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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的關鍵是政府 人大如果不走過場老百姓就真正能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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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上看腐敗或尋租問題，尤其換到中國語境下，甚至有人多年前就提出了腐敗經濟學或者尋租經濟學，雖然這在國際主流經濟學領域顯得有些滑稽，但現實中伴隨著反腐的持續深入，人們對腐敗現象的痛恨溢於言表。
在國際上，灰色收入並不完全等同於腐敗，但在中國，人們對不明收入來源這樣的灰色收入，廣義上也等同於腐敗，或者或腐敗是灰色收入的主要原因。如何理解巨量灰色收入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影響，著名經濟學家王小魯可謂數十年深耕在此。
王小魯現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他專注於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收入分配、市場化改革研究，兩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博士論文獲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傑出博士論文獎。
早在2010年，王小魯發表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一文引發了經濟學界與社會討論。2012年，王小魯出版了《灰色收入與發展陷阱》一書，再次把系統性灰色收入研究完整說明，書中更提出唯有深化體制改革才能得以解決。
如何看待當下的灰色收入與制度改革，前海傳媒日前專訪了他，由於採訪較長，這只是其中節選，前海觀察後期將陸續刊發。
本文為前海傳媒旗下前海觀察出品，前海傳媒所刊新聞均為免費，歡迎轉載並註明出處。新聞共享及合作請聯繫 [email protected]。
前海傳媒：您常年研究灰色收入，好像之前的數據是2011年，現在大概有多少？有些人說有10萬億。
王小魯：是這樣，我實際上通過調查和系統測算，我們調查是2012年做的，調查2011年全年的數據，等結果做出來就到2013年發表，結果是截止2011年為6.2萬億，這個結果還沒有更新的數據。
有些涉及不同口徑說現在10萬億，我報告中也講了這個情況，居民收入按照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城鄉居民分組和平均的數據，跟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金流量表的居民收入數據是不同的，這兩者大概近幾年可能有10萬億的差額。
但一般人講用的數據都是調查數據，因為調查數據更詳細，分組，還有居民收入與居民消費，分不同的高收入、中等收入不同組別。國家統計局資金流量表只有一個總量，既不分城鄉，也不分組別，所以一般用的，包括研究用的，都是調查取得的居民收入數據。
那麼這兩個數為什麼會差很多呢？主要是因為調查有系統的遺漏，有大量的遺漏，而資金流量表的數據是根據經濟普查的結果推算的，而經濟普查不是每年都做，隔若干年才做一次，根據結果推算的，推算結果雖然不是直接調查，而是推算，但它至少避免了一部分遺漏，所以它相對來說這個數據更可信一些。
你說的10萬億可能是指這個差額，但資金流量表用的居民收入數據，也有遺漏，我說的遺漏就是指灰色收入，因為資金流量表基本上按照全口徑把能夠發現的收入都算進去了，算不進去的收入只能是隱藏的，通過正式渠道看不到的，來源也搞不清楚的收入，這個收入，我把它叫做灰色收入，我推算的2011年結果6.2萬億是指這部分。
前海傳媒：按照您之前談的灰色收入佔12%GDP，這個量是不是也是很大的？甚至跟發展中國家或全球對比。
王小魯：因為它是灰色收入，實際上世界各國都沒有正式的統計，所以不可能做世界範圍的比較說那個國家高或低，哪個國家都有一塊搞不清楚的東西，既然大家都搞不清楚就很難說哪個更大哪個更小。
但是有一些研究，某些國別的研究，比如灰色收入，還有人稱之為地下經濟，其他還有很多不同說法，地下經濟可能指的意思也不太一樣，至少它和中國的情況不完全一樣。
在中國，可能這個事情涉及到腐敗會比較多，而在其他國家，比如說美國，它可能會涉及到逃稅、販毒、走私，這類非法的經濟活動，所以它實際包含的內容也會有很大不同，各國情況不一樣。
前海傳媒：在中國，如何遏制灰色收入？是要通過制度層面的改革嗎？這兩年反腐動作也非常大。
王小魯：灰色收入腐敗是其中一個原因，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也不是所有的灰色收入都跟腐敗有關，但是腐敗是其中重要原因，可能這個涉及到灰色收入的主要部分。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反腐是必不可少，反腐是第一位需要做的事情，其他的靠行政手段反腐一時可以把腐敗壓下去，可以大幅度縮小，長遠的解決問題要靠制度改革，這個制度改革一方面是政府的行為規範化，所有涉及到支配資源的部門機構，它的行為要規範化，要有一套更嚴格的制度管理，另一方面是怎麼改善政府的行為，特別是加強整個社會對政府的監管，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腐敗總是跟權力有關，常常是因為濫用權力導致腐敗，所以改革恐怕要從政府做起，要從逐步建立這麼一套制度來加強政府監督做起。
前海傳媒：目前做的還遠遠不夠？
王小魯：那當然。
前海傳媒：此前中紀委說先治標後治本，有個替換過程。
王小魯：我理解他說的治標和治本實際上是，所謂治標就是用行政手段反腐，治本就是從制度上改善。
前海傳媒：在治理灰色收入或反腐過程中，是否讓老百姓多參與有利於制度改革？
王小魯：需要老百姓監督，當然需要老百姓參與，這個參與要從制度上，當然一下子做不到，但要從制度上逐漸解決問題。一個是建立一些老百姓參與的渠道，另一個是逐漸從制度上把老百姓的參與本身制度化。
比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本來就是一個代表老百姓的機構，人大每年要對政府預算進行審議，對政府工作報告進行審議，如果這個事情不是走過場的話，那本身就代表了老百姓對政府的監督。
但是現在問題呢，這個事情常常會流於形式，老百姓實際上還是監督不了，人大代表的審議呢，可能也是很簡單的走過場，大家一舉手就完了，具體內容還來不及看明白或者說很多代表還沒搞懂啥意思，包括對財政預算和決算的審議，他們可能一個是得到的信息有限，財政預算和決算提供的信息本身就不相實不具體，或者具體到哪一級，它有項目類款什麼一級一級的，究竟細到哪一級差別就很大，公開透明是最上層，低下還是不透明，還是要更徹底的透明。
另一個是人大代表有沒有足夠的時間審議，有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看不懂怎麼辦，最後大家一舉手都通過了。所以要把這些走過場的事情變成實打實的審查和監督的過程，過程哪有財政預算決算通不過的情況，哪有政府工作報告通不過的情況，都是一致通過，大家都舉手，可能有個別反對票，那是微乎其微。
如果說每一件事情都能通過，那它結果就是做形式。那怎麼能從制度上把走形式走過場變成一個實質性的監督，這就是制度改革，這些事情是一點一點來做，你不要指望一天之內把什麼事都做好，但有很多方面可以一件事一件事的做。
所謂民主也不見得是一人一票選總統，那就是總統，即便一人一篇選總統，也可能仍然有很大的不民主。關鍵不在於某些形式，關鍵在於實質內容。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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