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工党？

2018年9月26日，英国工党年度大会在利物浦闭幕，工党领袖科尔宾在大会上发言，谈到“脱欧”：“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们接受并尊重公投结果，但尊重民主决定并不意味着为鲁莽的脱欧议程开绿灯，这将使英国陷入特朗普式的权力竞争中。”

记者王梆是一名在英国的长期观察者与书写者，2018年她“打入”工党内部，写出近2万字的长篇报道《忍冬花的春天——走入新崛起的英国工党》，为读者介绍在英国社会的右翼环境中“突然冒出的一股强大阻力，它就是杰里米·科尔宾领导下的工党。”

本文完整版较长，现摘取其中片段，与各位读者朋友分享。

忍冬花的春天

走入新崛起的英国工党（节选）

文 | 王梆

本文选自《单读18：都市一无所有》

1.

科尔宾与英国左派思想的回归

如果说The Pop Group是朋克阵营里的反资本主义政治明星，那么科尔宾就是英国政坛的反资本主义朋克明星。

杰里米·科尔宾，英国工党领袖，自1983年起代表大伦敦北伊斯灵顿选区担任议员。科尔宾是社会主义运动团体、巴勒斯坦团结运动、国际特赦组织、核裁军运动与反战联盟成员。

20世纪80年代，当卡梅伦穿着黑色晨礼服和他的布灵顿（Bullingdon Club）同僚在牛津大学刷存在感时，科尔宾正在南非使馆门口反种族隔离声援曼德拉。这不是他第一次反抗暴政，他的“反骨”履历厚达三尺：

他是英国LGBT平权运动的先驱，先后28次反对保守党对同性恋的制裁；他反对撒切尔包庇智利暴君皮诺切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反对英国和西方政府向伊拉克销售武器，他亦是萨达姆对伊拉克库尔德大屠杀的坚决控诉者；80年代，为争取北爱和平，他和工党内阁大臣托尼·本恩（Tony Benn）一起，与北爱政要、当时的恐怖主义分子新芬党（Sinn Féin）展开谈判；9·11之后他开始反对西方政府对阿富汗的入侵，一直持续到2014年英国从阿富汗撤军为止；科尔宾不但反对其对手保守党，同时他也是工党的异端，先后617次“牧野倒戈”，反对布莱尔，反对伊拉克战争，反对新工党颁布大学缴费制……他最出名的反抗是：反对紧缩，反对铁路、医疗和基础设施私有化，反富人偷税，反核武器。

科尔宾认为贫富的剧烈分化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最严峻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跳出资本建制的樊笼。他还经常引用雪莱的诗句：

起来吧，像狮子初醒，

你们人多势众，不可战胜；

快摇落你们身上枷锁，

像把睡时沾身的露珠摇落，

他们有几人，你们众多！

他多年言行一致的优良品格，吸引了一大波像吉米·穆林那样，对“工党的初建原则”念念不忘的老成员。2015年9月，他以60%选票被选为党魁。他的获选使他在党内外树敌无数，保守党恨他，工党中主张向右看齐的布莱尔派也恨他，除了《独立报》和少数几份左翼媒体，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在变着花样唱黑他。讽刺的是，工党的队伍却在他上台以后，史无前例地壮大起来，英国左派思想也突然呈现汹涌的回归之势。

被誉为“今日奥威尔”的英国工党成员，左派作家欧文·琼斯（Owen Jones）、工党议员杰西·菲利普斯（Jess Phillips）、喜剧明星拉塞尔·布兰德（Russell Brand）等几十位左派公知的自媒体点击率动辄十万加。没有主流媒体的支持，很多左派便创建起了各种自媒体和民间应援队伍，从《金丝雀》到《我支持杰里米》，到《挺杰里米做首相》，应有尽有。

这些左派们的风格各不相同，呼声却基本一致，他们认同科尔宾的理念，呼吁保守党停止紧缩，尤其是针对医疗、教育、公共维护以及失业救济金和残疾人生活费的紧缩。

2.

“钱是什么？钱就是债！”

反对之声节节升高，保守党却丝毫不为所动，还搬出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ian）的人口控制论，声称在移民为患、税收不济的年代，僧多饭少，资源有限，每投入一分钱福利，就等于增加一分钱债务。英国确实债台高筑。2015年第一季度，英国政府负债1.56万亿，占GDP的81.58％，此外还有各种陈年旧债。

没钱难道不该勒紧裤带吗？

科尔宾的工党却给出了一个相反的解释。

伊恩·杨（Ian Young）是哈德邯村工党成员，拥有伦敦城市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现在《政治家园》（PoliticsHome）杂志从事编辑工作，亦是英格兰东南部安格利亚地区工党留欧阵营的领头之一。

“要弄清紧缩的问题，你必须了解债务的起源。”杨旋即在手机上给我找出了一条伊恩·塞维尔（Ian Saville）的笑话。塞维尔是英国当代脱口秀大师，他曾表演过一个生钱魔术（Free Money Magic Show）：

塞维尔从口袋里掏出六张钞票，说：“想象一下，这六张钞票归英国各大私家银行所有，每一张代表着整个英国的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其中的三张钞票被借走了以后，还剩多少张？六减三等于三？错！还剩六张。天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原来无论他们借出去多少钱，英国央行（The Bank of England）会默许他们自动原数补上。所以他们借出去三张，央行却允许他们维系原有的六张，再加借款利息，他们表面是借，实际上却赚了！这就叫作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我们再假设，私家银行手里揣着六张钞票，他们想拿出三张来赌点什么，比如现金兑换股市及其衍生金融产业之类，于是他们拿着三张钞票走进了金融赌场，尽管他们聘请的数学家们为他们算出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赢局，他们却把三张钞票赌得分文不剩。猜猜他们还剩几张？六减三等于三，三张？又错！他们还剩六张！天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哦，原来办法和之前一样……”

这则“脱口秀”彻底颠覆了我那幼儿园大班水准的金钱观。一直以为私家银行是一只小猪罐，我存进去100元，你存进去100元，它就拥有了200元。某集团要在太空建养猪场，需要将200全部借走，于是小猪罐就被清空了。

原来事实却是，银行的存款生意和贷款生意之间并无太大干系。私家银行只要按政府规定的储备比率（cash reserve ratio）向央行缴存一定的储备金，就可以合法贷款了。换句话说，私家银行只要从它那塞着200元存款的小猪罐里，拿出20元给央行作储备（若储备比率为10%的话），就可以合法地经营放债生意了——这就是当今流行的“部分储备金制度（Fractional-Reserve Banking）”，它的存在前提是“假设所有往银行里存钱的人不会在同一时间要求取回所有的存款”。

其实，只要有人不断地向私家银行贷款还款，小猪罐就不会被清空，“放债”因此成了私家银行的生财之道。德国之声纪录片《富人怎么变得更富有：世界经济中的金钱》（How the Rich Get Richer-Money In the World Economy）用3D动画模拟了银行放债生财的过程：你向某私家银行借1万元，为了证明你有还贷能力，国家政策规定私家银行要将一笔保证金（也叫押金）交由央行保管，如果押金是总借款的1%，那么在这笔1万元的交易里，它就是100元。央行收到这100元之后，私家银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放债”了。

接下来你的账户便会跳出“恭喜你，你有10000元入账”的字样，这不是真钞实银，只是一串数字，故而又被称为电子钱（electronic money），上文中脱口秀明星伊恩·塞维尔说：“无论他们借出去多少钱，英国央行会默许他们自动原数补上”——指的就是这串屏显为“10000”的数字。

不管私家银行借出多少，哪怕3000万亿，在未被归还之前，它都只不过是“电子钱”。只有当你打六份工累成狗，这串数字才经由你的劳动价值兑现为钱。当你偿还了这1万元加附加利息之后，银行便赚了1万元加利息，而它的成本仅仅是交给央行作保证那“100元”。

德国经济学家Max Otte在该纪录片里总结道：“银行用无中生有的方式创造了金钱。越有钱，金钱的雪球就滚得越大。”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还债能力。2004年，51岁的英国公民德里克·罗森（Dereck Rawson）因无力偿还16张信用卡总计10万英镑的债款跳楼自杀。此后，BBC制作了纪录片《金钱陷阱：银行如何通过债务掌控世界》（The Money Trap：How Banks Control the World Through Debt），聚焦无力还债的自杀人群。尽管如此，银行放债的热情还是有增无减。

2000年中叶，美国多家银行向根本没有还债能力的人兜售次级房贷（subprime mortgage loan），附带多项利诱条件，比如无须复杂的担保文件，三年内不用还贷，等等。银行家们打的算盘是，只要房价持续高涨，这些人就可以将手中的房子转卖出去，不但还了贷还可以净赚一笔，双赢。

曾在英国央行政策委员会任职的英国劳动经济学家戴维·布兰奇弗劳尔（David Blanchflower）一早就看到了这个泡沫，结果不出所料，人人都觉得他是疯子，同事们拒绝和他说话。在一篇与欧文·琼斯的对谈里，他透露了一部分原因：“会议上我最常听到的发言都是这样开头的：‘我在牛津大学的时候’，‘我在剑桥大学的时候’，于是我只好回应，我在柏格诺的时候……”

布兰奇弗劳尔的预见变成了现实，悲惨度堪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2008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了。房价“跌断坐骨”，房产泡沫破灭，很多业主不愿支付高额房贷，纷纷弃房而去，无力偿还的债款达到喜马拉雅山的顶峰，银行们破产了。受牵连的英国各大银行于是向当时的新工党政府呼救—用伊恩·杨的话说，银行家们赚得盆满钵盈时，他们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要求“政府零干涉”；一旦遇到破产，他们便想到了社会主义，哭着要福利。

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15日申请破产保护，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根据英国国家审计署（National Audit Office, NAO）的数据，当年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新工党政府东借西凑，前后花了11.62万亿英镑营救银行，这笔巨款甚至动用了纳税人的退休基金。在《资本建制及其裙带关系》（The Establishment and How They Get Away with It）一书中，（Owen Jones）写道：“2010年，英国公共债务相当于GDP的欧文·琼斯81%，比冷战后的平均水平高，却低于G7国家的平均水平‘GDP的105%’，然而私营企业的私债在2008年却达到了GDP的487%，其中金融业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英国央行还生造出一笔电子钱，用来购买政府债券，然后银行的理财机构便可向其他人出售这些债券。他们把它叫量化宽松，这种钱与通过劳动生产以及实物买卖创造的钱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很多人把它当作印钱。”艾伦·钱伯斯（Alan Chambers）说道，他是剑桥科技园一家跨国集团的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也是哈德邯村又一位坚定的工党成员。他通常不说话，但凡开口，却必有良言：“钱是什么？钱就是债！”他边说边掏出一张印有女皇头像的纸币，递到我跟前：“你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我承诺要向持票人偿还这张钞票的价值’，没错，在钞票等于黄金的时代，这承诺还算有诚意。可今天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不是黄金，而是债务。”

钱伯斯所言是有事实依据的。1970年初，越战的巨大开支，加之石油生产国的出口限令引发油价大涨，令美国捉襟见肘。于是美国抛弃了建立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开始自行印钱，从此结束了黄金和美元挂钩的历史，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

这一招却似乎相沿成习。从2009年起，截至2013年，英国央行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总共生造了4450亿英镑。尽管这项政策的实施者拼命否认这是印钱，并强调此举完全是为了让金融海啸后失去信用的私家银行恢复信贷业务，但是这笔钱并没有用来促进国民生产，而是转头上了金融业和房地产的赌桌。在《资本建制及其裙带关系》一书中，欧文·琼斯写道：“2013年秋，非金融企业迎来了两年半中最大幅度的下滑，尽管如此，银行还是像金融危机前那样，继续压榨着‘饥肠辘辘’的国民经济。”

每次提到这段历史，就有工党成员开玩笑说，这笔钱应该用直升机空投下来，至少捡到的人可以拿来补贴家用，而不是让银行家们转头又抛进赌场。

3.

“

这可耻的上万亿的私债公还，不但将穷人和中低收入者卷入贫困的深谷，也令NHS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保守党一方面加大了紧缩NHS运行资金的力度，一方面效仿美国的医疗模式，欲将NHS逐步私有化。

英国国民保健署（英语：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是对英国以下四大公型医疗系统的统称

“美国模式”到底是怎样的？带着这个问题，我采访了剑桥癌症研究中心的神经生物学家萨拉·菲尔德（Sarah Field）博士。

“美国的医保系统非常复杂，通常得拥有一份4万美金左右的年薪，才够资格配备像样的医保。医保单夹在工资单里，具体什么能保，什么不能保，依据雇主为员工购买的保险项目而定，很多人根本没有能力上医保。读博之前，我曾在美国做过几年护士，说起来也很讽刺，每天做着救死扶伤的事情，自己却没资格享受医保。”

“很多美国人生病了只能自己去药店买药，先买一个疗程，待发工资时再去买下一个疗程。如果有人突然晕倒在地，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查你的医保单。”菲尔德博士愤愤不平地说。她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美国人，她从小在美国长大，带着一口浓郁的美国口音。

据她说，美国的这种医保模式叫“责任医保”（Accountable Care Model）。尽管美国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曾拍过一部关于它的纪录片《医疗内幕》（Sicko），讲述加州的Blue Shield医保公司如何千方百计地拒付某脑瘤患者诊费的经过；尽管“病人被扔在洛杉矶头（Patient Dumping）”已成为国际丑闻；尽管美国有2800万人买不起医保，每年约有45000人死于无钱治病（数据来自The Nation，2016.6.20），英国保守党却对它垂涎三尺，发愿要在2020年前砍掉220亿英镑的NHS运行资金，同时将国有医疗资源外包给私营公司。

目前超过200亿英镑的国有医疗资源已经流入了私营集团手里（数据来自CHPI，2017）。被割喉放血之后，NHS越来越难以为继。自2010年以来，数百家医院被迫关闭，病床数减少了一半，目前已低于东欧国家的人均水平。保守党于是指着急救中心排成长龙的病患，感叹其“低效”、“落后”，更借机鼓吹私有化医疗。

“私有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曼彻斯特恐袭的受害者就得像美国恐袭后的受害者一样，自己掏钱接受救治！而当医疗资源落入私营集团手中，所有低成本的药会立马身价百倍。为了牟利，私营集团什么都做得出来。你想拷贝某个药方？不行，药品是有专利的，资本家一定会在专利到期前，把药方左颠右倒，成分丝毫未变，但改头换面可以再获得几十年的专利保护期。” 萨拉咬牙切齿地说道。

“怎样才能保住NHS？”我追问。

“选工党！”

“为什么是工党？”

“因为我相信科尔宾，我相信工党的初建原则。”菲尔德博士边说边从手机里刷出一张她作为专家代表出席英国议会的照片：“下次去议会，我一定要和科尔宾握手！”

4.

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能给统治阶级带来很多实惠

跟菲尔德博士一样，我并不质疑“工党的初建原则”。在具体对策上，科尔宾的工党也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比如停止减缩，减免大学学费，增收富人税，发展工人联盟（workers’co-op），开发以环保和再生能源为核心的实体产业，并呼吁用人民的量化宽松（People’s Quantitative Easing），让资本远离金融业的赌场，落实到实体产业中去，用实体产业恢复国民经济等等……所有这些，我都十分赞同。然而回顾工党的历史，却不难发现，“失败”两字曾不止一次写在它的额头上。

二战后，工党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为英国带来了新的繁荣和秩序：近乎零的失业率，3%到4%的年增长率……然而那段黄金岁月却未能延续。爱尔兰左派作家理查德·西摩（Richard Seymour）在其回顾文章《工党的失效》（“Labour isn’t working”）中写道：“有的事实鲜有人知，虽然很多重工业都实现了国有化，可直到60年代，仍有约75%的私有财富掌握在5%的顶级富豪手里。为了实现国有化，国家付给那些在二战中摇摇欲坠的企业丰厚的赔偿金，其中很多钱是借来的；实现了国有化之后，国有企业还是延续着私营企业的管理方式，工人和管理阶层是分离的，管理人员大多来自资本家阶层……战后经济的复苏，与其说是凯恩斯的光环普照，不如说是战争废墟带来了新的投资空间。”

在外交政策上，英国拿了美国的战后重建金，所以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战略方向上，必须得和美国保持一致……70年代，新自由主义崛起，为了不至于太左，工党更得在初心和阶级之间做出妥协，不但抑制工会的权力，还曾多次部署警力阻止工人罢工。

70年代以后，英国作为老牌殖民大国的地位逐渐没落，国有企业、工会和移民成了替罪羊，舆论导向迅速朝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靠拢。到了撒切尔执政时期，共产主义四面楚歌，新古典主义愈发蒸蒸日上，“铁路业”得到了和今天的NHS相同的紧缩待遇，资金贫血，效率滞后，乘客怨声载道，随后便被撒切尔的继承者们三下五除二地贱卖了。

今天，当我们的工人还在为改善“奴役的现代性”而奋斗时，这里的工人早已一整代一整代地消失。一战前后曾出产8亿码布匹的英国西北纺织工厂，被原材料和人工更廉价的东亚工厂逐渐取代。而到了80年代，一块进口尸布宣告了英国本土纺织业的死亡。曾密布于曼彻斯特的纺织厂被改造成了商品房，或蒙德里安风格的“硅谷”。不仅是纺织业，英国的煤矿、炼钢等绝大部分制造业都相继“人间蒸发”。

英国记者尼古拉斯·康福德（Nicholas Comfort）在其著作《英国工业的缓慢死亡：一场60年自杀事件，1952—2012》（The Slow Death of British Industry: A Sixty-Year Suicide 1952-2012）中写道：“英国工业曾是巨人，现在是一个侏儒。”

1952年，30%英国产品源于自产，占据40％的劳工市场和25%的出口市场。2012年，英国制造业只剩8%的劳工市场和2%的出口市场，贡献着仅11%的GDP。很多下岗工人成为“慢性失业者”，在迈克·李（Mike Leigh）或肯·洛奇（Ken Loach）搭建的现实主义电影布景之外，循环“制造”着靠失业救济金或食物银行生活的贫二代。

尽管如此，全球垄断资本家们仍不满足于第三世界廉价的人力供给，因为再便宜也得支付人工，所以他们正在马不停蹄地研发机器人。最近两三年，机器化生产的成本已经低于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

2013年出品的Baxter，售价仅为22000美元，却能完成装载、卸载、分类和传递等工作，且不会要求三保一险，也不会搞街头罢工。美国技术革新家凯文·苏莱斯（Kevin Surace）在他的TED演讲《人工智能，人类劳动的末日，文艺复兴的到来》（“Robotics, AI, the End of Human Work, and a coming Renaissance”）里预测：“按这股趋势发展，40万制造iphone的工人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会被裁减到4万。”

Baxter机器人

很多选民却看不到这个正在显形的噩梦，尽管他们不想失去NHS，反对紧缩，也对路有冻死骨见哭兴悲，可他们穷尽所能找到的唯一解决方案却是“驱赶移民”。

在人类的悲剧史里，这似乎再正常不过了。我的好朋友，巴黎大学语言学博士、英国亚美尼亚学者、工党的支持者凯瑟琳·霍奇森（Katherine Hodgson）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6世纪初，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英格兰，烧杀抢掠，亚瑟王起身反击却失败了，于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留了下来，成了英格兰的祖先之一。然而很多英国人却死不承认自己身上流着移民的血，试图建立一个以盎格鲁人为中心的英格兰，更低智的是，他们把当年打过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亚瑟王尊为“爱国英雄”。

“就像英语是各种外来语的合成品，英格兰早期社会的雏形也是由各种移民塑造的。而那些试图建立盎格鲁中心地位的人却否认这一点，这种唯我独尊、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奠定了深重的基石，其表现形式是驱除外来者。对此，统治阶层是很拥护的，他们中间就有很多中心主义者。统治阶级操控的媒体绝不会告诉你某种语言是各种外来语的融合，就像《每日邮报》之类的报纸绝不会说原来英国人的祖先也是移民。

她的话让我立即想起了1964年大选：保守党向二战后从英属殖民地涌来帮助英国重建家园的移民开刀，在斯梅西克（Smethwick）选区贴出标语：“如果你想和黑人做邻居，那么就选工党吧。”（If you want a nigger for neighbour, vote Labour）结果旋即就拿下了该选区。

“如果我言行粗鲁，英国的民族主义者会说凯瑟琳·霍奇森是一个言行粗鲁的人；如果一个罗马尼亚人言行粗鲁，英国的民族主义者会说东欧移民简直都是一群野蛮人。” 霍奇森苦笑道。

今天的中心主义者，由于各种政治正确，似乎藏得比过去隐蔽。然而一旦统治阶层为了某种道德上的便利—比如需要替罪羊时，他们便会像毒蘑菇般冒出来，成为统治阶层驱赶替罪羊的工具。

这一点在2008经济危机后更为明显，保守党将紧缩的祸首转嫁于移民，为了巩固移民的魔鬼形象，保守党媒（比如《每日邮报》和《太阳报》等），动不动就将“英国肥婆和土耳其帅哥相恋被骗致倾家荡产”或“非洲裔单身猛妈生九子坐享伦敦中心六室一厅福利房”之类的“新闻”放在报眼上，这些洗脑式宣传非常有效，以致全英上下的民族主义者“见到皮肤稍黑一点的异族，就深信这些人是故意把自己晒伤、前来申请残疾人救济金的”——英国脱口秀大咖斯图尔特·李（Stewart Lee）在他的一栏节目中嘲讽。

英国喜剧家李司徒（Stewart Lee）吐槽UKIP的反移民言论。UKIP为英国极右翼政党。是英国一个反泛欧主义（Euroscepticism）的政党，旗帜鲜明地支持英国脱欧。

保守党的排外大法，在我所在的选区拥有奇效。英格兰东部安格利亚不是曼彻斯特，史上有工会称爵的传统，这里是英格兰最大的农业基地之一，保守党历来承诺“无论如何，都会确保农庄主和大地主的利益”，农庄主和大地主对此推崇有加，小地主和佃农也深信不疑。当传统农业败给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保守党的承诺变得遥不可及，于是“东欧移民工抢走了本地农民饭碗”之类的言论，便成了保守党稳住选票的方便法门。哈德邯村于是成了坚定的退欧村，绝大部分村民都相信，只有“移民杀手”特蕾莎才能为他们守住土地和家园。

在这样的闭塞之地，为站在移民立场的科尔宾的工党拉选票，实在比罢黜女王还难。神父吉米·穆林对我说：“有一天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便拿出一张菲律宾女士的照片对村民说：你们说要赶走移民，请问你们到底要赶走谁？请说出一个具体的名字！你们是要赶走照片上的这位女士吗？结果现场一片哑口无言。这位菲律宾女士是我们村某位居民的妻子，为人十分善良，受人尊敬，在村里住了二十多年。和你们一样，长着一张亚洲脸。”

英国教堂里不允许谈论政治，更不允许借助宗教力量党同伐异，但是吉米认为他不是在为工党拉选票，而是在传教。

完整版见《单读18：都市一无所有》

理想国2018年9月出版

这一辑《单读》从异国视角出发，审视我们的共同处境，反思现代都市生活—— 一面是高速运转、便利发达的现代化都市；一面是千篇一律、琐碎分裂的个人生活。

我们选择了都市，又被都市囚禁，生存空间的别无选择是否也代表着某种精神和文化的困窘？除了重复的场景、重复的情绪、重复的话题，我们是否有新的创造力去开发新的生存空间，并得以生发新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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