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報記者 顧文俊
儘管從去年安倍晉三意外出席中國駐日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以及今年五月李克強總理首次訪日重溫和平友好條約的精神，兩國公眾就已經覺察到中日關係回暖的跡象，但是，安倍首相此次訪華之旅及其帶來的一系列輿論反應，還是讓人有一種“怎麼一下就變好了”的感覺。低迷與困局彷彿還在眼前，新形勢、新平臺、新時代、新階段的光景卻分明已經拉開序幕。如果從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時間算起，中日關係正好走過四十年浮沉，光陰荏苒，歲月不居，四十年之後的今天，伴隨安倍的長期執政與兩國領導人的互訪，兩國對彼此的認知是否也已穿雲破霧、走進不惑？
《顧問》本期訪談嘉賓：旅日社評作家、《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 蔣豐
務實：戰略的重心
顧問：您受邀參加了25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的招待會，從現場都有哪些見聞感想？這既是歡迎安倍首相來訪的招待會，也是對《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週年的紀念，40年來，我們有過蜜月，也陷入過低迷，俗話說“四十而不惑”，中日關係是否已至不惑？
蔣豐：招待會雖然由對外友協主辦，但為招待會致辭的是兩國總理，足見其層次與規格之高。我沒有做過準確計算，但從現場800多人的規模來看，我估計日方代表團的所有成員都參加了當晚的招待會。談到中日關係，我建議從戰略的角度而非細節上來看，中日兩國現在終於找到了戰略共同利益，對此，我們要有一種戰略的定力和自信。一方面，安倍帶領的500人代表團以及在中國簽署的50個協議，就是這種共同利益的抓手。另一方面，自2012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7次會見安倍，從中也能看出中方的戰略耐心和誠意。
回過頭去看，安倍第一次、第二次上臺都揹負著外交的負遺產，2006年揹負的負遺產是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六度參拜靖國神社，2012年揹負的負遺產則是野田佳彥政府對釣魚島實行所謂的國有化，無論是歷史認識問題還是領土主權問題，都是中日關係的紅線問題，安倍在此前提之下與中方共同努力化解困境，體現了雙方的戰略目光。當然，中日關係能迎來今天，也是國際形勢百年未遇的變局之下的結果。
顧問：今年實現的這兩次首腦互訪給中日關係帶來了什麼樣的新局面？政冷經熱能否改觀？經濟上是全面合作還是競合交錯？
蔣豐：首先需要強調的是，中日關係通過兩國總理互訪回到了正常軌道。其次，從安倍帶領的500人代表團可以看出，日方也意識到了政冷經熱的問題，並希冀有所改變。改變現狀不只是中日雙方的意願所致，同時也要看到外部原因（美國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倒推了中日經濟交融，日本也欲藉此體現獨立外交的傾向。這次中日雙方談及的問題包括領土主權、高科技、金融、經濟合作、“一帶一路”、開發第三方市場等等，面雖然很廣，但還是以經濟為主。我覺得，中日兩國只有在務實的道路上攜手前進，才會更有前景。
理解：感情的基礎
顧問：“經貿互利”與“戰略互惠”的目標很明確，但在“國民互信”這方面不容樂觀。民調顯示，日本民眾對華好感度遠低於中國老百姓對日好感度，他們為什麼不喜歡中國？
蔣豐：兩國的國民感情確實在不斷變化，中國人對日好感提升，日本人對華好感卻不夠明顯。但對於民調的可信度，我們也要打一個問號，因為它是在輿論的引導之下生成的數據。從我個人接觸到的情況來看，我沒有看到日本民眾對中國有多大的反感。但是，中國的快速成長和崛起的確使得日本社會感到不安、迷茫和彷徨。此次安倍訪華終止了日本ODA對中國的援助，面對經濟總量上已經趕超自己的中國，作為曾經的施予者，日本人的內心肯定會有些落差與不適，對此，我們應當表示出理解，並以我們的實際行動和誠意去感動它，而非刻意地強調這些。
顧問：能否以美好生活、新時代、正能量、命運共同體等理念為紐帶，振奮低慾望的消極的日本社會，使兩國年輕人獲取積極的共鳴？
蔣豐：我覺得利益共同體的概念可以引起他們的共鳴。日本也意識到，偌大的亞洲，不可能一強獨大，而是兩強並存的局面，這種思想的轉變可以融入到打造共同體的過程之中，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沿線聯合打造更多的公共產品，這些在未來都充滿可能。
顧問：在歷史等敏感問題上我們對安倍政府是否依舊 “聽其言、觀其行”？
蔣豐：歷史問題、領土問題、臺灣問題以及包括人權在內的價值觀問題，在未來的中日關係中都會成為一張張牌，會不時地出現在兩國的關係中，但在經過不斷的出現和切磋之後，我相信，兩國的高層已經知道如何既熟練又穩妥地去處理這些問題。
顧問：這趟行程對安倍個人的政治生涯能加多少分？
蔣豐：我覺得此訪會鞏固他的政權。在處理對美、對俄等關係問題上，他都付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此之前，唯一欠缺的就是對華與對朝的關係改善。現在有了中日兩國總理互訪，明年甚至還會進一步加強高層訪問，一定會對其長期政權起到促進的作用。如果隨後在對朝問題上也加大解決問題的力度，他的長期政權就更沒有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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