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羅素說：“中國是一切規則的例外。”中國的城市化尤是如此。
才僅僅30多年，中國已經走完了歐洲和美國上百年才行進完的城市化歷程，進入城鎮化和城市化2.0時代。
在城市2.0時代，規模、人口、城市外延擴容早已不是城市化的最主要的目標，新一輪對城市發展的思考中，中國諸多城市——尤其是北上廣深以及長三角與珠三角之外的一些城市，在城市發展方式的創新上，異常引人注目。 其中，以西部城市為甚。
“起步晚、底子薄”的西部城市近年來在產業創新驅動、創新創業引擎以及催化區域融合等多個領域與維度發力；城市發展方式創新，成為這些“後進城市”邁出增長緩慢區的催化劑。
而從城市發展成果的“檢驗金石”來看，城市發展方式上的創新，確實是這些西部城市摸到過河的“第一塊石頭”。
西部城市發展困局
中國城市競逐戰的硝煙從來沒有停息過。
位居中國腹地的西部城市儘管在西部大開發、“一帶一路”等戰略、倡議裹挾下，發展機遇空前。但與沿海城市相比，無論發展基礎、資源密集度還是對外溝通、交流層面，西部城市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後進生。
比如，偏居西南一隅的貴陽，過往多年，最為人知曉的恐怕就是黃果樹瀑布、貴州茅臺、“老乾媽”，以及滯後的經濟發展狀況。
1998年，貴州GDP在中國31個被統計的省市中排27名，2008年排第26名，2017年排第25名——過往20年，貴州經濟體量排名幾無長進。
這似乎是中國西部“後進”城市的寫照與代表。
在先決條件上，成都會好一些。成都一直有較強的互聯網基因、濃厚的創業氛圍和人才吸引力，成都最近幾年頻頻在“百度搜索城市”熱度上排名第一，放在與北上廣深城市的競逐平臺上，內陸城市成都的短板也非常明顯——成都在交通、區位與資源集聚等方面都不佔優勢。
我們可以看到，內陸城市要在既有資源上以傳統的方式改變這種局面，似乎難度太大。另一座西部重鎮——西安面臨的是另一種局面。
多年來，西安被賦予多項城市職能，比如，要帶動大關中，引領大西北，今年又被確定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國家使命”當前，西安的經濟實力與對西北區域帶動力略顯不足。在此前提下，區域融合是其中面臨的一大機遇，同時也是難題。
我們知道，西安與咸陽是中國距離最近的雙子城市之一。區域融合發展，被認為是“最終的出路”。但區域融合發展談何容易，尤其在改革因子相對並不活躍的內陸地區。直到2006年9月，西安咸陽之間通話才不再繳“長途費”，隨後一些路網建設啟動，但推動緩慢。
凡此種種，似乎西部城市在經濟和區域發展領域的階躍上，一直襬脫不了傳統領域短板的桎梏。
再舉個例子，“一帶一路”倡議被解讀為西部、尤其是絲路沿線城市重大利好，但中部城市鄭州則憑藉其強大的物流優勢，在此紅利下突破突圍——這也印證了傳統印象下中西部城市在發展基礎和對外溝通交流等領域的不足。
西部城市的“創新經”
其實，最近二十年，東西部城市經濟體量差距還在擴大，這種局面倒逼西部城市在發展方式上必須要創新，而由此萌生的內生驅動，也成為一種可能和必須。
我們前面提到，數十年貴州經濟數據一直居末，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3年，貴州省會貴陽忽然成為中國城市在發展方式突破中異常矚目的存在，其突破口就是大數據。
貴陽被稱為“林城”，天氣涼爽，夏季平均氣溫22.5℃，而且是中國電價最低的省份之一。“林城”空氣潔淨，臺商郭臺銘來到貴陽，襯衫穿了兩天還乾淨如初，就很願意投資貴州——這些都是發展大數據天然優良的基因。
2014年8月，貴陽建大數據產業發展聚集區；一個月後，大數據商業模式大賽開賽；再過半年，數博會舉辦，馬雲、馬化騰、周鴻禕、郭臺銘一眾前來捧場。
馬雲沒吝嗇他的讚譽：“如果大家錯過了30年前廣州、浙江的機遇，今天一定不能錯過貴州。”——這句話成為貴州發展大數據、城市發展方式創新上最好的背書。
蘋果、高通、微軟、戴爾、惠普、英特爾和甲骨文等世界名企落戶貴州，貴州本土大數據企業雲上貴州和貨車幫等也迅速崛起。
截至目前，貴州大數據產業總規模超1100億元。
西部城市外部機會不比沿海城市，要在經濟上階躍更大的機會是在城市稟賦的差異性和產業風口上創新。這種創新，對本土產業與整體經濟帶動，顯著而有效——這一邏輯對貴陽如此，對西部“領頭羊”成都亦是如此。 成都電子和旅遊產業都領先於中西部，但在其城市再次飛躍中，眾創異常矚目。
2017年城市“雙創”能力分指數排名，成都居全國第二。繼北深滬之後，2018年全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動周主會場落在成都——這對西部來說是第一次。
在與中國一線、新一線城市競逐中，成都另闢蹊徑，通過雙創的發展方式，與沿海城市差異化競爭。
在雙創重要的載體方面，成都的“菁蓉”首先值得關注。“菁蓉”包含的“菁蓉國際廣場”，負責孵化新技術、培育新業態。微軟、阿里等旗下世界級孵化器已入駐，還有超過600餘家科創企業集結於此。“天府菁蓉中心”以研發為主，已引進諾基亞全球技術研發中心、斯坦福天府研究院等。郫都區“菁蓉小鎮”則聚集雙創項目1716個、創客兩萬多人。
成都市委書記、市長經常在“菁蓉”“被偶遇”。
2017年掛職成都的一位西安幹部歸來彙報：“以菁蓉為基地的成都眾創發展令人吃驚，其成熟的運作值得學習。”
其實城市發展方式的創新沒有定勢。在新的城鎮化、城市化的進程中，變化和革新才是永恆不變的定勢。
上述提到了西安在區域融合的困境，事實上，陝西與西安兩級政府正逐步通過一系列區域融合的措施破冰。
對西安來講，一個加速城市區域融合的契機是在2010年，那一年，西鹹新區建設進入啟動實施階段。4年後，國務院正式批覆西鹹新區為“首個以創新城市發展方式”為功能的國家級新區。
而西安咸陽以及西鹹新區的區域融合，再次擺在面前。眾所周知，涉及到行政層面的區域融合，難度自然非比一般。
終於在2017年1月，陝西省層面印發《關於促進西鹹新區進一步加快發展的意見》這份《意見》的核心內容是，西鹹新區黨工委、管委會作為陝西省委、省政府的派出機構，由西安市委、市政府整體代管，除履行國家級新區開發建設職能外，全面託管轄區內西安市和咸陽市的行政和社會管理職能，在總結代管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全面管理。
代管託管的創新舉動，推動了區域實質性融合，但我們把它放在對西安城市發展方式的創新角度講，它的引領作用明顯——通過託管代管捋順了區域融合。
當然，這背後有重要支撐，即西鹹新區的屬性定位上就是要試水先行——這在中西部欠發達、欠開放的區域，顯得尤為重要。
創新發展方式，助力城市崛起
一個城市的“創新經”，最終都要體現在這個城市的發展上，實踐才是檢驗的標準。對於整體西部而言，“試水”的樣本，為西部城市發展，做好了示範。
當初，貴州一主要官員問北京中關村的一名企業大佬：“貴陽要發展大數據，在貴陽建中關村貴陽科技園怎樣？”
這名大佬說：“腦袋沒發熱吧，這麼高端的東西和落後的貴陽，有什麼關聯？”
大佬也有判斷錯的時候——貴州終於在大數據上走出一條路。
目前，貴州736個政府應用系統、108家網站與省政府門戶網站實現數據交換。2018年起，貴州實施大數據的升級版，要實現全省大數據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這種創新驅動，也直接作用在西部城市的企業上。
貴州茅臺提出了“智慧茅臺”工程，打造全產業鏈大數據平臺。老乾媽量身定製運營大數據監管平臺，“產值從2015年40億元增加到2017年50億元，大數據帶來的精準營銷，功不可沒。
最近貴州公佈大數據成績單，2014年—2017年，大數據對貴州經濟增長貢獻率超20%。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貴州生產總值同比增長9.0%，增速位居中國前列。
地理劣勢通過大數據變成新的發展引擎，而“大數據引擎”背後是中西部後進城市對城市發展方式的創新與反思。
同樣，眾創空間載體的成熟運作，為成都創新創業提供了全方位構建眾創空間體系重要的基礎，而由此為產業帶來的驅動力，也非常之強。
我們注意到，一度為騰訊的“現金奶牛”、現象級遊戲的“王者榮耀”，就誕生於成都——這背後就是創新創業帶來的發展契機。
2018年春季求職期城市競爭指數排行榜上，成都超上海，躍居全國第二。資金流、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市場要素會向成都流動、集聚。
創業黑馬董事長牛文文感嘆：“繼北京、上海、深圳之後，成都正成為中國創業第四城。”
在新的窗口期，城市面臨的發展方式也不會不一樣。產業創新驅動力之外，通過區域融合的創新方式，實施“強省會”戰略，也在不斷試水。
區域融合著眼於省域發展，提高省會城市首位度，但西安城市首位度已經很高，大西安建設，是要帶動大關中，引領大西北，要把西安建成國家中心城市。
對於陝西區域融合推進而言，這個創新舉動的意義在於通過創新區域融合，進入全面“實體化”的階段，大西安建設進入實質推進的快車道。
行政一體是區域融合的根本，但通過託管、代管這種創新的方式，已一步步在實質上推進區域的融合。
不久之前，西安被確定為建設國家中心城市，這一職能需要大西安承擔起“國家職能”，倒逼西安成為更大體量和多元的經濟體，以此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
在更大的視域，我們也看到西鹹新區在代管託管上的試水，為當下區域融合的困境摸到了過河的“第一塊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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