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洛克菲勒，1915年6月12日出生於紐約，石油大王老洛克菲勒最小的孫子，洛克菲勒帝國第三代掌門人。作為家裡最小的孩子，戴維自然從小就成了最受寵愛的一個，可謂是含著全美國、乃至全世界最金貴的金湯匙出生的孩子。
小戴維在高中成績平平，但還是輕輕鬆鬆地於1932年進入了哈佛大學；“富三代”無憂無慮地思考人生，於是散步到倫敦經濟學院和芝加哥大學（洛克菲勒自家開的學校），先後拿到了哲學博士學位和經濟學博士學位，和一位大律師的千金結了婚，還結識了約翰·肯尼迪。
戴維在大學時也是一位關心國家大事的青年，一度動了從政的心思。洛克菲勒家的小少爺要從政！美國政界自然雞飛狗跳。1939年，羅斯福總統的內政部長哈羅德·伊克斯在日記中寫道：
“戴維·洛克菲勒的政治前途一片大好，他是一個非常好的孩子，很像他的母親。他在進入政治界之前，曾徵求過我的意見。最初給他提供的一個工作職位是在拉瓜迪亞市長的手下工作。他為此猶豫不決，不知道是去華盛頓好，還是接受這個職位。”
1940年，戴維駕臨紐約市政廳。他的工作能力如何暫且不表，有一個習慣卻讓大家很不自在，那就是隻要他一接到電話，總是先說一句：“這裡是市政廳，洛克菲勒在說話。”
為此，紐約市長都不得不恭請小少爺注意言辭：
“戴維，在接電話的時候可不可以換一種說法，比如說，呃，市政廳，我能幫您做什麼……我的意思不是說你的說法有什麼錯誤，而是說，如果考慮大家的感受的話，是不是後者更好一些呢?”
可能是感覺自己實在裝不出親善的形象，“學徒”一年半後，戴維並沒有選擇留在政界，有人說，他希望自己能得到一種比較可靠的權力，而不是選民所能給予的那種變化無常的權力。他後來說：“這一領域（政治）的危險在於它會把你的全部時間都消耗在競選上面。”這話對他而言的確再正確不過，幾十年之後輿論界也表示，對戴維·洛克菲勒來講，“當總統等於降格”。
1942年5月，戴維投筆從戎，美國軍方卻不敢讓他以身涉險（肯尼迪就沒這待遇了），只把他派去北非和巴黎充當情報官。
1946年，已到而立之年的戴維進入洛克菲勒家族的產業大通銀行，開始了自己的銀行家生涯。
戴維選擇從最底層的職位做起，在大通銀行海外部當了一名助理經理。這的確有點“勵志”的味道，不過兩年後他就被榮升為了第二副行長。此後，他在美國的後院古巴、波多黎各和巴拿馬等地開設了分行，顯露出日後縱橫國際政治的天才。值得一提的是，他二哥納爾遜這一時期也正在拉美頻繁活動。
1955年，在戴維主導下，曼哈頓銀行同大通銀行合併，新成立的大通曼哈頓銀行成為全美最大的銀行。戴維此後的職業生涯都奉獻給了這家銀行，直至1981年退休。當然，這只是這位超級寡頭故事的開端。
洛克菲勒家族干預美國政治和外交的傳統可謂源遠流長，在二戰前，美孚為德國和日本提供石油、大通銀行為弗朗哥提供貸款就已不是新聞。洛克菲勒五兄弟裡的老二納爾遜還親自上陣，歷任助理國務卿、紐約州州長，1968年更是奮勇參加大選，堪為特朗普競選之先聲，只可惜敗給了尼克松。1974年，納爾遜成為福特的副總統，總算過了一把總統癮。
相比之下，戴維雖然一直隱藏在幕後，對美國戰略的影響力卻遠在二哥之上。早在參軍之前，他就加入了美國對外關係協會，這個組織的大名相信關心美國決策機制的人都有所耳聞。
對外關係協會素有“美國真正的國務院”之稱，職能是就美國外交經濟政策發表研究報告，並向總統提供特別報告，看上去似乎只是個智庫，但實際上，正如政治學學者萊斯特·米爾佈雷思所說，“雖然對外關係協會沒有得到政府提供的經費，但是它同政府密切配合，使人難以區分協會所採取的行動中，哪些是政府授意的，哪些是它獨自採取的。”“對外關係協會對一切政府部門的影響是如此之廣，以致難以分辨政府的計劃與該協會的計劃究竟有何不同。”
在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時期，對外關係協會主導了美國對外政策，尤其是東南亞政策。這一時期的對外關係協會成員包括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威廉·邦迪、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麥科恩、副國務卿喬治·鮑爾，以及我們的主角戴維·洛克菲勒。
他經常出入白宮，肯尼迪親自就經濟政策向他徵求意見，他所提出的建議，如平衡聯邦預算、降低公司稅等，都被政府採納。肯尼迪數次邀請他“出山”，但都被他謝絕。肯尼迪遇刺，戴維則繼續當起了尼克松和里根的座上賓。
1969年，約翰·麥克洛伊辭去了大通曼哈頓的董事長職務，同時也辭去了對外關係協會會長的職務，戴維·洛克菲勒接過了這兩個位子。自此，戴維·洛克菲勒可謂掌握了美國外交政策制定的實權，直至1985年卸任。
那麼，戴維主席任上，對外關係協會所關心的主要是什麼呢？據說自1975年起，該委員會就開始籌劃“八十年代計劃”，內容包括：
1，開展一場國際“人權”運動；
2，擬訂達到核穩定的一系列可供選擇的方案，包括一項關於核擴散的新的嚴格政策；
3，努力限制國際武器銷售；
4，撰寫一份關於“南北方的全球性關係”——即富國與窮困之間的關係——的研究報告。
這份計劃日後經卡特政府發揚光大，我們所熟悉的冷戰及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的眾多主題，均可從此尋得端倪。
如果戴維·洛克菲勒只是對外關係協會的一任主席，那麼他的歷史地位絕不會像今天這樣重要。他之所以名聞天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創立了“三邊委員會”，這個組織在某種意義上可比G7峰會更有影響力。廣大陰謀論信眾與其鑽研虛無縹緲的“共濟會”，還不如好好觀察一下三邊委員會的行蹤。
1973年，納爾遜·洛克菲勒等兄弟約集了西方發達國家最有影響力的精英齊聚一堂，包括14個國家的權勢家族共約300人。戴維·洛克菲勒在會上倡議，建立一個全球政策決策圈，稱之為“三邊委員會（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顧名思義，委員會成員由北美、西歐、日本三個地區的人士組成，其中以金融及工業資本家為主，另有若干議員、學者、新聞界人士及工會領袖參加。戴維·洛克菲勒擔任委員會主席，另設北美主席、歐洲主席、日本主席各一人，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為總幹事，總部設在美國紐約。
委員會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一個以美、歐、日為核心的“世界秩序”，平時則就國際貿易制度、世界商品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東西方關係等問題發表專題報告，提出政策主張，然後利用其成員對本國政府施加影響。
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家出面挑選精英，“三邊委員會”自然星光熠熠，古今中外簡直無出其右者。論資本齊聚，美國的洛克菲勒財團、摩根財團，歐洲的德意志銀行財團、法國巴黎銀行財團、英荷殼牌石油財團，日本的東芝電氣、住友化學、新日鐵、日產汽車、日本精工、日本電氣、日立製作、松下電氣以及豐田公司的董事長或經理俱在；論社會影響，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院長哈羅德·布朗、可口可樂公司的保羅·奧斯丁、《時代》雜誌主編赫德利·多諾萬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布熱津斯基，都是鼎鼎大名。
當然，政界人物也是少不了的，不僅出了吉米·卡特和喬治·布什兩位未來的總統，沃爾特·蒙代爾、布熱津斯基、保羅·沃爾克、埃倫·格林斯潘等名字也位列其中。卡特上臺後，自他本人以下，副總統、國務卿、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和美聯儲主席等一干要職均出自“三邊委員會”，總共達26人，說委員會是美國的“影子政府”，真無半點誇張，戴維·洛克菲勒作為委員會主席，權力與卡特相比孰大，也是未知數。
事實上，洛克菲勒財團輸送的美國高級官員遠不止這些，這並非憑空杜撰，而是這些官員自己都迫不及待地誇耀自己與洛克菲勒的關係，好像這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
在戴維·洛克菲勒的時代，美國總統的歷任國務卿都出自他的門下：艾森豪威爾的國務卿約翰·杜勒斯（就是在日內瓦會議上拒絕與周總理握手的那個）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主席，肯尼迪和約翰遜的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同樣擔任這個職務達7年之久。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則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專題研究計劃”的負責人，他在出任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以及後來成為尼克松總統的國務卿之前，還擔任過納爾遜·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私人顧問。至於在卡特的國務卿布熱津斯基，就不需多說了。直到1981年裡根上任，洛克菲勒家的國務卿才終於“斷檔”，不知這是不是由於戴維本人於1981年退休的緣故。
新自由主義的始作俑者
坐擁如此強大的影響力，戴維·洛克菲勒都做了些什麼呢？他可是一點都沒閒著。親自插手尼克松同蘇聯搞緩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破冰中國，這些都會後文提到，但不要忘了：洛克菲勒不是以“世界和平”為理想的神話英雄，而是每時每刻唯以賺大錢為人生唯一理想的世界頭號資本家。他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利潤是自由企業制度的心臟和血液。自由企業制度是與個人自由和諧一致的唯一經濟制度。”他用手中的權力，改變了美國乃至世界發展的走向。
在1975年的京都會議上，三邊委員會工作小組提交的報告題目是“重塑世界貿易和金融綱要”，其中提出：“三邊委員會在維護和平、管理世界經濟、促進經濟發展和緩解世界貧困方面緊密合作，將為全球體系的穩定的、和平的演變提供更好的機會。”委員會的另一份文件則寫道：“壓倒一切的目標，是使這個相互依賴的世界保持和平……但是更多的時候必須注意制止那些中央政府侵犯國家之間的交易，無論是經濟物品還是非經濟物品的國際交易。”
在這裡，可以嗅到一些熟悉的氣味。上文已經說過“三邊委員會”對卡特政府巨大的影響力，因此1976年卡特上臺後，就忙不迭地貫徹了委員會的這一思想，開啟了之後漫長的政府“去管制化”和私有化進程。
事實上，早在1973年，洛克菲勒五兄弟的老大、戴維的大哥約翰·D．洛克菲勒三世就出版了一部名為《第二次美國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的著作，書中大力呼籲大幅度減少政府的權力，呼籲私有化，呼籲“將盡可能多的政府職能和責任轉交給私營部門”，1975年的報告只不過是呼應了大少爺的主張而已。
如果說報告的知名度還不高，那麼芝加哥大學（又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1980年出版的《自由選擇》可就真正點燃了新自由主義的火焰。里根和撒切爾夫人接過了火炬，並在全世界點燃了熊熊烈火，照亮了華爾街金融資本家的狂歡，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
“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活躍起來……”作為世界頭號資本家，戴維·洛克菲勒自然絲毫不會在意意識形態隔閡，在他眼中，即使在冷戰最激烈的時代，社會主義陣營也只是業務還未開展到的地區而已，因此一旦局勢稍有緩和（他自己也出了一把力），洛克菲勒就一往無前地衝了過去，而且跑得比誰都快。
1971年，戴維夫婦對東歐進行了“旋風似的業務旅行”，同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波蘭四國的領導人進行會談，並宣稱：“美國與蘇聯兩個大國之間應該建立更密切的聯繫，尤其是經濟、貿易的聯繫。鐵幕應當為玻璃板所代替，這是兩國人民的共同呼聲。”美國資本家的充沛活力給東歐領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愛德華·蓋萊克就對下屬說：“你看他那雙棕色眼睛，就知道他大腦裡的每個細胞都在不停地奔跑。這是一個活資本家。”波蘭對他的努力也投桃報李，出臺了一些法令允許西方公司在波蘭搞合營，波蘭街頭開始出現意大利的菲亞特和法國的公交車，波蘭農民開上了英國拖拉機，老百姓喝上了美國的可口可樂，抽上了萬寶路香菸。
洛克菲勒當然不會滿足於此，1973年，他搞出了一個大新聞：大通曼哈頓銀行宣佈將向蘇聯提供8000萬美元的貸款，用於修建世界上最大的卡車廠項目。這不僅是大通曼哈頓銀行歷史上最大的一筆私人貸款業務，更是冷戰以來東西方第一次金融聯繫，真真正正讓蘇聯人民見識了什麼叫“資本家為了利益可以出賣絞死自己的繩子”。
經過戴維的活動，大通曼哈頓銀行獲准在莫斯科開設了蘇聯自1929年以來的第一家外資銀行，地址就坐落於卡爾·馬克思大街1號，與克里姆林宮僅一路之隔。真不知道戴維·洛克菲勒給勃列日涅夫灌了什麼迷魂藥。
洛克菲勒還是最早到訪新中國的資本家之一。1973年，戴維攜妻子訪華，獲得了周恩來總理的親自會見。在會談中，戴維·洛克菲勒提出由他擔任會長的對外關係協會與北京的民間外交組織——人民外交協會之間建立一個非官方聯繫渠道的想法，得到了周總理的贊同。同時他還建議，由他擔任理事長的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與中國的有關機構進行合作，加強技術和人才方面的交流。
為期10天的訪華結束後，洛克菲勒宣佈大通曼哈頓銀行已經取得了受官方支持的中國銀行在美國紐約的代理行地位，可以辦理中美之間的諸多資金往來業務，從而成為第一家同中國建立業務關係的美國銀行。他隨後發起成立了促進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並擔任該會副主席，還主張給中國最惠國待遇。此後戴維·洛克菲勒多次訪華，也多次接待中國訪美代表團，對促進中美兩國的友好往來作出了貢獻。
作為石油帝國的繼承人，洛克菲勒在中東自然少不了表演。1971年3月，他攜妻子拜訪了埃及新總統薩達特，1974年率先在開羅設立了分行，併為埃及的石油管道工程提供了大筆貸款。他同伊朗國王巴列維私交甚厚，洛克菲勒同伊朗的合作之親密，不亞於其祖父的時代。也正是他說服卡特總統允許被廢黜的巴列維赴美治病，從而引發了1979年的德黑蘭人質危機。
當然，金融資本家的世界之旅絕不總是含情脈脈的。在後院拉美，也是戴維·洛克菲勒的“龍興之地”，大通曼哈頓就上演了一出割韭菜的好戲，受難的則是阿根廷。阿根廷本來擁有富饒發達的農業，但在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中，以大通曼哈頓為首的銀行團先是向阿根廷兜售低息貸款，然後美聯儲突然大幅加息，結果到1982年，阿根廷已經深深陷入了債務圈套之中無法自拔，同英國從埃及攫取蘇伊士運河控制權的手法如出一轍。而後，戴維·洛克菲勒與阿根廷新任總統卡洛斯·梅內姆建立了密切聯繫，洛克菲勒基金會所支持的轉基因項目也正式啟動，實施地點自然選中了阿根廷。之後發生的所謂“大豆革命”，則成為一個國家在“進步”的名義下全面失去糧食自給能力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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