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張平被視為“主旋律小說”的突出代表，被打上了“反腐作家”“主旋律作家”等醒目標籤。這種符號式的標籤對一個作家來說既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幸運的是這種符號式的命名在特定的條件下可以迅速讓作家“暴得大名”併成為一種引人矚目的文學現象。不幸的是這種符號式的命名一定是粗暴的、簡單化的、以偏概全的，並一定內含著種種對作家的誤讀。如果仔細研究張平的創作，我們會發現這種遮蔽其實是非常嚴重的，它造成了一種普遍性的誤讀。
而張平自己並未被這種符號式的命名所困擾，他對自我風格的堅持、對文學本身的熱情與探索從未停止。《啄木鳥》雜誌首發（見《啄木鳥》2018年第5、6期）的《重新生活》可以說是他近年來文學積累和思想、生活積累的又一次大爆發，其在政治題材小說的主題開掘和敘事探索上都作出了新的嘗試。
《重新生活》仍然聚焦當前的時代主題——反腐，但與以往小說不同的是，張平這次所關注的不再是反腐力量和腐敗官員激烈交鋒的主戰場，而是將目光投向鬥爭的外圍和側面，關注腐敗官員家屬在反腐過程中的生命遭際和存在困境。將主要敘事對象對準了腐敗官員被清除之後的“餘波”，對準了“地震”後的官場生態以及“地震”後的官員家屬們，簡言之，小說主角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小說的意義空間也得到了新的開拓。
從腐敗官員到官員家屬，這一視角的轉移既體現了張平的探索精神，也體現了他敏銳的文學嗅覺。同正面波瀾壯闊的反腐鬥爭不同，“地震”之後的官場生態顯然更能顯影官場的複雜和人性的幽深，而在官員家屬們所經歷的動盪變化中也能看到更多的人性、社會和生活的本質。視角的轉換其實也是空間的轉換，它帶來了敘事空間的極大擴展。由於小說主題從激烈的政治性極強的正面戰場撤出，就有可能從非此即彼的敵我矛盾，轉化為可調和的“人民內部矛盾”，在敘事上就有了更大的表現空間和自由度，張平通過對主角的身份設置將小說從傳統的模式中解放了出來，讓敘事變得開放而多元。
這部小說的主角中沒有原罪意義上的罪犯，也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勝利者。被抓的市委書記魏宏剛只是小說的一個隱藏的線索，小說所討論的不再是純粹政治意義上的反腐，而是延伸到了個體存在本身，延伸到了他的家人，魏宏枝、母親、丁丁、綿綿等身上，由他們各自的生命遭際和心靈歷程來探討人之存在的困境和出路問題。
吳義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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