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位居《史记》七十列传之首，按照惯例应该记载伯夷生平事迹，但全文九百多字，真正涉及伯夷事迹的却只有二百余字，其他部分都在抒发司马迁个人感慨。这种不按常理的写法让后人总感觉文段跳跃，乃至不知所云。国学大师钱钟书也说：“此篇记夷、齐行为甚少，感慨议论局其大半，反论赞为之宾，为传记之主。司马迁牢骚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纪传之体，自彼作古，本士皆谓破例也。”与其他列传写法相比，《伯夷列传》确实属于破例之传，但原因未必仅仅是司马迁要发牢骚。而在于《伯夷列传》所处的首传位置，不仅要为伯夷、叔齐立传，还要写明为古代名人达士立传的宗旨。正是这双重目的，《伯夷列传》既是关于伯夷、叔齐的传记，也是《史记》七十列传的总传。
司马迁
《伯夷列传》开篇并没有写伯夷、叔齐的事迹，而是论述被古书详细记载的尧、舜、禹禅让事迹，然后笔锋一转，感慨夏商时期同样有禅让天下之德的许由、卞随、务光就很少见到记载，几乎湮灭无闻。与之相比，伯夷应该属于历史幸运儿，由于受到孔子推崇，被后人铭记。但所记载的也未必是事实，孔子称赞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即认为，伯夷一生光明磊落心无怨恨，但在司马迁偶然发现的伯夷、叔齐临死前写的一首诗时，他深感历史记载可能是错误的，伯夷、叔齐也有怨恨：“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适安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这首诗大概意思是：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野豌豆聊以充饥。用凶暴取代凶暴啊，伐纣的武王分不清是和非。神农虞夏古代圣君转瞬即逝啊，我要去的乐土又在哪里？多么可悲啊，即将身赴黄泉，看来是命途多舛啊，这似乎是注定的！这里明显表达出伯夷、叔齐对贤人命运多舛、周武王以暴易暴做法的不满，因此，后人因孔子论述而识知的伯夷并不是真伯夷，而是假伯夷。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古代这么多贤人要不因无人记载和推崇而被人遗忘，要不就是记载的不真实而被人“误读”。
伯夷与叔齐
接下来，司马迁突然探讨“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个道德命题（文段有点跳跃）。但根据历史事实和切身体验，司马迁基本否认这个命题的真实性，现实社会是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好人无好报，恶人得善终，哪里有什么天道来维持正义。生存在这样无对错是非的世界，谁都会感到困惑，如同在黑夜里行走没有方向。但正因如此，这个世界特别需要能为世人指明正确方向的人，像伯夷、叔齐这类人不就是人间是非对错标准的载体，也许他们改变不了现实，但保留了可以改变未来的“星星之火”。如果这点火种也没有了，人类社会将彻底步入黑暗，永世不得翻身。而现在这些“火种”因没人记载就要湮灭，司马迁觉得有责任、有担当要为他们立传，让后人知晓他们，知晓人世的对错是非是什么？这就是《史记》开创纪传体叙事方法的根由。
史记
鸟博士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司马迁立传之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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