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林
1978年參加高考並考入南京鐵道醫學院（現東南大學醫學院）基礎醫學專修科學習。現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Bio-X研究院院長。長期從事遺傳學研究，他領導的團隊揭開了倍受世人關注的遺傳界百年之謎——第一例孟德爾常染色體遺傳病，率先完成了A-1型短指（趾）症致病基因精確定位、突變檢測、克隆以及機制證實；發現了得到國際公認的世界上第一例以中國人姓氏“賀—趙缺陷症”命名的罕見的恆齒缺失的孟德爾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病，併成功地定位了該致病基因；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神經疾病樣品庫，並利用這一樣品庫較系統地研究和分析了中國人群精神分裂症的易感基因。分別獲上海市科學技術獎一等獎、教育部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和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以及“何梁何利”獎、發展中國家世界科學院生物獎、談家楨生命科學成就獎、上海最高科技獎“科技功臣”等獎項。200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00人投票決定我能不能上大學丨院士憶高考
沒有高考，這1.5公里就是遙不可及的距離丨院士憶高考
我人生中段的40年，與共和國的成長和發展息息相關，特別是“紅衛兵”與“紅小兵”那個年代所帶給我的變化，用翻天覆地加以形容絕不過分。
我脈搏中的血隨著共和國的起伏而騰躍，這也充分反映出，國家與個人這一大家與小家之間的關係——富共享，難共擔。
開放使中華民族大大受益，高考則使我判若兩人，讓我更有機會對祖國的科學事業做自己更擅長的事。
每次在談起中國發展的時候，我都會發自肺腑地感嘆，是鄧小平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我的人生。
一片空白的中學學習
1966年，是我永遠忘不掉的一段回憶。
那年，在一浪接一浪的“革命”聲中，大學終止了入學考試，中小學陸續上演停課潮，全國上下亂成一團。
當時我在南京林業大學子弟小學就讀，正好趕在小學停課之前，參加完初中的入學考試。本以為考得還不錯，可誰知，考完之後杳無音信。
原來，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那年夏天，伴隨著炎熱的天氣，小學畢業失學在家的我，也隨即加入到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去。
記得當時，初中以上的學生有資格拿到“入場券”，參加全國大串聯，而我小學才剛畢業，只好請求一位上初一的朋友幫忙去學校開出介紹信。
之後，我便跟著這幫哥哥姐姐轉悠了祖國的大江南北，還有幸在北京受到了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接見。
這也是我人生中有著最深刻意義也是記得最清楚的一段經歷。
兒時拍攝的全家福
“文革”的動作是很大的，“知識越多越反動”“掃除一切害人蟲”之類的口號在社會上飄蕩。
1969年，海外留學歸國的父親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被下放到位於廣西的“五七”幹校養豬種田。我們全家人也隨父親去了那邊，在廣西南寧市邕寧縣的一個五合小鎮務農。
當時，我有機會在南寧一個華僑補習中學進行了幾個月的學習，實際上，不是學工就是學農。
1970年的一天，從南京得到消息，我們這屆的所有學生都可以分配到工廠工作。因為我的戶口還在南京，所以我匆忙從廣西趕回老家參加分配。
我被分配到南京化學纖維廠，在這裡我度過了人生中漫長的八年時光。
這段經歷也意味著，我的中學學習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填鴨式”的考前突擊
1953年我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位林產化學專家，母親是名醫生。我們兄妹三人從小就受父母知識的薰陶，也從小就深信：入學是最公平公正的。
然而，在“文革”期間，我們這種家庭出身的人反而很難得到公平的對待。我幾乎沒有機會去上大學，連工廠的工業大學都沒有資格被選入。
每當看到別人踏入工廠大學的校門，我的心中可謂五味雜陳，不是滋味。
1977年，中斷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復，讓我重新燃起了希望。高考對於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來說，簡直是莫大的幸運。
我的父母更是非常高興，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孩子終於有機會能夠得到公平的對待。我也知道，真正的機會終於來了。
但是，由於之前中學學習的空白，高考對於我來說，不是複習，而是學習。
當時，工廠並不太支持我們高考，如同現在的公司，追求的是經濟效益，希望人員穩定，而高考就意味著會面臨工人的流失。
所以，在備考那段時間，工廠並沒有給我減輕工作的負擔，給我特殊的優待。
那時，廠裡的工作需要三班倒，我經常是大半夜起來上班，累得頭重腳輕的。
由於工作繁忙，根本沒有時間去外面上補習班，也實在沒有辦法去應對海量的中學知識。
在那種困境下，廠裡一位乒乓球球友給了我莫大的幫助。他的名字叫何世同，我至今都對他非常感激。
“文革”啟動的那年，大學二年級的何世同還沒畢業就被分配到了工廠從事技術工作。雖然沒讀完大學，但他的中學功底特別紮實，備考前的學習，我幾乎全靠這位球友的輔導和幫助。
在工廠工作期間與兵乓球球友何世同（右）合影
1977年的高考只有3個月的準備時間，儘管底子差，但我還是幸運地通過了江蘇省的初試。之後，又經過6個月學習，我參加了1978年的高考。
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中學六年的全部課程，難度可想而知。
由於備考時間短，我的這位球友就儘可能多地幫我押題，數學、物理、化學，許多他認為是重點的都“填鴨式”地硬往我腦子裡灌，我也如同囫圇吞棗一般，根本沒有嚐出味道就塞進肚子裡。
稍微領悟一下，就開始玩命地做題、解題。
現在回想起來，除了這位朋友的幫忙，我個人在學習這方面的靈感還不算太差，領悟能力比較強，六年的中學內容就這樣被我順利地“解決”掉了。
當然，最感謝的還有我的父母，在我備考期間，他們沒有給我任何壓力，他們只是希望我能夠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潛能，將來做一個踏踏實實的人，為社會作貢獻，為國家建設出份力。
接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
從1966年到1978年，積壓了12年的考生參加高考，可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那個時候，我能夠明顯感受到國家對高考的重視，整個社會的積極性都很高昂。
記得當年高考的考場設在江蘇南京的一所師範中學裡。考試那天，天氣很熱，我騎著自行車，滿頭大汗，民警在馬路上維持交通秩序，當看到你是趕去高考，就會馬上開綠燈，這個情景讓我至今難以忘懷。
進入考場，場面很是有趣。考生年齡看上去相差很大，有的像孩子，有的感覺年齡接近四十，讓人印象十分深刻。
高考備考時留影
考試當天，我的情緒還算穩定。
做題時發現，球友的眼光竟是如此敏銳，押的重點題目以及讓我所選學的內容，試卷中很多都概括進去了，雖然我沒有能力把它們全掌握，但這也讓我從內心佩服他的見識和功底。
而語文就完全需要靠我自己的積累了。
印象最深的是，語文科目中有一道題是將文言文解釋為白話文，由於我從未學過文言文，當時一直在琢磨每一個字的含義，就在最後一瞬間突然開竅，這感覺如同找到了開關一樣讓我興奮，那道題也被我迅速解答了出來。
高考結束，我“哇”地一聲長嘆，感覺整個人如釋重負，幾個月的艱苦總算熬了過去，雖然不知道結果如何，但是我做事的決心和信心卻得到了進一步的增強。
在等待成績的那段時間，我又重拾起很長時間沒打的乒乓球，也算是自我放鬆。
當時自己的心態非常好，對於高考就抱著試試看的態度。
還好，總算努力沒有白費，記得當時化學成績98分，物理成績69分，數學成績比較低，大概50多分。
看到臨時抱佛腳也能夠考出這樣的好成績，感覺真是很幸運，很知足。
真正接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還是讓人非常激動。
那天，我們幾個人坐在房間裡聊天，郵遞員突然敲門，他像知道結果一樣笑著遞給了我一個信封。打開之後，裡面是我一直等待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我握著通知書開心地笑了，此時的感覺是苦與甜的交集，高考簡直就像一場夢，一場有趣的夢……
當時在場的所有人都替我感到高興，晚上我們一夥人還一起吃飯慶祝了一番。
後來，我第一時間打電話告訴父親這一好消息。電話那頭，只聽父親不停地說著：“太好了！太好了！”
我感受到父親的情緒已經很難再釋放更多了，因為他看到，我將沿著他的科學軌跡一直往前走下去。
而我當時最大的感觸就是，上大學是我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一個最好的機會，這個機會來了就要努力抓住。
那時從未想過有一天要成為院士，只是一門心思地看準方向走下去，走到哪兒算到哪兒。
深受父親的影響
家庭背景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孩子的成長。我從小就默默感受到父親那股為科學研究奮力工作的勁頭。
記得小時候家庭條件很有限，父親在一盞小檯燈下經常熬到深夜，我半夜起來上洗手間，還能看到他埋頭忘我地工作，這個場景一直讓我銘記於心。
當初高考選報志願時，我也基本上聽從父親的意見。
他是一位極其嚴謹的人，認為我的基礎很差，靠臨時積累得不牢固的知識，很難去跟數理化考生競爭。
所以，經過系統地分析，父親建議我報考醫學或生命科學。後來我也認為他的決定是正確的。
經過考慮，我跟隨父親的“腳步”（他曾讀於中央大學），進入了中央大學醫學院，在我讀書期間，該校被鐵道部收編為南京鐵道醫學院，之後又被改名為東南大學醫學院。
步入大學時，我已經25歲了，但這個年齡在班裡還算不上“老”。那個年代，班裡同學的年齡跨度很大。
在我們班，最小的15歲，本應是上少年班的，最大的35歲，是一群“老三屆”，兩者年齡差距達20歲。
而大家的興趣愛好和思維方式也都不一致，之間存在著代溝，但這樣的班級組合卻十分有趣，互相開著玩笑，感情也很真摯。
還記得由於我學的是基礎醫學，要死記硬背的內容很多，比如人體206塊骨頭的名字、所有肌肉的名稱、解剖學裡諸多的專有名詞等等，記起來極其費勁，這讓本就記性不好的我非常苦惱。
那時候，班裡分成幾個學習小組，小組成員之間互相督促，我們組就把這些專有名詞編成順口溜，通過遊戲的方式來幫助大家記憶。
就這樣，1981年我順利地從南京鐵道醫學院基礎醫學專修科畢業。
工作兩年後我又考入並攻讀母校的人類遺傳學碩士學業，之後獲得英國佩士來大學（現名為“西蘇格蘭大學”）博士學位，又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完成博士後研究。
1996年回國進入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後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200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10年又當選為發展中國家世界科學院院士。
回想曾經走過的路程，雖然高考前在工廠裡耗費掉不少時光，但依舊感覺是值得的。因為在那所社會大學裡，我學到了很多東西，特別是對人性本質的認識。
這也讓我不由得想起父親，記得有一次父親到英國來看我，他對我說：“在本國土地上作的貢獻和在國外土地上作的貢獻，意義是非常不一樣的。”
這句話促使我後來也像父親當年一樣，選擇回國效力。
父親是在解放前去澳大利亞留學的，剛解放時頂著各種不定風險回國建設，報效祖國，但後來遇到了一個接一個深受衝擊的運動，還導致他在“文革”時期不停地被追究。
然而，即使遭遇種種挫折與不公，父親始終堅定信心，對國家沒有任何怨言，一直在耐心地往前看、向前走，就像細胞對整體的配合作用一樣偉大。
每個人都有更適合自己特性的工作，對於我來說，一直認為工廠有著為國家獻力的一片天地，但在接受過系統教育訓練後，我又認識到自己對遺傳學似乎有著更深的悟性，更加適應這項工作。
目前，我和我的團隊正在為做出更多的世界一流工作，一步一個腳印地踏實向前推進。
（本報記者李惠鈺採訪整理）
《中國科學報》 (2018-10-26 第5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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