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伯克：不受限制的民主將走向暴政

編者按：在《文化與社會》一書中，雷蒙·威廉斯展現了自18世紀晚期自20世紀中葉，四十位英國著名的思想家和作家們面對社會變革時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反應，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文化觀念與思維方式的變遷。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是其中一位。伯克是反對法國大革命的保守派首席代表，被稱為“第一位現代保守主義者”。在《反思法國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書中，伯克曾這樣評述法國大革命及其遺產：“共和國裡這些人民領袖的無能所帶來的結果都被‘自由’的名義掩蓋。在一些人身上，我倒確實看到了自由；然而在很多人——甚至絕大多數人——身上，我卻只能看到被壓迫的、卑下的屈從態度。沒有智慧的自由、沒有德行的自由，又算是什麼呢？”； “國民會議…是一個利用時勢攫取了國家權力的人們的一種自願聯合。他們背離了派遣出他們的人民的指示。他們建立了巴黎的專制共和國。對於他們，智慧不夠，就由充沛的暴力來補充。”不過，伯克並非是在抵制“改革”，他抨擊的是政治上的全盤革新或激進重建，以及由此引發的侵犯個人權利的多數人的暴政。

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一書的“埃德蒙·伯克和威廉·科貝特”章節裡提到，要理解伯克更為全面的思想要點，關鍵在於把握他所眷戀執著的事物本身，而非只看到他所譴責的事物。重要的不是他的立場，而是他的思維方式。

伯克所持的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思維，反對抽象概念（反映在法國大革命中，即“自由、平等、博愛”的抽象理性原則）對具體政治的統治。這在政治上體現為極力倡導“謹慎”（prudence）,並以此作為公民政府的首要美德。伯克認同社會契約論，“政府乃是人類智慧為了滿足人類需求而設的機構”——但國家（State）就另當別論，它是“存在於一切科學、藝術、德行和完美的典型中的契約關係……它不僅是生者與生者之間，而且是生者、死者和後人之間的契約關係。”這就不難理解，伯克所訴求的是一種緩慢而維持良好的政治進程，在該過程中，“能夠對民眾抱怨的問題直接對症下藥，而非改變對象的本質或對對象加以根本修正”。

可以說，在反思由暴力革命建立的現代政權的背後，也是伯克對英國自由主義傳統的維護。他主張從傳統之中汲取先人的智慧與德性，來框定現代政治的整體架構。威廉斯在該章節中指出了伯克的論述中存在的張力甚至矛盾性——比如說，他在一方面認為民主會導致個人受到群體的壓迫，另一方面又認為唯我獨尊的個體是邪惡的，一切人類美德都是社會的產物；再者，一方面，伯克強調創造國家形式是“為人類所識的上帝一般意旨的推進”，但另一方面，他抵制的重大變遷甚至也可能是人類所無法控制的了。但威廉斯也同時認為，伯克所面臨的困境正有助於闡明其所處的那個見證了“民主侵犯自由”的時代，“隨著變革風潮日益高漲，對平穩的堅持變成了一種拼命的堅守”。

埃德蒙·伯克：不受限制的民主將走向暴政

譯/高曉玲

標題為編者所加

伯克抨擊的對象是民主，即我們現今一般所理解的民主。觸發他展開攻擊的是法國大革命，但他所關心的不僅僅是法國，或許他更關心的是一股在英國泛起的類似浪潮。他並不認為自己能夠阻擋這股浪潮，然而仍然持有堅如磐石的立場：

閣下，您看到了，這是一個我們都不喜歡的制度，對於該制度發展的最佳方法，我沒有妄加評斷。我與您並無歧見，因為我認為沒有任何方法能夠阻止它的發展。邪惡已經出現；它既成體系又有實例；我們必須等待比我們高明的鐵腕人物，在英國和其他地方的實踐中，逐步對其加以完善。我過去很長時間以及從今以後所能做的，就是置身事外，避免以任何積極或消極的方式捲入這場鉅變。

這種鉅變現在已經發生，或者說人們認為已經發生，持這樣立場的人顯然被孤立起來。現在無論是從政治角度還是歷史角度，要駁斥伯克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看法都易如反掌。我們倒進冷水，以防止開水沸騰。他有關法國的論述，套用我在一個火車站候車室看到的一本《聖經》中“創世故事”旁邊的批註來講就是：“與史實不符”（historically untrue）。這種批註太過草率，可能會導致我們錯過更全面的要點：這個要點所涉及的不是他所譴責的事物，而是他所眷戀執著的事情本身；重要的不是他的立場，而是他的思維方式。伯克的特質，便是馬修·阿諾德在《論當今批評的功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中所說的那種特質：

英國幾乎只有他一個人，能夠讓思想作用於政治，讓政治浸透著思想。

阿諾德本人在政治上也屬於伯克傳統，但是，比這一點更重要的是阿諾德使用“浸透”（saturates）時所特指的那種思維方法。他所說的不是指那種通常與“感覺”對立的思想，而是指經驗中所獨有的直接性（special immediacy of experience），這種直接性在縱深層面上慢慢演化為一種具體的觀念，從而逐漸形成了人的整體存在。這些觀念正確與否並非首要問題；它們是否真理，也無法通過歷史認識和政治洞察力等方面的價值來進行衡量。伯克的作品是對經驗明確清晰的表達，正因如此，即使他的一般結論遭到推翻，其論辯本身的有效性依然存在。這並不是說事雖敗言猶存，假如這些論辯只是依附於事的浮辭虛飾，那將毫無價值。真正留存下來的，是一種經驗、一種特殊的知識；他的作品之所以重要，是由於它們傳達出這種經驗和知識。最終，單純的個體經驗具有了劃時代的意義和價值。

埃德蒙·伯克畫像，由約書亞·雷諾茲爵士所作。

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就可以闡明我這個論點。在政治上，伯克極力倡導“謹慎”（prudence），並以此作為公民政府的首要美德。我們知道這一點，並把它作為一種觀念來接受。伯克的對手也知道這一點，他們以為，藉助斷章取義一位熱切崇拜者的頌詞便可以一舉擊垮伯克的這一原則：

他（伯克）的能力是超自然的，唯一使他變得平凡的，便是謹慎不足與政治智慧的欠缺。

現在回顧伯克的政治生涯，我們可以確認“謹慎不足”這一評價是比較中肯的。在一個接一個的危機中，伯克缺乏最通常的謹慎；而在實際意義上，他的政治智慧不是優柔寡斷，便是平凡無奇。然而，這並不影響他對政治道德的評價。伯克屬於那種能從失誤的邊緣學到德行、從自身看到愚行的一類人。他們把這種認識看作最重要的一種知識，至少是有些道理的。伯克這樣評價法國國民議會的領袖們：

看來，他們的目的是到處躲避和繞開困難。在一切技藝中，正視並克服困難是大師們的光榮。他們在克服第一個困難之後，就把它轉化為征服新困難的工具，從而使他們得以擴展學識領域，甚至超越他們原有的思想範圍，把人類理解力的邊界推展開來。困難是慈父般的保衛者和立法者的最高律令安排給我們的一位嚴厲的教師，他比我們更瞭解我們自己、比我們更熱愛我們自己。……與我們較量的人增強了我們的膽識，磨礪了我們的技能。我們的對手也就是我們的助手。對困難進行這種可愛的鬥爭，就要求我們更深刻地認識我們的目標，迫使我們考慮與它的全部關係。這就不容許我們成為淺薄的人。

這段論述的真實性能夠得到普遍的驗證；在普通困難的陰影籠罩下，一個人的對手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他自己，而這時與對手的角力也同樣重要，並且也會卓有成效。另外，對於個體而言，這一過程與公民社會的性質具有非常重要且無可爭議的關聯。伯克支持波旁王朝而反對國民議會，我們不必支持他的這一政治立場也能領會下面這段話中所包含的真知灼見：

如果說，當我們工作的對象只是無生命的物體時，周密和審慎還只是一種智慧的話，那麼當我們所要拆除和建造的主體不是磚石木料，而是有知覺的生物時，周密和審慎當然就成為一種責任，因為大批的人將會因為處境、條件和習慣的突然改變而淪入悲慘境地。……真正的立法者應該擁有一顆敏銳的心靈。他應該熱愛並尊重他的同胞而戒懼自己。他的資質可以使他憑直覺的一瞥就抓住最終目標，而他的朝向目標的行動卻應該是深思熟慮、謹慎沉穩的。政治上安排一項社會事業的話，就只能運用社會的手段來工作。這樣的情況下必須同心同德。……如果我可以冒昧地告訴諸位如今在巴黎已經過時的東西的話（我指的是訴諸經驗），那麼我要告訴各位，在我的經歷中，我曾經結識過偉人，而且還曾經按照我的標準和偉人共過事，

形形色色的改革者認為這種觀點是在鼓吹保守主義（Conservatism），這真是再愚蠢不過了。保守主義者如果把其中的結論當作反對最激進社會改革的論據，那也同樣愚不可及。伯克是在描述一種過程，它從根本上認識到人類事務必然複雜而困難，所以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性的、合作式的管控與改革過程。沒有哪個政策可以擯棄這個認識，沒有哪個政策可以在描述時，用一種“耍滑頭的捷徑”，把這一認識歸之於己。

1789年7月14日，攻佔巴士底監獄。

不過儘管如此，仍然需要討論努力的方向和必要的決定。這方面，伯克當然屬於阿諾德所說的“內斂的時代”（epoch of concentration）。說他抵制所有改革並非事實，但是他最猛烈的火力所針對的，確是所有的全盤革新或激進重建。

改革並非是改變對象的本質或對對象加以根本修正，而是針對民眾抱怨的問題直接對症下藥。

政治是實際權宜，而非理論觀念。他對倒黴的普萊斯博士（Dr. Price）的批評，可以看作是對當時推動社會變遷的整個哲學和文學傳統的批評：

他們對於自己如此喜歡攪和的世界一無所知，處理所有事務又毫無經驗，卻自信滿滿地妄加評判；他們對政治一竅不通，有的只是政治所引發的激情。

這一點在千千萬萬小人物中間引起了反響，現在已經成為抨擊對手的老調，而最後一句所包含的批評卻威力持久，甚至還可以用於伯克本人。即使是在政治思想傳統的價值最值得稱道的地方，我們也不能忘記這個觀點是一個重要的限制條款。

伯克致力於自己時代的事業，特別是反對民主的事業。他堅持認為民主的趨勢是暴政，並且說“那些在群體統治下蒙冤受屈的人被剝奪了一切外在的安慰。他們好像被人類所拋棄，被他們整個同類的共謀所制伏”。

這同樣也是由經驗而來的評論。不需要等到完全的民主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是反對他的大多數意見佔上風而他遭遇困境時的自身感受。這並不是否認他所持民主觀點的合理性。但是，正如伯克時代以來的論點所指出的，他的立場似乎有點自相矛盾。這種對民主的批評通常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個體受到群體的壓迫，其二是，一般來說源於個體的美德受到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的威脅。伯克並沒有任何可以稱之為大眾社會的經驗，但他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認同上述這兩種觀點。他的觀點毫不含糊：唯我獨尊的個體是邪惡的；一切人類美德都是社會的產物，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所謂“自然的”美德，全是“人為的”美德：“藝術即人性”。體現並確保人類本性的，是歷史共同體（historical community）。人的權利包括被限制的權利：

政府是人類智慧為了滿足人類需求而設的機構……在這些需要中，有必要把出自文明社會的、充分限制他們感情的需要考慮在內。社會不僅需要壓制個人的感情，而且同樣需要壓制群體的感情。人的愛好應該常常收斂，他們的意志應該有所約束，他們的感情應該受到壓抑，這隻能借助他們自身之外的力量才能做到；而且，這種力量發揮作用時，不能受制於它要約束和剋制的那種意志和感情。在這種意義上，對人及其自由的限制，應包括在他們的權利之中。

如果民主是一種能使個體決定如何自治的制度（這並不是民主唯一的定義，但在伯克寫作的時代，這種說法與經濟個人主義一起，成為當時民主通用的定義），那麼上述引文實質上就是一種批評。正如伯克針對18世紀思潮所做的評論所說：

我們害怕讓人們各自依靠自己的那套理性去生活，去交往，因為我們覺得每個人的那套理性並不豐富，個人最好利用民族理性和時代理性的全部庫存與資源。

七十年後，這個觀點成為馬修·阿諾德提出的文化概念的基礎。

針對個人主義民主（individualist democracy）的觀點，伯克提出了“人民”（a People）的概念：

在原始的自然狀態下，人民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許多人本身並不具有集體能力。人民是一個協作概念。它完全是人為的，而且像其他一切法律上的假定一樣，是由共同的協定而建立的。這個協定的特殊性在於，它是從特定社會所熔鑄的形式中聚合而成的。

因此，人的整體進步，不僅取決於抽象意義上的歷史共同體，同時也取決於人出生後所身處的特定共同體的本質。沒有人能遊離於這個共同體之外，而這個共同體也不是他一個人所能夠改變的：

社會的確是一種契約。僅僅為了暫時的利益而訂立的從屬性契約是可以隨意解除的，但國家就另當別論，不應視之為買賣胡椒、咖啡、印花布、菸草或其他此類廉價貨品的合夥協議，可為些許暫時利益而訂立，亦可因雙方的一時任性而解除。我們必須以別樣崇敬之心視之，因為它不是僅僅和那些生命短暫而又鄙陋不堪的動物有關的契約關係。它是存在於一切科學、藝術、德行和完美的典型之中的契約關係。由於這種契約關係的目標不可能靠幾代人達到，所以，它不僅是生者與生者之間，而且是生者、死者和後人之間的契約關係。

《反思法國大革命》，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現在可以看出，在上面的論述中，伯克從社會（society）轉移到了國家（State）。我們還應該看到，對社會的必要敬意是一回事，而對某一特定形式的社會（即某一特定時期的國家）的態度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可混為一談，而伯克似乎把兩者混淆了。區分這兩者是非常重要的，但伯克似乎對此並無體會。在他看來，任何特定形式都絕不是偶然的，人們對社會概念的理解只能依賴於他所傳承的具體社會形式。此外，人類社會的進步是“為人類所識的上帝一般意旨的推進”；傳承而來的社會形式源於神，受到神的指引，是上帝意志的工具——上帝要人變得完美：

沒有……公民社會，人類就不可能達到其本性所能達到的完美境界，甚至會使這個目標變得遙不可及、虛無縹緲。……上帝有意使我們的本性通過德行臻於完美，他同時也決定著我們達成完美的方式——因此他想要國家存在——要求它和一切完美的源泉和原型聯繫起來。

當然，一旦國家形式發生改變，這一立場就會變得很麻煩：例如在法國，國家形式發生改變後，新式國家被看作是公民社會的破壞者。如果說創造國家形式是“為人類所識的上帝一般意旨的推進”，那麼伯克所抵制的重大變遷甚至也可能是人類所無法控制的了。晚年的伯克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儘管他並未改變自己的抵制立場：

堅持反對人類事務中這股強大潮流的那些人，似乎不是在抵制人類的圖謀，而是在抵制上帝的意旨。

這個困境也有助於闡明伯克所處的時代。他的學說依據的是一種平穩體驗，這種平穩雖有不完美之處，本質上卻並未受到威脅。隨著變革風潮日益高漲，對平穩的堅持變成了一種拼命的堅守。甚至在伯克著書立說的那個時期，經濟變革的大潮奔湧而來，其中夾帶著伯克所極力反對的許多政治變革。他根據18世紀相對穩定的狀態立論，駁斥19世紀那些混亂騷動的初兆，同時他也駁斥那些18世紀產生的、逐漸興盛的學說，這些學說如今日益成為變革本身所憑藉的獨特哲學。他的這些觀點在英國人心目中奠定了一種基本立場，人們正是據此立場不斷抨擊正在擴張的工業主義和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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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社會：1980-1950》

[英] 雷蒙·威廉斯 著

高曉玲 譯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ISBN : 978-7-100-16035-7

三輝微店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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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領域的必讀經典

英國新左翼的奠基之作

《文化與社會》是雷蒙•威廉斯的成名作，1958年首次出版後已多次再版並被譯為多國文字，被譽為英國新左翼的開創性之作，文化研究領域的必讀經典。

本書以“文化”以及圍繞其展開的“工業”“民主”“階級”“藝術”四個關鍵詞為主題，分析了四十位活躍於18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中葉英國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從伯克到休姆，從柯勒律治到奧威爾，通過分析他們對工業革命以及文化問題的不同論述，威廉斯梳理了文化觀念的變遷，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變革，勾勒出了影響20世紀文化思潮的重要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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