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女子餘美顏之遺彩（朱家麟《大亞畫報》 1929年第一百五十五期，1頁）
1928年4月19日午夜二時許，因在穗港一帶放浪無羈十餘年而有“奇女子”之稱的廣東臺山籍女子餘美顏，由香港乘坐加拿大皇后號郵輪赴滬，在途經溫州海口時，從容投海身亡——留下了遺書、遺函及“告婦女界同胞”的公開信，於公於私都甚有交待。正是這些從容的遺留，引發輿論的關注甚至炒作，當然包括大報大刊和“大人物”的評論，從而使得這位“奇女子”之“奇”，由先前基本屬於負面的“離奇”，一變而為特立獨行的革命之“奇偉”，也正應和著南方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後的主流話語。
有別於政治上的革命性，餘美顏的故鄉廣東在文化上甚為保守，她的“奇女子”故事，主要存在於坊間傳聞及市井小報，像《民國日報》這樣的報刊所載甚少；像《珠江星期畫報》前此一年所作的長篇連載《稗官新著：奇女子外傳》（太璞著），捕風捉影，繪聲繪色，實屬荒謬低俗，令人難以卒讀。至此，輿論場則更是完全轉移至滬上——穗港前此不多的相關報道，徒充以《申報》為代表的上海報章的背景材料而已。
《申報》先行
限於當時的通訊條件，待到郵船數日之後抵滬，並將餘美顏蹈海的消息按法律程序呈報有司，滬上首屈一指的《申報》始於4月24日第十五版“本埠新聞”刊發報道《浪漫女子深夜投海——戀愛不遂行動乖異，遺書至女界同胞》，雖託言採寫自乘客，然所敘十分翔實，如說其所乘船艙情形，便十分具體：“伊由港向興昌輪船公司買大餐樓船票二張，與女友分住八十九及九十一兩號房間，船票銀共洋三百六十元。”由此大大增強了報道的可信度。至於其投海緣由，自非一時半刻能得究竟，故僅在其致女界同胞書之外，略敘其身歷而已。《申報》並全文刊發其《致女界同胞書》，倒頗顯詞采風流，且足以動人警世：
顏不幸生於此青黃交接時代，自小憑媒妁之言，聽父母之命嫁夫遠適外國，數年未謀一面。少識之無，誤解自由，竟墮落而任性妄為。在此汙濁萬惡之社會，浮沉十載有奇，雖閱人甚多，終未能結陳朱之好。前雖鍾情渤海九少，山盟海誓，務達比翼，奈為家長所阻，終失所望。既無人生樂趣，留此殘生，亦無所用。決然立意畢命，離此汙濁世界，還我清淨本來。我佛慈悲，當肯援吾魂以歸正道也。回憶前事種種乖謬，罪不容誅。上違父母之命，背夫私逃，開女界不敢為之風，而行女界奇恥大辱之舉。一思前非，萬死不能蔽其辜。但今已如大夢初醒，非死無以贖其前愆，亦無以喚醒女界各同胞也。顏既飽受社會之痛苦，孽雖自取，但亦由社會所造成，願諸姑姊妹勿以顏之醜行而相為提倡，當以顏為女界之罪魁。今雖身投濁流，亦不能贖罪於萬一也。望女界同胞等有如顏之行為者，急宜猛醒回頭，早登彼岸，勿蹈顏轍，而取不良之結果，貽萬世之羞為幸。語云：一失足便成千古恨。顏事已矣，與世長辭，望吾女界同胞急起直追，喚醒群眾，勿再蹈顏之不良結果為幸。
在稍後的報道中，才根據廣州《國民日報》等早期的報道，補充描述了一些奇聞佚事。如餘美顏因馳馬市廛，被拘至警署，處以五圓罰金，便掏出十圓大鈔，棄置而去。更令人驚詫的是，她曾於炎熱夏日，赤身裸體橫陳於酒店臥室門口，旁若無人，談笑自若。凡此種種，不僅為廣州官廳所不容，避往香港，復不見容，於是輾轉來滬。又說她自認曾與除土耳其外的三千世界各國男子交接；粵中某局局長與其春風一度後，被索金二萬之巨，以無憑無據拒付，餘氏便揚言說：某氏下部有一黑痣，便是鐵證，如不允所求，當相見於法庭。這個可憐的局長只好如數付款。因此得以揮金如土，到手輒盡——“總其一生揮霍，為數約一百三十萬金，誠令人聞之咋舌焉。”（萬花《餘美顏遺聞》，《申報》1928年4月28日，十七版）
補充報道紛至沓來，關於其遺物的報道，頗可想見其人——其品質之講究，不可徒目以為蕩，實可目以為奇。所遺服飾，均是質料高貴，縫工極精。特別是襯衫一件，“制有淡青蓮色軟緞，纖腰窄胸，想見綽約身材，展覽之餘，猶覺脂粉撩人，如乍出紅閨者也……昔日紅妝青騎挾韁絕馳之浪漫性情，睹其遺物而益信矣”（《勸君莫惜金縷衣：奇女子餘美顏之遺物襯衫…女舄…襟花…髮網》，《申報》1928年5月4日，十五版）。
“奇女士最後的紀念。與其女友合影”（《新銀星》1928年第2期，29頁）
其實，前此近一年，餘美顏亦有來滬；《申報》的報道雖然只是提前報道了餘有意來滬的消息，但其引述自港訪滬者之說，對餘美顏在港情形、來滬緣由，言之甚詳，令人讀之有如親歷，殊勝穗港的報道——其中所謂“字頭友”，即今日俗稱的黑社會大佬：
奇女子者，即粵中大名鼎鼎之餘美顏女士也。餘女士舉止闊綽，裝束入時，且為交際界名花，以是人多以奇女子稱之，而女士亦自承焉。日前由粵抵港，朋輩為之洗塵，大有山陰道上之概。日出入於各大旅社，引起港政府之注目；先由華民政務司派役傳署問話，繼由警察司派探傳署問話。聞傳問之最大原因，據警察方面言，渠與一種俗稱字頭友者，往來不絕，恐其有妨本港治安，故加以警誡，非欲與之為難也。
下面詳敘其與警方周旋，時間地點等，俱言之鑿鑿，頗資增信。周旋到最後，餘氏反詰警方說：“我在港未犯法，何故屢加干涉？今後如餘再來港，當如何？”警方回答：“如不犯法，固可自由，惟汝須自慎，勿與字頭友往來可也。”雖不復限制其自由，但仍限期出境。故有“聞女士已購定船票，準備來申，且一般洗塵者，又紛紛為之餞行雲”（杏雨主人《行將來滬之奇女子：亦是情場失意人，聞欲顯身滬銀幕》，《申報》1927年7月1日，十六版）。
可惜滬上報紙對其到來竟未予跟蹤報道，不知何故；待其蹈海之後，始見民國以研究性學著稱的網紅級教授張競生博士在文章中提及：“連日在民眾日報及青光上看到奇女子餘美顏的蹈海自殺消息，使我有無窮的感慨。當去年這個奇女子來上海時，我友偶然與之同行，到上海向我說及‘你是否要一看奇女子’，我漫應之，而終於無緣得見一面。距今不久，又有一友向我談及外間說我與‘奇女子’定然會過。我誓言未曾。他說這真可惜，即自優先權為介紹人。翼（翌）日來說她已往香港好久，候其來再圖謀。殊知‘奇女子’竟蹈海而死了！”
滬上譽慨
為“奇女子”之“奇”正名，張競生可謂箇中之最，對報章所載餘美顏種種事蹟或傳聞，皆目之為奇——她短褂匹馬，逍遙廣州市上，至於被公安局所禁，一奇也；在香港客棧“出浴返房，一絲不掛”，致被港紳仇視，二奇也；揮金如土，三奇也；奴蓄男子，四奇也；逃入佛門，五奇也；蹈海自盡，愈覺其奇妙無窮——而對凡此種種之奇，更認為“實有偉大的價值”！並以西方價值觀為佐證——在那個時代，是足資佐證的：“可惜，她不生於歐美，則短褂匹馬，不但免為公安局所驅逐，而且得了‘女英雄’的徽號。又可惜她不生於日本，則浴後不衣而返房，干卿何事！至於揮金如土，更覺可兒。據說被其誘惑者數千人，可見其迷力的偉大無比。取浪子之財，供美人揮霍，故我說她真是可兒也。” （《“奇女子”餘美顏蹈海自盡競生》，《情化》1928 年第一卷創刊號，61-62頁）
後來的愛國七君子之一，此際正領導著上海任銀行業工會，且曾大力支持北伐戰爭的章乃器，在其去年11月創辦《新評論》半月刊連續發表評論，正面評價餘美顏，乃至於大唱讚歌。如陳走崖的《論餘美顏》（《新評論》 1928 年第十二期，35頁）說：餘氏是一個縱慾者，但也是舊禮教的反抗者，同時也是舊禮教的犧牲者。背夫而逃非其罪，戀愛情人無不對。遺書謂誤解自由，其實是真自由者。縱慾也非其一人之過。我們除了佩服她的勇氣之外，只有惋惜。惋惜她沒有真正的愛人，惋惜她行動出軌。章乃器甚至親自上陣，將餘美顏的行為提升到“革命”的高度，更符合當時的主流話語：
餘美顏在現社會道德的信條之下，當然是一個墮落者。但是她的墮落，完全是環境造成的。倘使她起初就能夠得著一個美滿的配偶，我敢說她就不至於墮落。倘使她在過她的獨身生活的時候，社會上沒有一班以女子為裝飾品而同時肯化錢去置辦那裝飾品的人，她也不至於墮落。
怪誕不經的性行，往往不過是環境刺激的反應。倘使一個人照了社會的信條做去經過相當的時間而仍得不到一般人的諒解，同時又得不到應得的成效，自然就會因為憤恨的緣故而照一般人以為是“倒行逆施”的方法去做了。這是很自然的應有的反動。
餘美顏之所以自殺，近因固由於戀愛挫折，而遠因則由於新舊思想的矛盾。她的絕命書上把“背夫”“背父”當做自己的“罪大惡極”，可見她一面雖然覺到非如此不可，而一面卻又覺到不可如此。她有了革命的行為，而沒有革命的認識。她是犯了“不知而行”的病。（章乃器《關於餘美顏的幾句話》，《新評論》 1928 年第十二期，37頁）
無論獵奇抑或辨誣，各方對餘美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生活背景，都未曾提到或者根本不瞭解。餘美顏出生、成長的廣東臺山，乃中國第一僑鄉，由於美國的移民限制，特別是1882年排華法案通過之後的嚴苛形勢，俗稱金山客在美華僑，要想攜妻帶子，簡直難於上青天。而國內的父母親人，又無不希望華工出國前成親，即便已身在國外，也得娶個媳婦，以為種種維繫，於是就出現新娘抱著公雞拜堂的奇景，這在晚清民國的台山四邑地區屢見不鮮。由此造成的人倫悲劇，在一首首《金山謠》中得以呈現：
啊！嫁女嫁給金山郎；
嫁給金山來的皮箱，想有多少箱，就要多少箱。
有女莫嫁金山郎，十年九年不同房；
床柱結了蜘蛛網，灰塵積滿半張床。
（瓊·菲爾澤《驅逐：被遺忘的排華戰爭》，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123頁）
高顏值、知詩書且甚有心氣的餘美顏，如何長期忍受這種望不到盡頭的苦虐日子？更何況孃家還助紂為虐！關於餘美顏身世行實，相對靠譜的報道說，“美顏賦性聰慧，口齒伶俐，十齡始就學於荻海女校，嬌小玲瓏，一目十行，師器重之。不三年，為文已清順可觀。又二年，解吟詠，出口成章，詞意天然”。如此，自然好逑者眾，而“澄夫（美顏之父）系舊家庭人物，因命美顏輟學，無事不準外出。若輩所施其伎倆，徒呼負負而已”。爾後，貪於金山客的“多金”，棒打她與渤海九少這一對鴛鴦，將其許配於開平的譚祖香，卻不料“商人重利輕離別”，“結褵二月，即作勞燕分飛，生離死別，為人生莫大之傷心事，而況遠涉重洋，新婚之少年夫婦乎！”而其家婆猶自惡言相向，美顏只有“對鏡自憐，以淚洗面”（《奇女子餘美顏》，《新銀星》1928年第一卷第二期，29頁）。
好不容易熬到家婆病逝，得以悄悄離家出走去廣州，誰知卻無端而罹牢獄之災：“美顏抵廣州之日，即前海軍總長程璧光被刺之翌晨。當時美顏身穿奇服，行動亦怪，公安局警察以其形跡可疑，便拘入第四區署。”好在她還有一位當縣長的姨丈，將其保釋並留養。但譚家聞訊，反提美顏之父，保守的餘父盛怒之下，追到廣州，不把女兒接回，反而虎毒食子，竟向公安局提告其女，令其再陷“牢獄”——判入習藝所一年——相當於“勞改”（《當代唯一奇女子》，廣州《民國日報》1928年5月4日）。這也等於將其推上了“絕路”——在那個年代，女子至此，已是別無選擇，除了墮入青樓，大概還是墮入青樓——以餘美顏這種激進的另類方式。
對餘美顏的遭遇，滬上媒體基本持悲嘆的態度，而粵地的媒體繼續保持獵奇的小報趣味。比如，《天趣畫報》在1928年第二、三、四期，連續三期以《浪漫之奇女子》為題，刊登其倚椅全裸照而不置一辭，實屬惡趣。《珠江》雜誌1928年第二十一期刊發了紅薔薇發自香港的《奇女子蹈海始末記》，所附餘氏遺照，眼含憂鬱，氣質動人，然行文格調猶是小報趣味，因而其所謂首刊之遺書，也令人難以置信。在兩地紛紛搬演的奇女子故事中，上海這邊偏重感慨警世，如著名的廣舞臺新編的《廣東奇女子餘美顏投海記》，就頗動人（詳參《申報》1928年6月9日二十七版報道）。神仙世界男女劇社排演的《浪漫女子投海記》，也是連演月餘，頗受歡迎（詳見《申報》1928年5月14日至6月26日二十三版的各期廣告）。北四川路老靶子路的上海大戲院也排演了《風流奇女子》，並招徠學界中人觀場——“優待學界每座兩角”，可見品味不俗（《申報》1928年6月9日，二十六版）。而廣州新景象戲班排演的《餘美顏投江記》，雖由一代名伶薛覺先主演餘美顏，不知是廣州當局保守過頭，還是戲班真有嫌“下作”——“演至強迫離婚另尋夫婿一段，隨意戀愛，淫蕩不堪入目”，竟遭禁演，以維風化，而且措辭極嚴：“倘敢抗違，定予嚴懲不貸。”（《梨園雜紀：禁演餘美顏投江記》，《海珠星期畫報》1928年，八期）
傳奇演繹
真正掀起奇女子餘美顏故事高潮的，不是報道，不是演戲，而是時新的電影，且主事者，乃同樣有奇女子之稱的廣東籍影星楊耐梅。之所以會由楊耐梅來成就《奇女子》這一部傳奇電影，有其個人的性格特質的因素，有上海的環境氛圍，也是粵人獨特的電影基本譜系所致。
在中國早期電影業中，廣東人舉重輕重。在為“廣東文物展覽會”所撰專文《廣東人與中國電影》（1940年）中，當時的電影業大佬羅明佑說：“我們可以安全的說自最初的中國電影至最近的中國電影，悉由廣東人領銜演出，情形恰當我國的革命……廣東對中國電影的貢獻是無匹的。”所言並無多少誇飾（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廣東文物》，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年出版，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翻印，846-847頁）。對此，法國當代著名學者白吉爾在《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68頁）一書中也指出，這是“由於廣東人能熟悉當代世界的發展狀況（這無疑應歸功於他們與海外團體所保持的密切聯繫），所以他們往往能迅速地採用新技術，吸收新思想”。
楊耐梅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走上銀幕的。由於富家獨生女生活養成的乖張與豪放，加上與家庭絕裂後的“江湖闖蕩”，以及同鄉之感，使楊耐梅這個奇女子與餘美顏這個奇女子容易“對上眼”——做出成立電影公司投拍處女作的創舉。
其實，這麼好的故事，其他電影公司也想過要拍，只是苦於找不到楊耐梅這麼好的主演。如電影界大佬、著名洋場小說《歇浦潮》的作者、大中華百合電影公司總經理朱瘦菊就說，他的公司的導演們也曾紛紛建言拍攝，但他覺得“奇女子之奇，不奇於放浪形骸，廣羅多士，而奇於其能冒天下人之不韙，毅然為所欲為，不以人言為依違”，這種人物，如“古人謂靈氣所鍾，不作大聖大賢，便為神奸巨猾，不為忠臣節婦，乃成名優名娼，以宣洩其胸中鬱鬱不平之氣；所謂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這種角色，遠不是一般的演員所能勝任的。確而楊耐梅，“系出舊家，聰明好學，顧所偶非人，平居鬱郁，脫幅既佔，乃得暇電影以宣洩其胸中不平之氣，蓋亦奇女子一流人物”。因此，她來主演，“堪雲銖兩悉稱”；她的公司來拍，自是成功底定（朱瘦菊《述楊耐梅》，《北洋畫報》 1928 年第五卷第兩百四十六期，二版）。
《申報》則從另一角度佐證主角人選之難得——當時國中不多的幾個實力派女明星如張織雲、宣景琳等，嫁人的嫁人，息影的息影，只剩楊耐梅與毛劍佩二人尚活躍於娛樂界，而毛又正移情京戲，因此，唯餘的大牌影星楊耐梅，自然是惹起萬般期待，“有如大旱之望雲霓”（《楊耐梅新片今日開映》，《申報》1928年9月27日，二十四版）。
由於電影《奇女子》的拍攝，無論是出於影片宣傳還是輿論的導向，對餘美顏的評價愈趨正面。如干白的《記〈奇女子〉》（《申報》1928年6月14日，十二版）說餘美顏天生奇才，誠不能以常人目之；《奇女子》亦香豔，亦浪漫，然在描寫香豔浪漫之中，皆含有悲劇的暗示，關係於社會教育甚大。旬月之後，又再撰文作進一步的申說（《為奇女子說幾句話》，《申報》1928年7月12日，二十一版），於楊耐梅及餘美顏可謂“有情有義”。
其中鼓吹最力者，則非另一廣東人、後來的大導演蔡楚生莫屬——當然，蔡剛赴上海發展不久，且任該片副導演，怎麼鼓吹都是應該的，即便如此，我們從中也可看出蔡的價值取向及才華表現。他先在《新銀星》1928年第二期刊發的《餘美顏：水銀燈下之奇女子》，對餘美顏的評價可謂“再創新高”：“美顏真不可多得之奇女子也……其所以成為奇女子者，在在均為此黑暗人世間之舊家庭，惡社會……等所造成，而彼向此黑暗人世間之衝突，正具勇敢與犧牲之精神，而有不可埋滅者在。其勇於衝突，與迅於覺悟，實非常人之為。”堪稱反封建的烈女！楊耐梅之拍烈女故事，自然也值得大力表彰了：
於此藝術暗晦之時期中，毅然以茲新舊潮流所衝激演成之大悲劇——奇女子——攝為影片，誠可謂有心人也。蓋其劇旨雖為描寫美顏事實，而其重心乃在揭發社會之罪惡，間雖少及浪漫之處，維其寫浪漫也，乃益見美顏之出於孤憤，而昭示此人世之絕望，將使觀眾見銀幕上之美顏，而瞭然於其死，乃為時代潮流而犧牲，而迥異於常人之死，其描寫社會內心能為是之徹也。故不特無誨淫之弊，而其含教育性亦至偉大。
隨後又在北京《世界畫報》頭版撰文，一反坊間以楊耐梅感於奇女子餘美顏事而成立公司籌拍影片的傳聞，說她是“因感於國產影片之不振，乃思作一鳴驚人，春間遂自辦耐梅公司於海上，會廣東奇女子餘美顏投海自殺，女士以其事之新奇慘痛，乃決攝為該公司處女作”，如此又抬高楊耐梅及此片在當時及電影史上的地位，並表彰劇本，乃“經大劇家以藝術手腕，刪繁就簡，製為曲折入勝，不落平淡”（蔡楚生《楊耐梅與奇女子》，《世界畫報》1928年第一百五十期，1頁）。
從《申報》刊佈的劇情看，確實不同凡響。先突出於美豔（餘美顏劇中之名）在婆家被橫施撻楚的不幸遭遇，從而使其出走具有十分的正當性和正義性，所謂“鼓其勇氣逃出此萬惡之家庭”。此時，正好其家婆被其惡侄毒害，嫁禍於她，遂遭無妄牢獄之災，性情由是大變，“出獄後乃一為人所不敢為，以與此惡社會作不懼的衝突”。儘管如此，卻得以巧遇不計前嫌、情深款款的鄒文瀾，因而擯棄鉛華，力改前轍，兩情繾綣中共盟白首，卻又遭鄒父棒打鴛鴦，復兼誤會，悲痛之餘，遂遁庵為尼。鄒後往尋，又被庵方誤為社會上人，反將於逐出，至此可謂盡斷其生路（《耐梅公司新片奇女子之一幕：耐梅公司新片奇女子本事》，《申報》1928年10月9日，二十四版）。如此改編，較其本事，情節更集中，衝突更合理，立意也更高；後人再敘餘美顏故事，更多有引劇中事以為實事者，可見其影響。
楊耐梅所飾餘美顏之劇照（《上海漫畫》1928 年第25期，2頁）
但對這一改編，著名作家周瘦鵑看過電影后，在《上海畫報》頭版頭條發文，卻是有贊有彈。當然先贊主創人員，無論主演楊耐梅、導演史東山（應該提一提副導演蔡楚生才夠眼光）、攝影石世盤，“皆箇中老斫輪手也”，但又嫌其輕描淡寫，對這一“久已膾炙人口的蕩佚飛揚的故事”刻畫未能盡致，“必須加以更熱烈之點染，始稱其為人”。一些配角，更嫌表現不到位。如與餘美顏並稱四大天王的另外三人，“但見其憧憧往來，言笑不苟，似與蕩婦女之個性，相去遠矣”。對電影以孤墳豐碑為結尾，周文瀾與鄒可成並立墓前作憑弔狀，也頗不滿，認為還不如攝一海景，較為含蓄——“餘美顏之死，尚在疑似之間，則此一片大海，滾滾長流，自彌足耐人尋味也。”最誇獎的，乃是電影放映之時，楊耐梅間中登場唱主題曲《懺悔詞》——玄色背景，圓月中天，下燭孤樹，槎枒有奇致；楊耐玄衣長裾，悽婉絕倫：“蜂蝶忽來清淨地，無邊佛法竟無靈，向前前無路，退後後無門，哎呀，你叫我這畸零人，除了茫茫大海何處去藏身。”（瘦鵑《銀幕上之奇女子》，《上海畫報》1928年第四百零二期，1頁）
以此，亦可知周瘦鵑先生才是真正的老斫輪手，識見高明，洵屬公允，也堪稱現代電影批評史的佳構。文中所說的《懺悔詞》，也同樣是現代電影主題曲中的佳構：
蕭森秋氣暮雲平，踽踽窮途欲斷魂。說什麼莽莽乾坤大，偌大乾坤容不得人。我是生長名門好女子，婚姻專制誤雙親。個郎待我無情義，兩日夫妻便出門。從此消息深沉將我棄，聲聲姑惡最難聽。人世事，多苦辛，不信殷憂便送此身。天賦人權須保守，飄然含淚孓身行。惡鬼從來工射影，一場大禍起門庭。嘆我深閨嬌弱女，銀鐺鐵鎖度朝暮。從茲一死由僥倖，卻不道魔劫重重隨後生。放浪形骸聊自遣，鬚眉拜倒石榴裙。春去秋來顏色改，阿誰是我意中人。俗子紛紛何足數，忽逢渤海解溫存。多情忽被無情妒，劍斬情絲寸寸分。我志在保全人骨肉，緇衣披剃入空門。蜂蝶群來清淨地，無邊佛法竟無靈。向前前無路，退後後無門。哎呀天呀！你叫我這畸零人，除了茫茫大海何處去藏身！（宋痴萍、馮子和《奇女子懺悔詞》，《北洋畫報》1928年第五卷第二百四十六期，2頁）
楊耐梅演唱奇女子懺悔詞之裝束(《世界畫報》1928 年第一百六十四期）
《奇女子》1928年國慶獻映後，好評如潮，楊耐梅乘勢再開電影女明星攜片大規模巡迴放映兼登臺演出之先河，從1928年10月到1929年1月中旬，先後巡演了寧波、青島、天津、北平、 瀋陽、長春、哈爾濱等城市，使她這個奇女子再增奇氣：“一纖纖女子，行蹤遍全國，誠不愧奇女子也。”（範範《楊耐梅芳蹤遊移》，《羅賓漢》1928年11月10日）。更奇的是，她在國內巡演之後，復又從新加坡開始南洋蘇門答臘、阿沙漢、把東、大阿齊、日裡棉蘭、直武芽、武吉丁宜等地的巡演，也是備受歡迎（佚名《楊耐梅來滬始末記》，《影戲生活》1931年第一期）。
然而，年餘的巡演，海內海外所歷城市甚夥，唯獨沒有中國現代電影最重要的策源地之一的廣州；官方禁影禁戲，卻禁不住人們的縷縷情思和省思：
珠江江水毓英奇，巾幗生來性不羈。
百萬金錢供浪漫，三千面首混華夷。
紅妝輕騎行無定，俗禮迂防破亦宜。
底事從容輕蹈海，煙波浩渺系人思。
（金友石《吊奇女子餘美顏》，《學生文藝叢刊》1930年第六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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