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金庸以94歲高齡逝世，對全世界的“金迷”而言，無疑是讓人悲慟的大不幸事。一時間，人們紛紛以各種方式表達對“大俠”的悼念，同時也在追憶自己的青春和過往。
雖然“大俠”這頂帽子最常見到人們往金庸頭上戴，但顯然並不適合他，因為從身份上說，金庸是個文人、作家；在文學創作而言，他的成就絕不囿於“武俠小說”。
但是，稱呼金庸為“大俠”，又分明是合適的，這固是因為讀者對金庸和他的作品太過喜愛，也是因為金庸一生之志，實不僅僅在於小說或文學，他有極高的政治抱負，他關注社會民生和文化傳統，他熱烈讚美自由，他以寫小說的方式來描繪和構建他理想中的社會和家國，並將俠義之道貫注其中。學者龔鵬程認為，儒和俠本不是不同的生命形態，但儒家學問中也有激昂抗烈的一面，剛毅之行，勇決之操，近乎俠士。從這個意義上說，叫金庸一聲“大俠”，實在合情合理。
1955年，香港《新晚報》開始連載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作者“金庸”開始進入讀者的視野，四年後，這位作者和他的同學合資創辦《明報》，自那以後，“報紙”和“武俠小說”成為金庸身上最具標誌性的標籤。作為評論員和小說作家的金庸，藉助不同的文學體裁和大眾媒介，表達觀點、抒寫情志，活躍在政治和文學之間。
以後來的眼光看，初創的《明報》尚未脫離小報趣味，為了生存和立足，除了小說、豔史和小道新聞之外，並無太多有價值的嚴肅內容，正是進入六十年代後有關“逃港潮”的報導，讓《明報》的面目煥然一新。
《笑傲江湖》寫人性，陰暗之外也有光明，比如令狐沖對自由的嚮往和追求，劉正風和曲洋對友情的執著，任盈盈對令狐沖真摯的愛戀以及儀琳對令狐沖聖潔的愛慕，這些無不帶給讀者感動和喜悅。
金庸本人也是一個書生氣十足的“政治愛好者”，作為報人，他不可能像學者余英時那樣只對政治抱有“遙遠的興趣”。改革開放之後，金庸見過胡耀邦，1981年更受到鄧小平的接見。鄧小平表示自己是金庸在中國最早的讀者之一，“文革”後期，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從江西返回北京後不久，就託人從境外買了一套金庸小說。與鄧小平會談之後，金庸興奮不已，認為他有魄力、有遠見，稱其像他武俠小說中描寫的“英雄人物”。
2005年1月10日，《神鵰俠侶》寧波探班，金庸與張紀中合影。圖/視覺中國
因為受到佛教影響，金庸後期的作品更顯厚重，如那部“無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天龍八部》，充滿悲劇的崇高感。在97版TVB《天龍八部》連續劇中，由周華健演唱的主題曲《難唸的經》，可謂巧妙而完美地詮釋了小說的隱喻與主題，悲歡榮辱、愛恨情仇，就像難解的題和難唸的經，纏繞住人生和命運。
有意思的是，作為封筆之作，金庸的《鹿鼎記》又塑造了一個無比荒誕的世界，這看似不可理解，其實恰恰是現實的反映：虛構而成的武俠小說與讀者之間本來存在陌生感和疏離感，作為“小流氓”和“反武俠”的主人公，讓文本具有更強的現實基礎；因兼具多重身份和多種技能（伎倆）而如魚得水的韋小寶這一角色，不僅足以消除金庸以往小說中民族國家情感的死結，也預示著“適者生存”的時代即將到來。
正如陳世驤在給金庸的信中所稱，金庸的小說“終屬離奇而不失本真之感”，這種“本真”既是文學的本真，也是人性的本真，更是世界的本真。金庸的作品早已超越了“雅-俗”和“新-舊”的二元，更因其自由的精神和高貴的理想而突破時空的框架，展示其持久的文學生命力和文化影響力。
文/谷卿（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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