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发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引起一些人关注，与此同时，市场上方便面、榨菜、二锅头销量上升。有人发表高论，说这是消费降级，因为经济形势趋紧，一些人缺钱，只好减少消费，吃的也差了。
在推动“消费升级”还没有几年、“消费升级”才刚刚启动的情况下，就出现“消费降级”的说法，不能不令人担忧。要知道，如果让这样的说法流行，会对居民的消费预期、生活预期等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对“消费升级”产生严重制约。
“消费降级”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消费升级”似乎成了眼下流行词。在不少人看来，吃着涪陵榨菜，喝着二锅头，出门共享单车，购物拼多多……
这些自身或身边人的生活细节，映射出的问题无一不是，因为口袋瘪了，老百姓不得不购买和消费那些低价商品，节俭度日。
支撑消费降级的数据很多，比如涪陵榨菜和生产二锅头的顺鑫农业利润大涨、股价暴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创15年新低，等等。
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是否就意味着“消费降级”的出现呢？显然，这是对消费现象的误读，是没有全面、客观、理性分析消费现状，没有看到消费者消费观念转变等积极因素得出的错误结论，或者说不客观结论。
我们并不否认，房价和房租的上涨、股市的低迷、供需结构矛盾等的存在，确实对广大居民的购买力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房价的快速上涨，严重挤占了广大居民的正常消费，制约了广大居民购买力的提升。如果不是房价的过快上涨，按照居民收入增长情况，消费能力应当更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房价上涨已经持续了十多个年头，上涨的内在动力也在持续上涨中越来越弱。特别是近两年来，在一系列调控政策的作用下，房价已经趋向于缓慢上涨的格局。而随着“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的确定，以及中央要求“坚决遏制房价上涨”，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挤占也将逐步减弱。既然前些年房价快速上涨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都能保持较快增长速度，难道房价趋于稳定了，反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会出现大的问题吗？
显然不是，所以出现增幅放缓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发生变化是有一定关系的。同时，楼市调控力度的持续加大，居民购房意愿也趋于平和，而不像前些年那样，为了应对房价上涨，相当一部分居民都选择了购房。自然，也会带动消费品需求增长。在住房消费趋于稳定的情况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出现阶段性调整，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没有必要过度解读的，更不是什么“消费降级”。
所谓“消费降级”，必须是消费方式从中高端转向中低端、消费内容从精神转向物质、消费手段从质量转向数量。
我们承认，制约消费升级的因素还是存在的。尤其是房价的上涨和股市的低迷，近期的租金上涨，确实对居民的消费信心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决不会形成“消费降级”这样的现象。“消费降级”，更多的会出现在商品短缺时代，商品过剩时代，只会推动“消费升级”。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解决商品过剩问题，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消费升级”。
需要注意和防备的是，诸如租金上涨这样的问题，还是要尽一切办法解决的，不能让租金再成为制约居民消费的重要障碍。同时，如何提振股市，让股市变成居民消费的发动机，而不是吸水池，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总之，要客观、理性地看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放缓的问题，而不要武断地与“消费降级”挂钩。
另外一个数据并不支持这个说法。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2018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28.26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1.4%。国内旅游收入2.45万亿元，增长12.5%。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320.3亿元，观影人次达到9.01亿，分别增长17.8%和15.3%。上半年化妆品类商品增长了14.2%，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整体增速。全国居民人均体育健身活动、旅馆住宿支出分别增长了39.3%和37.8%，代表居民消费升级方向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销售同比增长了9.7%，增速比基本型的乘用车(轿车)高了4.2个百分点。
如果说榨菜、二锅头是消费降级的话，为何人们在看电影、出门旅游、美容、健身上花的钱多了，这难道也是降级？错误的判断，源于一小部分人对真实中国缺乏认识，并由此产生的傲慢与偏见。
很多例子可以轻松反驳。像进口水果车厘子，早就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水果。另外，中国牛油果的进口数量，也从2011年的3.18万公斤暴涨到1500万公斤。消费降级的中国人，却越来爱吃价格更高的进口水果了？
当然榨菜和牛油果的主要消费群体，未必是同一拨人，所以数据会失真，无法反应出不同阶层的真实消费变化。吃榨菜、喝二锅头，如果这些消费行为更多由中产完成，解读为消费降级还算准确，但是如果行为主体是底层，考虑到涪陵榨菜、二锅头也是知名品牌，说消费降级反而是无视底层开始追求大品牌的事实。
实际上随着互联网下沉，很多原来不在主流人群视野内的消费行为，开始被大家关注。就好比在拼多多崛起之前，一个收入尚可的都市白领，可能不会关心比自己低收入者在淘宝上买了什么。但是拼多多崛起后局面不同了，它更多是廉价商品的集散地，而这种集中展示更便于被观察到。同样的例子还有快手，庞大的农村用户量，说明低收入群体同样是主流人群。
对这部分人来说，电商下沉导致购物更加便利，当然是消费升级。只是这种升级，在中高收入群体的视野中，会造成一种全社会更爱廉价商品的错觉。所以，所谓消费降级，更多还是一种有阶层隔阂的视障，它源于消费行为的城乡结构差异。
或者可以说，掌握话语权的中产群体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阶层结构还是金字塔形，而非橄榄形，如果要对中国人的消费行为进行升降级的宏观归纳，那么考量对象应该是低收入人群，而不能是中产自己的认知。
即便对中高收入者来说，追求物美价廉的诉求，未必会随着消费能力提高而过时。买得起豪车的人，未必会在卫生纸消费上挥金如土；这两年优衣库和名创优品的火热，也说明在基础性日用品上，人们还是会追求性价比。如此偏好谈不上降级，别说不同收入阶层，哪怕同一个人，衣食住行不同的消费品类，也会有不同的性价比考虑。
当然，整体性的消费降级并非不可能发生。比如比较典型的“口红效应”——经济不景气时，人们购买廉价消费品口红的动力会增加。但目前的证据尚不能证明，中国人正在消费降级。即便存在消费降级，也只是部分消费品类、局部人群的降级。
看看微信朋友圈，许多生活在城市的人不时晒吃喝玩乐的照片。网上代购、海外购方兴未艾，很多人已不满足于国内的中低端产品，要通过海外购买档次比国内品牌高、价格比行货低的国外大牌。许多父母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才艺班，在教育投入上毫不吝啬。简言之，许多人感到压力大，是出于渴望自己过得更好、对生活品质有更高的追求，而不是得过且过、将就凑合。在某种程度上，消费降级论是一种“贩卖焦虑”，它缺乏客观理性，试图加剧“紧张氛围”博眼球。
为什么大家会将消费降级挂在嘴边？
一种解释是，受现实生存压力的挤压。这两年，中产焦虑的说法很火，消费降级其实只是换了个概念而已。在住房、教育、医疗三大项上，哪怕收入殷实的中产，随时可能被打回原形，这意味着消费升级很不稳固。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有关长租公寓的讨论，很多人提到中国的租售比低，但中国的租房收入比相当高，这种压顶而至的焦虑感，会驱使人们放大局部性消费降级，把它理解为普遍现象，为压力的释放提供出口。
所以，消费降级更多还是种话术，和中产焦虑一样，它有些矫情的成分，但更多还是源于生存挤压和相对剥夺感。要让人们真实感受到消费在随着经济发展而升级，经济红利就得公平地惠及各个群体。比如最近正在调节的个税，就理当向工薪阶层进一步倾斜。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表示，一个卤蛋并不比品牌榨菜贵，一部分人原来是吃小摊上卖的无品牌咸菜，现在转向了品质更高的涪陵榨菜，价格还相对增高了，这明明是一种消费升级。对于某些低价网购平台，也是原有低端消费进入互联网领域，原来这些东西是在自由市场等地买卖的，现在只不过整合进了互联网，这也并不是降级，而是原有的低价消费在网络中的表现。至于消费者热衷名创优品、优衣库这样的“时尚平价”品牌，其实是新的消费趋向，也不能说是消费降级。
还有一些情况值得关注，最近除了房价依然居高难下之外，大城市的房租增长较快，对一些暂时靠租房的普通收入白领冲击较大，对本地有房的人则没有多少冲击。所谓“消费降级”，主要是进入大城市工作的普通白领群体感受，因为房租上涨对于他们的薪资占用较大，同时这些人在互联网上的参与度相对较高，发声多，影响大。虽然“消费降级”的说法有很多不同的表述，但无论是从自媒体的声音还是社会的关切看，这些群体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所形成的“降级”只是这一群体的感受。
实际上，在大城市工作的薪水远比三四线城市要高，不少年轻人毕业后往往在大城市寻找发展机会。一些缺少一技之长的年轻人，在大城市有机会从事比小城市收入更高的工作，如普通文员、销售、房地产中介等。这些群体往往靠租房解决住的问题，这其实给了他们相对容易的生活空间，可以赚到大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之间的那部分薪资差额。在一线城市生活，除去房价或租房成本，生活成本往往比三四五线城市还低。比如，北京地铁按里程计价后，票价也比一些二线城市地铁低，比很多三四线城市同距离的公交票价要便宜。
大城市的房租快速上涨，对于诸如程序员等具有一定特长、薪水较高的群体冲击有限，本地有房的普通白领对此也不敏感。保姆、月嫂等一些体力劳动者的薪酬近些年增长很快，虽然也存在住房问题，但很多保姆、月嫂的居住问题往往由雇主提供，这些群体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所谓“消费降级”。反而是那些可替代性强、薪酬又不高的普通劳动者对“消费降级”感受较深切。这类群体往往愿意留在大城市，但房租一旦上涨，原来大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的薪资差距就会缩小，他们就会面临现实的“消费降级”。一部分人可能就要回到家乡，那里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也有人继续留在大城市，但留下来可能面临的问题会更多。“逃离”大城市还是“坚守”大城市的问题，就变得更现实了。
这些具体状况，需要社会给予更多关切，对于可替代性强、薪酬又不高的普通劳动者群体面临的“消费降级”境遇应有更多的理解，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一方面要关注这部分群体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应通过各种方式，使得人们在中小城市有更多更好的发展空间。
“消费降级”是否会对制造业造成冲击？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表示，作为一个企业，市场在哪里，重心就该在哪里。
此前，李东生认为，未来三年中国传统制造业还是会平稳增长，虽然销量增长很少，甚至不增长，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到产品当中，产品智能化程度更高，一方面将带来售价提升，另一方面各种智能终端产品将带来新的业务增长销售收入。
在谈及对民营企业变革创新的建议时，李东生提到，“互联网+”与智能化将是重大技术转型方向。而且，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来说，制造工业与互联网思维可以互补，通过和互联网企业加强合作，能够打通从硬件产品端到服务应用端的价值链条，形成软硬件一体化的优势互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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