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領袖截然相反的處境和心情，形象地反映出1949年中國歷史大變化的轉折，而此時距1946年6月國共全面內戰的爆發還不到3年，為什麼本是弱者的共產黨能夠迅速取勝，而本是強者的國民黨卻一敗塗地，內中緣由自有許多……
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總統府
194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宣佈國共和談失敗，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隨即渡江作戰。兩天後，即4月23日，第三野戰軍35軍佔領已無城防的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南京，至此，國民黨南京政權在中國大陸22年的統治徹底崩潰。
得知此消息後，正在北京香山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興奮地寫下了一首名為《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的傳世之作。而與此同時，名為下野但仍在老家浙江溪口操控政局的中國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難免心情沮喪，他在其日記中寫道：南京失守“尤其對國際，使國家與政府更無立足餘地，可痛之至”。
國共兩黨領袖截然相反的處境和心情，形象地反映出1949年中國歷史大變化的轉折，而此時距1946年6月國共全面內戰的爆發還不到3年，為什麼本是弱者的共產黨能夠迅速取勝，而本是強者的國民黨卻一敗塗地，內中緣由自有許多，但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未能把握時局，體恤民心，自私自利，貪腐盛行，無疑是其中的重要緣由之一，而1948年8月開始的金圓券改革及其失敗也可以說是在內政方面壓垮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最後的稻草。
失控的金子
進入1948年，國民黨軍事不斷失利，控制地域在縮小，物資產出在減少，經濟財政金融形勢更趨惡化。貨幣超發、物價暴漲已經到了令人目眩而不可遏止的地步。1948年8月中旬，上海米價每石高達法幣近6千萬元，金價每兩超過法幣5億元，法幣已接近於失去支付功能，瀕臨崩潰的邊緣，由此導致國民黨控制下的區域尤其是大中城市社會的極度動盪不安，民心思變。
為了擺脫財政經濟的困境，穩定後方，作拼死一搏，國民黨和蔣介石決定實行幣制改革。8月20日，蔣介石發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佈實行幣制改革，主要內容為：1、發行金圓券取代法幣，金圓券1元摺合法幣300萬元，舊有法幣須在11月20日前兌換為金圓券。2、禁止黃金、白銀和外幣的流通、買賣或持有，所有個人和法人擁有的黃金、白銀和外幣，應於9月30日前兌換為金圓券，凡違反規定者一律沒收並予懲處。3、存於國外的所有外匯資產，凡超過3000美元者，應於12月31日前申報登記，除保留部分用於日常生活外，均應移存於中央銀行或其委託銀行，未經核准不得動用，違反者處7年以下徒刑並處罰金，沒收其外匯資產。4、嚴格管制物價，以8月19日價格為準，不得議價，實施倉庫檢查並登記，從嚴懲處囤積居奇者。同時規定，金圓券200元兌黃金1兩，3元兌白銀1兩，2元兌銀幣1元，4元兌美元1元。
在《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佈的同時，國民黨政府成立經濟管制委員會，由行政院院長翁文灝掛帥，並在各重要經濟區域設立經濟管制督導員，其中最重要的上海區督導員為俞鴻鈞，並由蔣經國協助。為了督促幣制改革的進行，蔣介石電令各省市政府，要求“同德同心，通力合作”；“設或陽奉陰違，怠忽職守”，“中央亦必嚴厲處分，決不稍存姑息”。同時發表書面講話，要求民眾“全力擁護改革幣制的政策，徹底執行管制經濟的法令。如有少數人不顧大局，只圖私利，……政府自必依據國家總動員法令及刑事法規，予以嚴厲的制裁。”蔣介石的嚴厲態度，說明此次幣改不是完全的經濟行為，而是自始即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強迫性，是國民黨企圖以強力社會動員應付全面危機的重要舉措。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集中了全國一半左右的工業生產和大部分金融業，金銀外幣與物資儲藏也最為豐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銀外幣並控制住物價，是此次幣改成敗的關鍵所在，所以國民黨將幣改的實施重點放在上海。8月20日，蔣介石親臨上海，會見工商金融界人士，要求他們擁護政府決策。上海市市長吳國楨召集各業負責人開會，要求以19日價格為標準，不得擅自提價，並保證正常供應，不得拒售。為了保證幣改的順利進行，上海特別將工作重點放在檢查方面，由蔣經國掛帥，成立檢查委員會，實行普遍搜查，取締囤積居奇。一時間，上海的經濟風雲變幻莫測，並牽動政治風向，成為全國矚目之中心。
鐵腕反腐
此次幣制改革，蔣經國以太子身份坐鎮上海督導進行。抗戰時期，蔣經國在贛南實施“新政”，小試身手，有了口碑，但贛南畢竟為內地偏遠小城，小蔣的“新政”在全國範圍內的影響不大。因此，初到上海這樣國內外矚目的中心城市，蔣經國抱有大幹一番的想法，他名為協助，實為主管上海的經濟管制，成為上海經管實際上的主角。
蔣經國到上海後，運用其在贛南的施政經驗，發動青年和社會力量支持經管工作，組建了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協助推行幣改，反映社會意見，同時設立密告箱，鼓勵告發，並定期公開接見市民，聽取意見。一時間，上海的經管工作顯得頗為轟轟烈烈。蔣經國將投機囤積、操縱物價、貪贓枉法的商人和官吏視為“後方的敵人”，號召大家“共同起來制裁他們，消滅他們”；強調“無論何人在法律面前應當一律平等，……不管你有多少的財富，有多大的勢力，一旦犯了國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請你進監獄，上刑場，那才能伸正義，張國法，使一般人民心悅誠服”。不過他也承認，“上海的環境是複雜的，工作不易做好”，過後的事實說明了蔣經國的擔憂。
8月26日，蔣經國召集上海經管各部門開會，決定由他“統一指揮”檢查工作，對違令者吊銷執照，沒收存貨，有關負責人送特刑庭處理。此後，上海特刑庭以從事黑市買賣、擾亂金融、貪汙舞弊等為由，判處林王公司總經理王春哲、警備司令部科長張尼亞、大隊長戚再玉等死刑，財政部主任秘書徐百齊和秘書陶啟明洩露幣改機密非法投機牟利被判刑。面對上海資本家階級和權勢利益集團對幣改的觀望不定與消極抵制，9月初，蔣經國又以重拳出擊，以“囤積居奇、操縱黑市交易、擾亂金融秩序”等為由，先後下令拘捕或警告一批經濟大亨和社會聞人，其中包括上海聞人杜月笙的兒子、鴻興證券負責人杜維屏，杜月笙的總管、米業公會理事長萬墨林等，並將杜維屏判刑。蔣經國還先後約請上海資本家的頭面人物如李銘(浙江第一商業銀行董事長、上海銀行公會理事長)、劉鴻生(大中華企業集團董事長)、周作民(金城銀行董事長)等談話，逼迫他們交出金銀外匯。在公開場合，蔣經國對這些比自己年長若干歲的長輩口稱“老伯”之類謙辭，但在個別約見時則不假詞色，頤指氣使，以至使李銘“面紅耳赤，神色頹唐”。這些人均非等閒之輩，他們都曾是當政者過去的座上賓，如今卻落得如此下場，在上海資本家階級中引起的震動可想而知。
國民黨的高壓強力手段，在幣制改革之初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基本面的情況不僅沒有任何改進，反而日趨惡化，幣制改革便遇到了越來越大的困難和抵抗。蔣經國在上海打擊的對象多為民營資本家，並無真正背靠上層權力支撐的官僚資本，不足以真正威懾以權謀私的豪門鉅富，並且最終因揚子公司案而使其在上海遭受重挫。
功虧“大老虎”
揚子公司為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辦，一向因其以特權套購外匯、買空賣空、走私逃稅、牟取暴利而為世人所側目，被輿論所批評。此次蔣經國到上海實施經管，其手下多次檢查揚子公司的倉庫，發現存貨甚多，如何處理，頗費蔣經國思量。在眾目睽睽之下放過揚子公司，對外界無法交代，也影響其公眾“形象”；而要查處他的表兄弟孔公子，其難度亦可想而知。9月29日，蔣經國派人查抄了揚子公司倉庫，其後又有監察委員抵滬，宣稱要徹查。不過還不等小蔣動手，風聞小蔣要拿他開刀的孔令侃果然神通廣大，他找到其小姨媽宋美齡向蔣經國說項，未能說通後，他又說動宋美齡搬出其夫蔣介石親自幹預。在國共東北會戰的緊要關頭，蔣介石于軍務倥傯之中仍不忘徇私情，於10月8日自北平飛上海，訓示蔣經國放過孔令侃。18日，蔣介石又就監察委員調查揚子公司的舉動致電上海市長吳國楨：“關於揚子公司事，聞監察委員要將其開辦以來業務全部檢查，中以為依法而論，殊不合理，以該公司為商業而非政府機關，該院不應對商業事業無理取鬧。如果屬實，則可屬令僱聘請律師，進行法律解決，先詳討監察委員此舉是否合法，是否有權。一面由律師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動，拒絕其檢查，並以此意約經國切商，勿使任何商民無事受屈也。”揚子公司被查處事從此煙消雲散。蔣介石格於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之關係，對孔氏家族這樣的官僚資本曲以維護，在國事和家事的天平上，他選擇了偏向家事，偏向近親，實際也說明了國民黨反貪腐無法真正深入的原因所在。
查辦揚子公司未果，亦使蔣經國自感無以面對公眾。他承認：揚子公司一案“未能徹底處理，因為限於法令不能嚴辦，引起外界的誤會。同時自從此事發生之後，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動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現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時候，倘使不能堅定，即很快就會崩潰。”12月21日，監察院發佈對於揚子公司的糾舉書，“孔令侃有仗勢逃稅、囤積居奇、非法牟利之嫌，揚子建業公司應受停業處分，其涉及司法部分應移送法院辦理。”但最終也不了了之。
崩潰的日子確實不遠了。自1948年10月中旬起，上海市場的限價雖還在維持，但可售物資短缺，商店貨架空空落落，限價失去其意義，幣制改革已是強弩之末，有人公開預見“金圓券的下場也將比法幣更慘”。國民黨政府以高壓手段維持的限價政策，終在無情的經濟規律作用下宣告失敗。10月31日，國民黨政府通過《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實際放棄了限價政策。此後，被壓抑多日的市場價格立即強力反彈，平均上漲20多倍，米價一度暴漲近百倍，從1石20元直漲至2000元。11月1日，蔣經國發表《告上海市民書》，承認“在七十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覺沒有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不但沒有完成計劃和任務，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過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蔣經國在上海的首次亮相，以轟轟烈烈開場，以偃旗息鼓收場，他在無可奈何中黯然離開了上海。
11月11日，蔣介石公佈《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規定金圓券的發行數額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認原定發行限額無法維持，從而為通貨膨脹的更趨惡性化打開了閘門。該項“辦法”將金圓券一舉貶值80%，至此，幣制改革實際宣告失敗。此後，金圓券發行數量便如脫韁之馬，貶值速度猶如自由落體那般垂直向下，創下世界貨幣史的奇觀。幣改後不過9個月的時間，至1949年5月，金圓券共計發行82萬億多元，為其最初發行限額的4萬多倍。與此相對應的是物價狂漲，1949年5月，上海物價指數為幣改之初的500多萬倍，9個月的上漲幅度接近於前12年的總和。當月米價1石3億元，黃金1兩兌50億元，美金1元兌8000萬元。金圓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紛紛自動以銀元、外幣、黃金乃至實物等計值交換或流通，若干地區已視金圓券為廢紙”。
失信的政權
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最後失敗前推行的幣制改革，實際是以政治手段解決經濟問題，最終仍然無法避免經濟規律的報復，因為“以非經濟的辦法，應付病危的經濟，全系既無把握又無準備的賭博性質之決策，只能短期的麻醉，但求僥倖的成功。卒致失人心，傷元氣，毀國信”。尤其是國民黨的宣傳與實際完全脫節，蔣經國在揚子公司孔令侃舞弊案上的前倨後恭，便充分反映出國民黨施政的嚴重侷限性。其實，不只是蔣經國，就是蔣介石又何嘗不知“貪腐”對國民黨執政的負面影響和殺傷力？私下裡，蔣介石也承認“孔令侃囤積居奇，見其貨單痛憤之至”，“為孔家事，全體黨員皆起疑，實牽累不少。此誠內外夾擊腹背受敵之時，其嚴重性實為從來所未有也。”但就在“社會對宋孔豪門資本之攻訐幾乎成為全國一致之目標”時，蔣介石格於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親情關係，不能痛下狠手，反認為這是社會上“以此為倒蔣手段也”，“對孔宋攻訐牽涉內人，凡卑鄙齷齪足以毀滅餘全家之信用與人格之誹謗，皆已竭盡其手段矣。是非不明，人心惡毒至此。”由蔣介石此言可知，在對官僚豪門的處理方面，他並不以百姓之“是非”為“是非”，既然如此，他又如何要求百姓以他的“是非”為“是非”呢？
當金圓券幣制改革失敗時，《大公報》發表評論說：“因為改革幣制，因為限價政策，因為物價強抑而復漲，全國人民消耗的元氣是太大了”。評論質問：“但是從其中獲到利益的究竟是誰呢？”在《大公報》論者的心目中，獲利者只能是官僚豪門，他們“不是逍遙海外，即是倚勢豪強如故”。國民黨及蔣介石既不能嚴密準備、慎微決策於前，又不能體察民意、善始善終於後，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短命的金圓券幣制改革，自然也就成為國民黨執政時期失去社會人心的標誌性事件之一。
金圓券改革之初，蔣經國曾感嘆“中國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這份“善良”給民眾留下的卻是無比慘痛的記憶，不過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積攢的金銀外匯(或許還是他們的全部家當)便化為幾張轉瞬即成廢紙的金圓券而成烏有。此時此刻，如果還要他們“體諒”執政者而不發出應有的怨言和憤怒，實在是難乎其難矣！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在幣改之初將其個人存有的800美元兌換為金圓券，在幣改失敗後他說：“無人敢信任政府矣。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人民之信用，由於每次立法結果使奉公守法之人處處吃虧，而橫行無忌的人逍遙法外，如揚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更有何人願守法？從此遂使奉公守法之人亦要偷盜犯法，此所謂率天下之人而盡歸於偷盜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敗哉！”民主人士儲安平對當政者的炮轟可謂時論之代表：“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積蓄，就滾進了政府的腰包裡去。”“一個只要稍為有點良心的政治家，對此能熟視無睹，無疚於中嗎？”他直截了當地批評國民黨的統治：“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汙，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汙！汙爛汙爛，二十年來拆足了爛汙！”
面對民眾的怨言和憤怒，國民黨高官其實也是心知肚明。當時的上海市市長吳國楨過後回憶說：“關於金圓券，所有的問題歸結起來只有一點，就是它激怒了中國民眾的各個方面、各個階層，以致他們群起而攻擊國民黨政府。毫無疑問，知識分子知道金圓券起不了什麼作用，他們認為這純粹是愚蠢無知。而像李銘這樣的銀行家和商人也對政府懷著怨恨和仇視。中產階級幾乎完全破產，因為他們被迫交出唯一的一點儲蓄。店鋪老闆以金圓券平價出售了他們的貨物，結果弄得傾家蕩產，至於窮人就更不必提了，你知道中國的窮人總有些裝飾品，諸如金戒指之類，但他們也不得不交出這些東西，最後得到的卻是一錢不值的紙幣。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圓券的致命一擊了。”金圓券幣制改革不僅完全沒有達到國民黨政府推出時最初的預想，而其最大的政治意義，就是使國民黨在其統治重心所在的城市徹底失去了信用和人心，這對企圖通過幣改而挽救病入膏肓的財政經濟進而繼續維持其執政地位的國民黨而言，實為莫大之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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