙中山是首脑,而实际执行人实为黄兴。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仅次其位任庶务。孙中山的职责主要在外宣扬与筹款,而实际时务、策反、组织武装、起义等活动,都是黄兴在执行。黄兴在革命党人内部的威信,一直都强过孙文——革命党内部的江浙帮与湖南帮一直都不服孙先生,多次发起“倒孙运动”,都被黄兴等人或苦口婆心劝导压制下来。

(图:

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戴季陶等人合影)

因此,一直到后来民国成立,黄兴在革命党人中实始终处在一种“功高震主”的微妙位置,要不是其人谦让,一心为革命没有权力欲,完全可以“取而代之”。

我们再看宋教仁。别的不谈,单论宋氏最为突出两项历史功绩:其一,是制定中华民国民主宪政框架,被后人誉为“宪政之父”。他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即起草《中华民国鄂州约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共和政权全面的设想与安排。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任法制院院长,一举制定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国之成立,乃在有宪法”。


其二,国民党总成孙先生为“先总理”,但“国民党”之有“国民党”,实因宋教仁而来,他是名副其实的创党领袖。正是他,把作为革命党派的同盟会,彻底转型改造为具有现代议会性质的政党——国民党。也是宋教仁之死,给坚持革命的孙文一派人提供了道义上的借口,得以撇开初步建立的五族共和、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挑起发动“二次革命”,从而推动着蒋氏的上台,甚至是我党的组建。

(图:湖北武昌辛亥革命博物馆——所呈现的历史面貌也是淡化黄宋功绩的)

所以后世史家论民国史,说黄兴是“无公则无民国”;说宋教仁是“民国国父,实唯钝初”。只因政治诉求与利益分化,他们逐渐成为民国官方历史书写中的异己分子,实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公平的。

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实事求是,史德特重,方为“国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是谓之“实录”。如果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那么,黄兴与宋教仁,理应同样是伟大的。

对待历史人物,固不能无事生非,但不应该扬此抑彼的。您说是吗?

2018,10,4,午间闲谈

感谢大佬们赐阅。会勉力每天都写三两篇随感。欢迎关注、点赞、留言批评——虽然我是不会改的

刘愚愚


因为黄兴、宋教仁跟孙中山不太对路,他们两个的地位多少有点类似于我党初期的陈独秀、张闻天等人,区别在于黄、宋的地位更高。

在二人死前,他们俩与孙中山的地位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平起平坐的。

先说黄兴,黄兴与孙中山的关系就像我党的朱德与毛主席。国民党的人曾经说“朱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用在孙黄身上也很合适。孙中山有思想,有理论,有号召力,可是他的缺点也很明显——不会打仗。

孙中山是医生出身,对军事一窍不通,冲锋陷阵这种事,还是得黄兴来。

在辛亥革命以前,同盟会组织的所有武装起义,几乎都是由黄兴领导的。所以辛亥革命初期,武昌的起义军对黄兴的期盼远多于对孙中山的期盼。黄兴的地位、威望也丝毫不弱于孙中山。不过此人向来淡泊名利,只求做事,不求地位,对于孙中山的领袖地位,黄兴一直颇为维护。

不过宋教仁死后,孙中山决意要发动二次革命,与袁世凯全面翻脸。而黄兴则认为国家初定,凶手还不确定,不能贸然行动,两人产生了巨大分歧。

果然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孙中山之后痛定思痛,认为是因为党内不团结才导致失败,所以他要组织只忠于他一人的“中华革命党”,汪精卫、胡汉民就是此中代表。而黄兴则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与孙中山分道扬镳。

因此,在自诩为孙中山继承者的蒋介石掌权后,自然不会给黄兴过多的赞美喽。

而宋教仁则更加厉害,他与黄兴一样,都属于实干派。

宋教仁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对法律很有研究。可以说民国的宪法就是宋教仁一手创立的,他是立法院的院长,当时才二十多岁(死的时候也才三十一岁),可见英雄出少年。

而宋教仁更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建立了国民党!

任谁都得承认,国民党是宋教仁创立的。

民国建立初期,实行过名义上的议员政治,袁世凯本人当时也不太反对。而同盟会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甚至有颇多的江湖气息,像个黑帮一样。宋教仁是现代政治的专家,为了改组同盟会,也为了在议会中争取力量,他决定建立国民党。

国民党除了同盟会之外,还聚集了几十个大小政治团体,当时的国会分为宋教仁的国民党和黎元洪的共和党两派,最终宋教仁占优,得到了组阁权,准备出任内阁总理。



结果我们都知道,宋教仁还没赴任,就被暗杀了。

但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宋教仁对袁世凯的希望远大于对孙中山的。因为他属于实干派,袁世凯也属于实干派。因此宋教仁对孙中山颇不感冒,这也是后来孙中山脱离国民党独自建党的原因。宋教仁弥留之际,遗书都是黄兴、袁世凯的,他让黄兴嘱咐袁世凯,要坚持宪政和议会制度,并让袁世凯不要以他的死而丧失信心。宋教仁还交代了自己的遗物和赡养母亲——只字未提孙中山。

结果他死之后,居然是孙中山打着为宋教仁报仇的旗号,掀起了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宋教仁泉下有知,不知道做何感想哦~

所以就应该知道宋、黄为什么地位不高了吧?因为这两位跟孙中山本不是一路人,1919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后,他们俩的印记也就从国民党中抹去了,自然地位没有孙大炮高喽~


小约翰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说不提及黄兴和宋教仁,是胡说八大。

随便找一本民国的历史书,哪里没有黄兴和宋教仁?

如果没有这两人,民国历史根本就没办法写。

最多这么说,在国民政府有一段特殊时期,没有太多提及黄兴和宋教仁。

原因也不复杂。

无论是黄兴也好,宋教仁也罢,他们和孙中山都曾经有过重大的分歧。

比如宋教仁,反对孙中山的主张,天真的认为可以通过民主制度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民主和富强。

结果射入宋教仁体内的那枚子弹,证明宋教仁是完全错误的。

至于黄兴,反对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认为这不符合民主精神,认为孙中山是独裁。

这无疑是极其可笑的观点。黄兴支持的所谓民主的国民党,刚刚在二次革命中惨败。

松散的乌合之众国民党,被袁世凯一击就出现内乱,大部分人倒戈投降,有的还反咬一口。

事实证明,松散的所谓民主政党,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还会演变为各种野心家和投机者的工具。

黄兴的观点,不但脱离实际,而且堪称荒谬。

正式由于黄兴和宋教仁都反对过孙中山,当年特殊时期不愿意揭露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所以多一笔带过而已。


萨沙


这里的国民政府其实就是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很少提及黄兴和宋教仁,原因在于三点:

1,国民党脱胎于同盟会,派系林立,而黄宋二人属于靠边站派系。

2,国民党政府江浙派为主,湖广和两广靠边站。

3,黄宋二人死的早,没参与孙中山二次创业和国民革命战争。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实际创办人,而黄兴长期担任同盟会二把手,这两人被国民党遗忘,真是人情凉薄。

听丹水君给你一一道来。

1,国民党脱胎于同盟会,二者派系林立,而黄宋二人属于靠边站派系。

1905年,日本间谍组织黑龙会牵线搭桥下,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同盟会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而来。

兴中会是1894年夏威夷成立,孙中山的嫡系。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会长为黄兴,副会长为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光复会1904年王嘉伟、蒋尊簋、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人在东京成立。

擅长暗杀的光复会老大陶成章被暗杀,蔡元培专注教育,光复会一系就没有了。而黄兴和宋教仁为代表的华兴会,大都从事议会工作,没有机会在广东获得一席之地。

二次革命后,国民党被解散,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对他效忠,黄兴愤然离去,黄兴极其部下再也没有机会参与革命活动。

2,国民党政府江浙派为主,湖广和两广靠边站。

蒋介石的嫡系中,主要是CC系和黄埔系,特务系统中,军统和复兴社也很厉害。而元老这边主要是西山会议派和政学系。

地方势力也是盘根错节。其中宋教仁和黄兴带代表的湖南派最差。孙中山去世时,国民党三足鼎立,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蒋介石因为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直接掌握军权,另两派就被打压了。

3,黄宋二人死的早,没参与孙中山二次创业和国民革命战争。

宋教仁死于1913年,他对民国最早的议会政治尝试贡献很大。宋教仁一死,议会政治就结束了,北洋派和国民党一起转向专制。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把革命党变成个人私器,遭到黄兴强烈反对。黄兴愤而出走。后来虽然在护国运动中做出贡献,但很快英年早逝。

国民党的真正发达在十年后,1924年开始,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国民党终于找到革命的政权姿势。但,宋教仁和黄兴都没有机会参与。

黄兴的儿子黄一欧,15岁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最年轻的会员。民国时期,黄一欧曾在湖南长期活动,但因为湖南长期是南北战争的最前线,黄一欧和黄兴的老部下始终没有形成湘系势力。黄一欧后来在孙中山之子孙科手下当立法委员十年,最后也为湖南解放做出了贡献。

宋教仁儿子宋振吕曾在国民党政府当审计官员,心脏病去世时,年仅36岁。


历史知事


一大堆洗地的!多简单的事啊。黄兴后来于要独裁的孙大炮不合出走,他是刮民裆里左派的创始人之一。宋教仁很有可能就是刮民裆内部人员给暗杀的,具体是谁却被故意掩盖了。但这么多年分析下来不太可能是袁大头,倒是指向了某位裆内大佬。这两位都是当时刮民裆内功高德勋人望极高的,而且他们还都干过很相似的事,那就是要以和平手段获得国家政权。黄兴反对“二次革命”,宋教仁要用议会斗争获取胜利。而当时他们的主张与举动也获得了包括裆内相当数量裆员的支持,同时也被以某位大佬极其忠实打手(其实是个投机分子、政治流氓、极右翼、叛徒、步兵连长)嫉恨。宋教仁的死很有可能就是后者为了政治冒险干的。这从宋的挽联里可以看出来。还有一个人必须提一下,那就是廖仲恺!廖仲恺是前二者的集合体,而廖仲恺“不明不白”的被暗杀后,谁得利最大?因此,刮民裆怎么会去宣传黄兴、宋教仁以及那个最悲惨的廖仲恺?顺便提一下,廖仲恺在政治大流氓、反革命首脑、屠夫、军事白痴、日本奴才到来之前还兼任黄埔军校的校长于教务主任。


啥都缺1


现在说的国民党史家,基本是蒋介石御用史家,而蒋介石又一向自命是孙中山的传人,谁和孙文过不去的,当然不会有好脸色。

先说宋教仁。宋教仁是湖南人,和黄兴是老乡,都是所谓华兴会的,从清末革命开始,他们和孙文的广东派就疙疙瘩瘩,合作并不愉快。

类似的案例,也体现在江浙派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的光复会上,他们更是公然与孙文派叫板,而在争夺南洋华侨捐款问题堪称死敌(反清不反清还是次要的)。


从宋教仁的日记来看,他是十分瞧不起孙文的。当然,在早期的革命党中,宋教仁算是能说能写,学识不错的,所以他看不起孙文也很正常。

辛亥革命后,宋教仁在总统制、内阁制和迁都等问题上均站在孙文的对立面,这个革命党内部都看得非常清楚的。

而后,在民国的第一次选举中,宋教仁领导国民党(非后来那个国民党)大获全胜,并极可能出任首届总理。然而,就在宋教仁北上之时,宋被人刺死了。

谁刺杀了宋教仁?现在很多人说这是迷案,其实没有什么迷案不迷案的,因为几乎所有的证据和逻辑都指向孙文的死党陈其美,信者恒信,不信者不信,不必多说。


至于黄兴,按说该好好给他表表功的,毕竟,来清末革命时,孙文做革命生意时,黄兴是他的项目经理,每次搞事都是黄兴现场指挥施工,反正不管成也好败也罢,死活不管,只管拿这些事去继续募捐搞钱。

黄兴毕竟是秀才出身,当然他也不傻的。革命理想固然要有,但这种搞事多搞两次他也摸出门道了,所以他也摸出了孙的诀窍了,搞事是必要的,成败更是次要的(总之都是败,也没成功的打算),兄弟我先逃为敬!

黄兴的常败将军之名,就是这么来的。事实如此,并没有污蔑他。确实没有胜过哪怕一次。事实上也不可能。

黄兴也是没办法,这些搞事本身就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但他没辙,因为他没钱么!

等到民国年后,黄兴也算暴得大名,孙黄齐鸣,很是弄了点钱。所以,在二次革命后,这帮人都逃到日本,孙文又要鼓捣什么中华革命党,还要大家按手印向他效忠。

黄兴这会可不比之前了。他已经有经济基础了,不想再给孙文当马仔了。所以两人一拍两散,各搞各的了。

后来,好在黄兴死得早(1916),不然他和孙文的关系是更难处理的,历史也就更不好评述了。

现在知道国民党方面尽量不提宋教仁和黄兴了吧,因为他们是当内负能量么。


坑爹史册


这个题问的很好,对我们了解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历史很有帮助!纵横也借着这道题来探讨一下民国时期国民党方面一些被隐藏的事情。

宋教仁和孙中山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宋教仁是在创立同盟会时就反对孙中山,而黄兴则是在孙中山二次革命的时候和孙中山分道扬镳。

尽管国民党将建党日定在1894年11月24日,也就是1894年兴中会成立的日子,实际上控制国民政府的“国民党”是在1919年孙中山改组后成立的,跟1912年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是两码事。

早在创建同盟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同盟会实际是同盟,孙中山的兴中会只是其中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华兴会以及光复会。其中兴中会(广东)的成员主要包括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而华兴会(湖南)是黄兴、宋教仁等,光复会(江浙)陶成章、章炳麟。

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宋教仁就不服孙中山,1907年因为同盟会的矛盾加大,光复会退出,孙中山带着汪精卫、胡汉民、黄兴到南洋另组总部,实际上从上文也可以看出,同盟会内部的地域问题是很严重的,宋教仁和孙中山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对于武昌起义,宋教仁比孙中山影响大一点

纵横首先想要抛出的观点是,武昌起义及辛亥革命跟孙中山也就一毛钱关系,很多人都以为整个辛亥革命都是孙中山推动的,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太明显。

孙中山和黄兴曾经组织过N场起义活动,但是范围都是在广东等地区,在孙中山看来,广东才是最适合革命运动的地方,这从后来孙中山二次革命的时候依然选择广东作为根据地一样,然而武昌起义是在湖北,所以,武昌起义跟孙中山没有太大关系。

反而跟宋教仁他们有一些关系,在1907年宋教仁等对孙中山太失望,并且对于孙中山在广东地区零星的起义方式并不认同,因此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主要领导革命党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革命中心,并且制定了1913年在两湖及江浙起义的战略部署。

武昌起义的革命组织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并不属于同盟会,但是纵横认为受宋教仁的影响更大一些。

辛亥革命成功后,尽管各方打着同盟会的旗号,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宋教仁对孙中山很反感,相反宋教仁人更愿意袁世凯当大总统,袁世凯要在北京建立政权,宋教仁也同意,宋教仁要当总理组阁,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重组“国民党”,自己当了老大,但是宋教仁在北上的过程中被人刺杀,成为民国一大要案,关于幕后真凶现在也在争论。

孙中山要建立一个完全效忠党魁的政党和黄兴分道扬镳

这里咱就不讨论宋教仁被谁杀的问题了,争议太大,谁也咬不准,但是宋教仁死后,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了,孙中山随即宣布二次革命,要护国,到广州去建立政权(再次可以看出孙中山的地域情结)。

但是,鉴于同盟会组织的松散性,孙中山决定建立一个完全效忠党魁的革命政党,既为中华革命党,这一点被黄兴所反对。

黄兴在革命期间一直追随孙中山,两个人分工不同,黄兴在前线抗枪打仗,孙中山在后面鼓吹革命,可以说,孙中山的威望很大一部分是黄兴打出来的,但是此时面对孙中山所要建立的政党,黄兴则拒绝加入。

1916年年仅42岁的黄兴因病去世,孙中山亲自主持治丧活动。

国民政府实际是“广东帮”与“江浙帮”的天下

题中所说的国民政府,则是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的,政党是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命名的“国民党”,在这里面,黄兴和宋教仁这些湖南人都被排除出去了,根本已经没有影响力了,而且即使在同盟会内部和孙中山他们也不是一路人。

孙中山组建的广州国民政府实际上名副其实,因为这里面有影响力全是广东人,很多人可能要提蒋介石,其实蒋介石在孙中山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算什么,只是以粤军参谋长的身份担任黄埔校长。

孙中山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没几天就死了,这个时候国民党内部就是广东帮的天下,政治上是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人把持,军事上以许崇智(老蒋的顶头上司)为代表,后来老蒋以一己之力,在国民党形成了江浙帮。

国民政府内部的斗争形势也很激烈,比如廖仲恺被暗杀,胡汉民被驱逐,许崇智被排挤,汪精卫被逼辞职等等,早就把曾经的革命元勋宋教仁和黄兴的影响冲淡了。

孙中山说,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总还是要向前看的,在革命风起云涌的环境里,宋教仁和黄兴又能翻起什么大浪。


史论纵横


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在广东成立,是为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是孙中山一直的夙愿,不过一直到孙中山去世,他都没有完成这个愿望。广东国民政府实行的是委员制,成立之初一共有16名国府委员,包括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许崇智等人,而这些人都是孙中山生前最信任的一批人。

广东国民政府在对外宣传中以孙中山的遗教为核心,而当年同为同盟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的领袖人物的黄兴和宋教仁在广东国民政府的对外宣传中则属于革命先烈,与孙中山并不在一个级别上,武汉国民政府依然延续了广东国民政府的做法,部分时期甚至连苏联的列宁都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单独宣传之列,但是没有黄兴和宋教仁,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更是出现了进一步深化孙中山的情况,全国各公共场所甚至要悬挂孙中山画像,学校里面要学习总理遗教,政府开会的时候也要先读总理遗教。1940年重庆国民政府通过法令确认孙中山的国父地位。

黄兴和宋教仁被国民政府冷落首先与他们对国民政府的成立没有贡献有很大关系。黄兴于1916年去世,而宋教仁去世的更早,在1913年就已经被刺杀,所以他们与后来的国民政府的成立没有直接关系,因而他们没有被突出纪念也是情理之中。

其次这与国民党内历史久远的派系之争有很大关系。孙中山不管在同盟会内还是国民党内实际上都只是其中一个派系的最高领袖,即兴中会系统,而黄兴和宋教仁则属于国民党内的另一个系统,即华兴会系统,而且宋教仁和黄兴在一些具体革命策略上与孙中山曾经有过分歧,晚年的黄兴甚至与孙中山分道扬镳。所以当属于孙中山系统的国民党人在建立了国民政府以后自然不会突出纪念黄兴和宋教仁。


青年史学家


因为“ 黄兴、宋教仁 ” 二位先烈主张《法 制》!而【 孙中山 】主张主义,提个人崇拜。《 法 制 》是要约束天下的。【主义】只是一个形容词,什么叫主义?怎么体现出来?有标准吗?确切地回答;没有!权威说了算,当时、宣传主义的这个人 正好迎合了【袁世凯】的“心灵感应”,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发展途径,对 事后发展 就要看手段了。黄兴死了!宋教仁死了!黎元洪告老还乡!武昌起义的中心思路、推翻清政府的宗旨、全被【袁、孙】二人的【权欲】给占有了,一个复辟了,一个开战了(北阀)谁都是为了【权欲】,都忘了 立宪、立法!。中国人从历史上就不喜欢《法家》,喜欢《儒家》的玩意儿,有权者说了算,君臣制,君叫臣死、臣必死,儒家的忠,父叫子亡、子必亡,儒家的孝。千百年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以 侵蚀 到土壤 里了,至今 都 不 能 容 那些 宣传 法 学 的人!所以;黄兴、宋教仁 中国的权势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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