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帝從乾隆後期的社會現實中悟到:貪官汙吏的窮奢極欲、醉生夢死給封建政權以極大的腐蝕和損害。親政伊始，嘉慶帝就降諭停止貢獻，停止各地進貢珍奇寶物，並禁止新疆葉爾羌為宮中採玉，下令將運輸途中的玉石就地拋棄。
下詔求言是嘉慶帝整飭吏治的又一措施。嘉慶帝要求九卿科道，內外臣工，甚至庶民布衣，上書直言。他親自處理了乾隆朝因直言而獲咎的曹錫寶、尹壯圖案，給蒙冤者予以昭雪，一時間言路大開。然而，他卻不能容忍那些對最高統治者加以懷疑的言論和傾向，對那些有損於封建政體的言論不可能無動於衷。洪亮吉上疏直斥時弊，矛頭指向皇帝本人，嘉慶帝就絕難容忍。他在處理洪亮吉事件時不夠慎重，使已經形成的廣開言路的局面大打折扣。
整飭吏治是嘉慶帝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為了擺脫封建統治的危機所採取的一種措施。這種措施對緩和社會矛盾、擺脫危機局面起到一些積極作用。但是由於歷史和嘉慶帝本人的侷限性，只能是對封建政體進行有限的補救，不可能徹底地解決根本問題。
禁呈寶物：
廣州十三行插屏：此插屏是當時廣州貢品之一。 其用料昂貴,雕工繁細，以節儉自勉的嘉慶帝反對如此奢靡浪費，因而嘉慶一朝,這種大型牙雕很少進入宮中。
繡花團扇：
此扇設計巧妙,絹面繡花鳥樹木,畫面簡潔明快，精美細膩，製作很費工時。
雕漆攜琴訪友圖筆筒：此器全身雕山水人物，以反映傳統士大夫情調的攜琴訪友圖景為主要形象。筆筒漆層厚，雕刻深，規整而細膩,景物層次分明，刻畫入微，署有嘉慶年款。
簋式玉爐：仿青銅器造型的工藝品在清代官廷較為常見，滿族統治者為表明其仰慕先進文化，因而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力圖反映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禮制精髓。這種仿青銅器的玉器雕琢比其他工藝仿製更為耗材費工，顯然違背了嘉慶帝的節儉精神。
四管玉爐：此種器物在乾隆時期的瓷器中也曾出現。它在嘉慶朝出現，無疑是乾隆末期追求奢華之風的慣性延續。
玉雕羅漢像：乾隆帝平定回疆以後，常出示奇寶向世人炫耀，並屢次從新疆採運玉石做成各種玉雕器物。嘉慶帝明諭不必行解新疆葉爾羌的大玉。以玉質材料製作羅漢像，並非用於宗教事務，而屬於一種賞玩品。嘉慶朝各種玉雕較之乾隆朝大為削減，是嘉慶帝禁止新疆採玉入官措施的直接成果。
下詔求言：
洪亮吉(1746-- 1809年),字君直，號北江，江蘇陽湖(今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進士,殿試時被乾隆帝欽定為一甲二名。他與當時著名學者戴震，王念孫，孫星衍、章學誠、翁方綱等人過從甚密。洪亮吉是中國早期的人口論者，他於乾隆五十八年寫出《意言》一書， 指出人口過度繁殖是當時社會貧困的根本原因,並提出人口與財產協調增長的主張，這比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出現早了5年。後因嚴厲抨擊社會弊端而冒犯皇權，被髮配伊犁。
處理洪亮古一事，反映出嘉慶帝施政的脆弱和不徹底的一面。儘管嘉慶帝矢志改革內政，但只能是皮毛動作，而不能根本地解決實質問題。
整肅風氣：
嘉慶帝十分重視八旗旗務建設，採取了許多措施改善旗人生計。此碑文為嘉慶帝御筆，刻於嘉慶十三年(1808年),告誡旗人要保持艱苦創業的優良傳統。
禁止賭博和娟妓，是嘉慶帝為整頓社會秩序，嚴正社會風氣所採取的措施。此碑刻於嘉慶二十年(1815年)。
號召社會力量開展公益活動，是當時的一種社會現象。此碑記載絛行設立義團，承擔某些社會公益工作，如為客死良師而無人處理的屍體科理後事。該俾刻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七月二十二日。
內政的疲敗是清王朝走向衰敗的一個重要標誌。當時案件不隨時完結,以至拖延數十年，在押病斃犯人數十人。這張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 傳訊票反映出當時官場的一些情況。
嘉慶朝以前，捐納所得，在國庫中所佔比例較小。嘉慶以後，財政拮据，捐納急劇上升，捐官人數愈多，吏治癒加腐敗。捐納必然導致官場腐敗，使得整傷吏治有其始而難克其終。此執照是嘉慶十年(1805年)戶部發給江惠的捐官執照，也就是一種花錢買官的字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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