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公司工作的最好时候可能就是现在。为了吸引年轻雇员，那些最好的大企业雇主正努力变得“小而美”。
对企业而言，“大”这个标签就像一个靶子。大科技，大金融，大型制药，大石油，大食品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都被监管机构和活动人士盯着。
难怪千禧一代据说都喜欢创业和自雇的自由和自主性，胜过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的全职工作。
为了抗衡那种诱惑，大公司正在改变自己，以便像小企业一样行事。他们鼓励各个团队做出更多更贴近前线工作的决定。敏捷管理(Agile management)风靡一时。公司总部要么正彻底消失，要么正转变成共享的工作空间。巨型跨国集团躲在一个个商标背后，在客户眼中，这些商标与工匠精神和本地生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跨国大规模生产联系在一起。想想Ben＆Jerry的冰淇淋，它是联合利华(Unilever)的一部分；或者很多精酿啤酒厂，例如伦敦的肯顿镇酿酒厂(Camden Town Brewery)，它实际上是酿造业巨头百威英博(AB InBev)的一部分。
事实上，许多千禧一代最终都去了大公司。美国智囊机构“经济创新集团”(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和安永(EY)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千禧一代考虑过创业，但只有五分之一多一点的人认为创业是在事业上取得进步的最佳方式。实际上，44%的人认为待在同一家公司并一步步爬向职业阶梯顶端——也许正如他们的父母当年所做的那样——是最好的路线。
在不确定的时代，这不足为奇。阿里•德赫斯(Arie de Geus)在2002年出版的有关企业何以能生存的《长寿公司》(The Living Company)一书中指出，他的前雇主壳牌(Shell)公司以及联合利华和飞利浦(Phillips)等大型荷兰公司在二战后为荷兰的年轻雇员们提供了稳定。对确定性的类似诉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被问及哪些地方能提供最佳机会时，英国的毕业生往往将四大专业服务公司以及像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和文官队伍(Civil Service)这类的雇主排在前十位。
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和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撰写的一本新书《大就是美》(Big is Beautiful)中，展示了大公司的一些优势。它们比小规模的同行公司支付更高薪水；它们的雇员（至少在美国）可以在如下方面获得更好的福利：加班费、奖金、健康保险、假期、育儿假、培训和养老金；较大的公司在总体上更环保、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也更多元化；而且它们还提供了一个在现实中和网络上都更安全的工作场所。
阿特金森和林德的统计数据服务于政治目的。他们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近几十年来一直表现出对小企业的不合理的偏袒。他们把这种变化追述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激进经济学家E•F•舒马赫(EF Schumacher)写了那本有影响力的《小就是美》(Small is Beautiful)，来质疑经济体系如何耗尽全球资源、让工作场所失去人情味。但他们声称，“巨物恐惧症”是反生产力的。他们主张不区分规模地支持各种各样的企业，无论其大小。
对于那些在大企业工作或正在申请加入大企业的人来说，隔壁热闹的小型初创企业或时髦的小型企业里“草会更绿”的感觉必定很强烈。但请记住，初创企业尤易失败。阿特金森和林德写道，小公司“创造了大量的工作，但当那么多小公司都失败时，它们也摧毁了几乎一样多的工作”。当然，那些取得成功的新公司通常都有一个抱负：变成大公司。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大公司员工来说，前景并不完全乐观。大公司仍然可能变成缺乏人情味的官僚机构。他们不再提供曾经的安全感。像英国电信(BT)和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最近公布的大规模裁员，是现代企业生活的现实。千禧一代和更年轻的一代像许多20世纪50年代加入壳牌的年轻人那样，在一家大公司度过整个职业生涯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但在大公司工作的最好时候可能就是现在了。为了生存、为了招到和留住年轻雇员，那些最好的大企业雇主正被迫适应。他们为雇员提供更多独立性、更有意义的工作、发明和创造的自由，以及灵活的工作时间和空间：换句话说，他们正努力同时体现出大公司和小公司的优势。
在这方面，跨国公司和其他大型集团正在实现上个世纪一位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为他们谱写下的雄心壮志。他写道，理想的大型机构应“由许多半自治单位组成，（每个单位）都拥有大量的自由，以便为发挥创造力和开拓精神创造最好条件”。这个人就是舒马赫，他在描绘的是“小”可以有多美，即便是在大企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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