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號嘹亮》是我市知名作家傅進軍以回顧為主線，從多個角度出發，附帶各個時期父親以及他們同時代人的回憶文字，生動翔實全面地展示了父親不平凡的一生。他的父親是共和國的首批空軍大學生，修建過“兩彈一星”和空軍基地。在戰火紛飛的歲月裡，他捨生忘死、奮勇殺敵；在和平年代裡，他正氣凜然、忠義擔當、艱苦樸素、百折不撓，處處體現出革命軍人的精神。傅進軍著述頗豐，曾出版散文集《校園的季節》《閃爍的星辰》，以及理論書籍《先進與典範》《崇德與缺德》，並編寫《佛留村史話》《竊密反竊密》《情報與信息》等各類書籍共計600多萬字。本期開始，讓我們通過這篇長篇散文，去領略一位軍人平凡中蘊藏的偉大精神，挖掘那用之不竭的革命精神寶藏！
（五）
話說教導旅
父親對自己教導團部隊有特殊的感情，常說那是軍隊幹部的搖籃，主要講述1924年至1935年的大革命時期。他說，人民解放軍元帥、將軍中曾在大革命時期或國共合作時期擔任軍隊教導團隊首長的有朱德、葉劍英、陳賡等。1926年中央軍委派朱德去江西做滇軍的工作，他在南昌辦起了軍官教導團，名義上叫“第三軍軍官教導團”，隸屬於第三軍；實際上是受中共中央軍委、江西省委領導，為我黨培養軍事幹部的學校。朱德為團長。軍官教導團全團三個營，共一千多人。曾天宇、邵式平、方誌敏等為教導團教官。當年在南昌從事革命活動的同志，親切地把教導團稱為：“我們的大本營”。“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粉碎江西的反共高潮中，軍官教導團是中流砥柱。正如郭沫若所說：“這次江西能夠免受蔣介石的屠戮，江西能夠成為革命的勢力範圍，玉階（朱德）所領導的教導團，是有不小功勞的。”還為南昌起義提供準確的情報。“七·一五”汪精衛政變後，黃埔軍校五期學員被迫畢業離校，軍校整體改編為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軍官教導團，團長由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同志兼任，後來成為廣州起義主力及長征路上的紅軍。1935年3月12日，經周恩來提議，政治局通過，決定組建新“三人團”領導紅軍的行動，成員是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這是中共中央軍事指揮的最高權力機構。毛澤東被任命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正式成為紅軍的統帥。長征時期軍事壓倒一切，負責軍事的最高首長（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其政治地位也就自然超過張聞天（洛甫）、博古、陳雲、周恩來，他真正成為中共的最高領袖。這一級的安全保衛工作由中央軍委幹部團（教導團）團長陳賡擔任，其使命當時就是保衛中央軍委，保衛黨中央。平時主要訓練中央縱隊機關幹部和基層部隊主要幹部。
孫中山大革命時建軍校，毛澤東國共合作辦農所。
開天闢地，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組織者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他考察半年中國革命形勢，這年底在桂林會見孫中山，提出“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的建議，孫中山深諳“教育為神聖事業，人才為立國大本”道理，倆人一拍即合。這個時候，中國大地上正爆發著一場席捲全國的革命運動，史學家通稱“大革命”或“國共合作”時期。
1924年，正當大革命時期如火如荼，孫中山在廣州親手創辦一文一武兩所學堂——“國立廣東大學”即中山大學和“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任命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國民黨黨代表。隨後，任李濟深、鄧演達為教練部正、副主任，王柏齡、葉劍英為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後為周恩來）、周恩來為政治部正、副主任，何應欽為總教官，熊雄、惲代英、蕭楚女、聶榮臻、張秋人等多名中共黨員和蘇聯派來共產黨員擔任教官及各方面工作負責人。5月5日，首批從1200名考生中正式取錄學生350名，取錄生中有徐象謙（徐向前）、陳賡、蔣先雲、左權、王爾琢、許繼慎等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有56人，佔總數的六分之一。6月16日舉行軍校開學典禮，孫中山致詞道：“我們開辦這個學校，要用裡面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創立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才能成功。”“要從今天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還宣佈訓詞：“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諮爾多士，為民前鋒， 夙夜匪懈，主義是從，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此訓詞其後成為國民黨黨歌及軍校校歌，從黃埔五期傳唱至今。1925年1月25日，黃埔軍校成立“青年軍人社”，廖仲愷任社長；2月1日該社刊物《青年軍人》第一期連版累續地刊登國共合作和共產黨革命之決心，因此廖仲愷被特務暗殺；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因病逝世，臨終留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囑，國父孫總理一生倡導“天下為公”的革命真理，殫精竭慮。北伐戰爭後，蔣介石徹底與中國共產黨決裂，宣佈撤銷軍校中共教員及軍官職務、勸離蘇共教官先後回國。改名後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革命家宋綺雲、抗日女英雄趙一曼、文學家謝冰瑩都畢業於此，郭沫若曾任該校政治部教官等職。孫中山不在世後，1927年共產黨革命漸漸處於低潮，軍校招收對象越來越趨向地主、資產階級的子弟成分，共產黨員教官及貧民士兵淡出表面革命而轉入實際地下工作。七一五汪精衛政變後，黃埔五期學員被迫畢業離校，軍校整體改編為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軍官教導團，團長由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同志兼任，後來成為廣州起義主力，武漢軍校暫時解散。9月，寧漢合流後黃埔軍校該校遷往南京。在廣州，原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依然開辦。1927年底，在南京由蔣介石決定自行成立（南京）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誓反共，大量共產黨員軍官被清除或槍殺，共青團員士兵被遣散。由此，全面進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四大家族的資本家統治時期，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徹底淪為極少數人統治的資本主義社會，共產黨被迫上山打游擊。卻被“獨夫民賊”蔣介石篡改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天下為私”。
在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人於1924年7月在廣州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至五期由共產黨人彭湃任主任，毛澤東多次講課。1926年5月3日，為了迎接北伐戰爭，推動全國農民運動，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林伯渠的倡議支持下，繼續開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國民黨任命毛澤東為所長、高語罕為政治訓練部主任、蕭楚女任教務部主任，共設25門課程。肖楚女、彭湃、周恩來、惲代英、李立三、阮嘯仙等著名的共產黨人擔任教員。毛澤東主張第六屆農講所擴大招生，範圍普及到全國各省。最後，從全國20多個省招錄學員327名（中途退學9人），結業318人。他們培養了一批農民運動的骨幹力量，使學生運動和婦女運動得到發展。成為名符其實地全國性農民講習所，震撼了地主資產階級和上層國民黨右派。這屆講習所，在整個教學工作中，始終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學風，引導學員參加社會活動，進行調查研究；全體學員按地區組織了10多個農民問題研究會，研究各地農村狀況和農民運動的經驗。畢業之前還到廣東海豐參觀和實習。這屆農講所，還編印了《農民問題叢刊》52種，毛澤東為此寫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的序言。他明確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還指出:經濟落後半殖民地的農村封建階級，乃是國內統治階級和國外帝國主義之唯一堅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便萬萬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物。他又說:"建立聯合戰線"。因此，中國革命的形式只是這樣:不是帝國主義軍閥的基礎 ——土豪劣紳貪官汙吏鎮壓農民，便是革命勢力的基礎——農民起來鎮壓土豪劣紳貪官汙吏。中國的革命只有這一種形式，沒有第二種形式。
在毛澤東同志任所長前，曾三次到廣州從事革命活動。第一次是1923年6月，來穗出席中央“三大”，並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秘書。第二次是1924年1月，來穗參與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並出席國民黨“一大”，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第三次是1925年9月來穗，10月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主持國民黨政治委員會機關刊物《政治週報》。第二年5月至9月，主持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並親任所長，為黨培養了大批的農民運動的骨幹，並在後來的革命鬥爭中實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口號，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坐落在廣州市越秀區中山四路42號，舊址原為番禺學宮（孔廟），始建於1370年（明洪武三年）。學宮大成門左右兩側分別用杉木板隔成教務部、值星室、庶務部，東耳房是毛澤東的辦公室兼臥室，西耳房是圖書室，大成殿是課堂，崇聖殿正間為膳堂，東面為軍事訓練部，前院兩廡和後院兩廊均是學員宿舍。舊址紀念館於1953年建立，並由周恩來同志題寫了“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牌匾，故人們常稱這裡為“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或“農講所”。
不管是大革命時期的黃埔軍校，還是國共合作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是一場以工農群眾為主體的，其次是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參加的人民革命運動。這場大革命，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黨的組織得到迅速發展。從建黨初期到大革命失敗前的短短6年內，黨由50多名黨員曾發展成為擁有5.8萬名黨員，領導著280餘萬工人和970萬農民的具有相當群眾基礎的政黨。這些，都為革命事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為後來發生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東起義和渭華起義以及大大小小的革命起義，充分地準備了革命骨幹和人員力量。
恩來舉義南昌城，朱德率領教導團。
周恩來1924年秋回國，在國共合作時期任廣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黨代表等職，並先後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會委員長、常務委員兼軍事部部長，兩次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創建了行之有效的軍隊政治工作制度。由此，走上革命道路，舉行了許多次的革命起義。
1927年3月，國民黨在武漢的汪精衛和南京的蔣介石集團不合作，所謂“寧漢分裂”；4月，南京國民黨開始大量逮捕和處決共產黨人，發動了四一二政變；7月，武漢國民黨決定"清黨"，即七一五事變：一方面解聘共產國際中國代表鮑羅廷的顧問職務，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門和軍隊驅逐共產黨人。南京和武漢等多地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反革命政變，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使中國人民從1924年開始的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敗。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挽救中國革命，中共中央於7月12日進行改組，停止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下旬，決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響的部分國民革命軍，並聯合以張發奎為總指揮的第二方面軍南下廣東，會合當地革命力量，實行土地革命，恢復革命根據地，然後舉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聶榮臻、葉挺等在九江具體組織這一行動，但發現張發奎同汪精衛勾結很緊，並在第二方面軍中開始迫害共產黨人。隨即向中共中央建議，依靠自己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實行在南昌暴動”。為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等組成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前往南昌領導這次起義。
預定參加起義的部隊有：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第11軍第24、第10師，第20軍全部，第4軍第25師第73、第75團以及朱德為團長的第五方面軍第3軍軍官教導團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隊，共2萬餘人。從7月25日起，第11、第20軍分別在葉挺、賀龍指揮下，陸續由九江、塗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來等到達南昌，組成前敵委員會，領導加緊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此時，國民黨武漢政府的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朱培德)第3軍主力位於樟樹、吉安、萬安地區，第9軍主力位於進賢、臨川地區，第6軍主力正經萍鄉向南昌開進；第二方面軍的其餘部隊位於九江地區；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軍警備團和第3、第6、第9軍各一部共3000餘人駐守。中共前委決定趕在援兵到來之前，於8月1日舉行起義。1日2時，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的領導兩萬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由周恩來領導，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戰計劃，第20軍第1、第2師向舊藩臺衙門、大士院街、牛行車站等處守軍發起進攻；第11軍第24師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營房、百花洲等處守軍發起進攻。激戰至拂曉，全殲守軍3000餘人，繳獲各種槍5000餘支(挺)，子彈70餘萬發，大炮數門。當日下午，駐馬回嶺的第25師第73團全部、第75團3個營和第74團機槍連，在聶榮臻、周士第率領下起義，8月2日到達南昌集中。起義成功後，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關於這次起義仍用國民黨左派名義號召革命的指示精神，發表了國民黨左派《中央委員宣言》，揭露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的種種罪行，表達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和繼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鬥爭決心。南昌市各界群眾數萬人集會，慶祝南昌起義的偉大勝利和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會後各界青年踴躍參軍，僅報名的學生就有數百人。
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帶有全局意義的一次武裝暴動。它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宣告了中國共產黨把中國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定立場，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創造革命軍隊和領導革命戰爭的開始。1933年7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根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6月30日的建議，決定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從此，8月1日成為中國工農紅軍和後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
1926年12月，投靠國民政府不久的四川軍閥楊森開始公開反共，朱德便秘密離開駐萬縣的楊森部隊，來到武漢領受黨交給的新任務。中央軍委派他去江西做滇軍的工作。當時，在江西任第五路軍總指揮兼江西省省長的朱培德、第三軍軍長王均、第九軍軍長金漢鼎，都是他在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同班同學。朱德一到南昌，充分藉助他在滇軍中的聲望和同僚舊誼，利用朱培德急於擴充部隊、需要大量軍事骨幹的機會，在南昌辦起了軍官教導團，名義上叫“第三軍軍官教導團”，隸屬於第三軍；實際上是受中共中央軍委、江西省委領導，為我黨培養軍事幹部的學校。朱德為團長，魏瑾均為黨代表，劉介眉為副團長，陳奇涵為參謀長，並秘密擔任黨支部書記，通過電臺用密碼與中央軍委保持聯繫。軍官教導團全團三個營，共一千多人。第一營和第二營共七百多人，學員大部分是滇軍的排級軍官，多數是行伍出身的工農子弟。他們當兵多年，轉戰數省，流落在外，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大都傾向革命。其中還有一些人是共產黨員。第三營約四百多人，大部分是傾向革命的青年學生。在軍官教導團裡，除進行軍事訓練外，還加強了政治教育，朱德先後邀請曾天宇、邵式平、方誌敏等來講授中國革命問題、農民問題等；秘密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到快結業時，每個連隊都有十多個黨員，有的連隊多達三分之一。他還派學員到萬安、泰和、萍鄉、九江等地，支持工農運動。當年在南昌從事革命活動的同志，親切地把教導團稱為：“我們的大本營”。“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粉碎江西的反共高潮中，軍官教導團是中流砥柱。正如郭沫若所說：“這次江西能夠免受蔣介石的屠戮，江西能夠成為革命的勢力範圍，玉階（朱德）所領導的教導團，是有不小功勞的。” 為南昌起義提供準確的情報。
1927年7月21日，朱德秘密由武漢返回南昌的主要任務是瞭解南昌的敵情，準備起義。他把敵人的兵力、指揮官的特點和部隊的佈防情況瞭解得一清二楚，並繪製了一幅詳細的敵兵力部署圖。7月27日，周恩來一到南昌，朱德就詳細地向他介紹了情況，並把南昌市街道圖和自己繪製的敵兵力分佈圖鋪在桌上。周恩來同志看後，很滿意。他稱讚說：“你的心血沒有白費，你為黨做了一件大好事！”據說，起義時，賀龍指揮二十軍攻打駐藩臺衙門的朱培德的第五路軍總指揮部時，就是按照朱德畫的圖打的，很快就把五路軍總指揮部門前的兩個碉堡拿下來了。
朱德利用他的特殊身分和社會關係，巧妙地掩護了領導南昌起義的前敵委員會領導同志的活動。周恩來到南昌後，就住在花園角二號朱德家裡。他租了位於南昌市中心的洗馬池江西大旅社，把它作為我黨中央一些人員落腳的大本營。他還組織發動南昌市的工農群眾，熱烈歡迎賀龍、葉挺的部隊進入南昌市，大大振奮了軍心民心。起義前夕，朱德領受特殊使命，巧使“調虎離山”計，設宴拖住了敵人的兩個團長和一個團副，敵人的兩個主力團失去了指揮，使起義能夠順利進行。南昌起義後，8月2日，朱德被任命為第九軍副軍長。後因軍長未到職，他又升任為第九軍軍長。3日，起義軍開始撤離南昌，向廣東進發，朱德被委任為先遣司令，率領第九軍教導團為起義軍南下開路，一路上進行革命宣傳，為部隊籌辦糧草，安排宿營。26日，朱德率領九軍教導團為前衛，同國民黨新編二十師王文翰部激戰於瑞金北面重鎮壬田。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他沉著指揮，巧妙周旋，把敵人拖住，等賀龍率二十軍趕到後，迅速將敵人擊潰，一鼓作氣，乘勢拿下瑞金。27日，起義軍進入瑞金後，從繳獲的文件中，得知錢大鈞部糾集了十個團的兵力，企圖阻止起義軍南下。前委決定集中全力殲滅錢大鈞部。然後再折轉瑞金，取道長汀、上杭，由水路南下廣東潮汕。以葉挺指揮的十一軍為右縱隊，向會昌西北之山頭陣地進攻；以朱德指揮的二十軍第三師和二十軍教導團為左縱隊，向會昌東北高地之敵進攻。30日發起總攻後，朱德親臨前線指揮，同敵人展開激烈戰鬥。二十五師由瑞金出發後，由於走錯了路，沒有按時趕到，所以，右縱隊十一軍未向敵發起攻擊。這樣，敵人就把兵力集中到了朱德攻擊的方向上，戰鬥打得非常殘酷，我方傷亡很重。六團團長看到師軍需主任蔣作舟英勇犧牲，師參謀長袁仲賢、教導團團長侯鏡如、六團一營營長陳賡等先後負重傷，就要求轉移。朱德非常堅定地說：“現在只能進，不能退！要堅決頂住。頂住了，把敵人吸引過來，十一軍那邊打起來就好辦了。”在他的指揮下，起義軍同敵人展開了殊死搏鬥，鉗制了敵人，有力地配合了右縱隊主力的進攻。經過一場激戰，錢大鈞部全線崩潰。起義軍到了三河壩，前委決定分兵，周恩來、葉挺、劉伯承等率二十軍和十一軍二十四師去攻潮汕；朱德率九軍教導團和二十五師駐守三河壩一帶，監視梅縣方面的敵人，以保證主力順利攻佔潮汕。三河壩位於大埔的南部，中心點匯城，是梅江、韓江和汀江的匯合處，通稱三河壩。十一月一日至三日，朱德指揮起義軍打退了錢大鈞部的三次強渡與偷渡。大量殺傷了敵人。
朱德率二十五師從三河壩撤出後，行至饒平時，遇到了主力在潮汕失敗後退出的一些零星部隊，得知主力部隊失利已去陸海豐。當時在饒平約二千餘人。由於幾次戰鬥失利，士氣低落，處境極其險惡。就在這生死存亡的嚴重時刻，朱德挺身而出，擔起歷史賦予的重任，在茂芝全德學校召開了幹部會議。他說：“我們要經得起勝利的考驗，也要經得起失敗的考驗。俗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我們共產黨員有責任把南昌起義的種子保存下來。我完全有信心把大家帶出敵人的包圍圈，找一塊落腳地。過去我們一心想出海，今後我們就一心去上山，上山打游擊。積蓄力量，再舉義旗”。會上經過熱烈討論，他根據大家的意見，提出了“隱蔽北上，穿山西進，直奔湘南”的戰略決策。陳毅當即站出來表示擁護，他說：“為了保住南昌起義的火種，為了保住‘鐵軍’的榮譽，我願竭盡全力助朱德同志一臂之力。”茂芝會議，是一次重要的軍事決策會議，也是起義軍南下潮汕失利後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朱德把一支孤立無援的部隊，帶出了絕境，踏上了新途。
無論是“7.15”汪精衛政變後的黃埔軍校整編為張發奎第二方面軍軍官教導團（團長由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同志兼任），還是南昌的第三軍軍官教導團（朱德為團長、魏瑾均為黨代表，受中共中央軍委、江西省委領導，為我黨培養軍事幹部的學校。）這兩個教導團長朱德、葉劍英都秘密擔任黨支部書記，通過電臺用密碼與中央軍委保持聯繫，與周恩來保持聯繫。故軍中教導團號稱我黨軍隊幹部的“搖籃”。
古田會再選書記，教導團執行決議。
北伐戰爭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從慘痛教訓中認識到獨立創建和領導軍隊的極端重要性。中共中央提出，進行革命戰爭，“必須要創造新的革命軍隊”。南昌起義後，各地黨組織根據“八七”會議確定的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發動和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武裝起義，開始了創建新型革命軍隊的偉大實踐。
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在向井岡山進軍途中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提出“支部建在連上”，實行黨的領導和民主制度，為建設新型人民軍隊奠定了基礎。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和湘南起義農軍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後改編為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11月，中共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成立，毛澤東任書記。紅軍建設的一些原則、制度和規定，在鬥爭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確立。即“朱毛紅軍”時期。隨著革命的深入和戰爭的發展，紅四軍黨內對組織發動群眾、創建革命根據地、黨的領導原則、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原則問題，產生了不同認識，發生了爭論。當時，紅軍長期處於分散的農村游擊戰爭的環境，主要成分是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主要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經常大量反映到紅軍隊伍中來。紅軍的官兵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舊軍隊，有的不惜拋棄高官厚祿。他們在革命鬥爭中忠誠於黨，忠誠於人民，作戰英勇頑強，堪稱模範，但也不自覺地帶有舊軍人的種種觀念。在軍隊中實行民主制度時，產生了極端民主化的傾向。部分官兵不習慣做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艱苦工作，不習慣黨對軍事工作的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原則，不習慣政治工作地位的提高。一些人認為毛澤東強調黨對紅軍的領導，實行集權制，是搞家長制；認為政治部妨礙了司令部的工作，是“賣狗皮膏藥”的；認為軍事高於一切，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表現出嚴重的單純軍事觀點；不贊成紅軍宣傳和組織群眾，創建革命根據地，熱衷於攻打城市，主張“走州過府”，四處遊擊。
1929年6月下旬，紅四軍前委在龍巖城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以求解決爭論的問題。但由於缺乏正確的政治觀念，會議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造成不良的後果。會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關於創建革命根據地的一系列正確意見，錯誤地認為毛澤東對這次爭論負有“較大的責任”；會議沒有選舉毛澤東為前委書記，毛澤東被迫離開紅軍從事地方工作。此後，又召開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但仍未解決問題。8月下旬，紅四軍新任前委書記陳毅赴上海向中央彙報紅四軍的工作。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聽取了陳毅關於紅四軍情況的詳細彙報，深入研究討論紅四軍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由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肯定了紅四軍建立以來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明確指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10月下旬，陳毅返回紅四軍，向前委傳達中央的指示，並邀請毛澤東回紅四軍工作。12月下旬，紅四軍在福建上杭縣古田鎮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會上，陳毅傳達中央“九月來信”精神，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會議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總結紅軍誕生以來的建設經驗，糾正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想。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譚震林等11人為中共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為書記；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古田會議的召開，是紅軍建設實踐發展的結果，是解決在以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為主要成分的軍隊中，如何建設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的歷史要求。
教導團剩餘的力量多數是軍官、學員和部分農講所的戰士，有一定的覺悟。他們緊緊圍繞毛書記及古田會議主要內容，開展“統一思想、提高認識”活動。普遍認為，古田會議決議，由《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後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改為《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等8個決議案組成。決議根據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總結了紅軍誕生以來部隊建設的基本經驗，確立了紅軍建設的根本原則。其主要內容是：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提出必須對紅軍進行建軍宗旨教育，劃清紅軍與國民黨軍及其他舊式武裝的界限，紅軍必須執行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必須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規定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會議規定，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必須健全連以上各級黨的組織，以建立黨的領導中樞。在黨內，應當“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嚴肅黨的紀律，反對極端民主化和非組織觀念，防止黨與軍事分離、黨不能領導軍事的危險。強調黨的政治領導，指出：由於一部分同志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認識軍隊中政治領導的作用，應當有計劃地進行黨內教育，糾正過去無計劃的聽其自然的狀態，以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廣大黨員，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使黨的組織確實能擔負黨的政治任務。規定了紅軍中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指出紅軍的政治部和司令部是“在前委的指導之下，平行地執行工作”的關係，“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於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是錯誤的，“這種思想如果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規定了兩個部門各自的職權範圍，提出紅軍的各級政治委員和政治部應當積極開展政治教育工作，加強對官兵的政治訓練，提高其階級覺悟，糾正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保證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和各項任務的完成。規定了紅軍處理內外關係的準則。指出紅軍官兵都是階級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兵之間只有職務的分別，沒有階級的分別。官長應當愛護士兵，關心士兵的政治進步和生活狀況，特別應當關心傷病兵，給他們以優待；保障士兵的民主權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堅決廢止肉刑，糾正打罵士兵等舊軍隊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長，自覺接受管理，糾正平均主義、僱傭思想等錯誤傾向。提出要加強對官兵的紀律教育，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愛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尊重地方黨和政府；加強瓦解敵軍的工作，實行優待俘虜的政策。古田會議決議，還對黨的建設、思想政治教育和宣傳工作等問題，作了進一步的強調和要求。在黨的建設問題上，決議從組織建設和黨內教育兩個方面提出要求，強調必須健全各級組織，建立正確的上下級關係，“上級機關要明瞭下級機關的情況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黨的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對於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徹底地瞭解指示的意義，並決定對它的執行方法”；“黨的各級機關解決問題，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決議強調要加強黨的組織生活，純潔黨的隊伍；強調必須加強黨內教育，提高黨員的質量，增強黨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上，決議強調要以基層為重點，以戰士和基層幹部為主要對象；要與文化學習相結合，著眼於提高士兵和基層幹部的文化水平，提高官兵的革命覺悟和宣傳群眾的能力等。古田會議確立的建軍原則，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黨建設人民軍隊的根本原則。它不僅推動了當時紅軍建設和革命戰爭的發展，而且以新的經驗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建軍學說，成為人民軍隊建設的偉大綱領。
通過教導團和農講所、隊幹部戰士的高度認識，他們表示，堅決聽從毛委員（書記）的話，跟共產黨走，一切行動聽從紅四軍指揮。
毛澤東主持會議，紅四軍前敵委員會領導人由毛澤東、朱德、陳毅組成，紅四軍各級黨代表、士兵代表和地方黨組織的代表、婦女代表等120多人出席了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作了政治報告，並作了多次講話；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並作了反對槍斃逃兵的講話。
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認真總結了紅四軍建軍以來的經驗，批判了各種錯誤思想，堅持以無產階級思想建設人民軍隊的原則。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大會改選了紅四軍前委，遵照中央的指示，選出了以毛澤東為書記，毛澤東、朱德、陳毅、林彪、羅榮桓、譚震林等11人為委員，楊嶽彬等三人為候補委員的紅四軍新的前敵委員會。
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建設史上一座光輝的里程碑。古田會議決議，確立了紅軍的建軍原則，奠定了我軍政治工作優良傳統的堅實基礎，也是我們黨建黨的一個綱領性文獻。在慶祝建軍90週年的時刻，重新學習領會古田會議精神，學習貫徹習主席關於人民解放軍“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優良傳統的重要論述，對於我軍永葆人民軍隊的性質、本色和作風，有效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歷史使命，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奪遵義毛澤東再當統帥， 困草地教導團又立新功。
《紅軍戰士想念毛澤東》的歌曲描寫的歷史背景：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時候，由於王明的左傾錯誤，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革命的前途在哪裡？路的方向在哪裡？此時的紅軍戰士想念毛澤東，之前的第一二三次反圍剿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連戰連捷，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根據地的老百姓依依不捨，難捨難分之情從《十送紅軍》的歌詞和旋律中流露出來。1933年—1934年，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紅軍經過一年奮戰，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被迫放棄中央根據地，開始進行長征。紅軍戰士唱到：
“抬頭望見指路星，心中想念毛澤東；迷路時想你有方向 ，黑夜裡想你照路程，湘江岸 你燃起火炬沖天亮，號召工農鬧革命 ；井崗山 你率領我們打天下 ，紅旗一展滿地紅。
抬頭望見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澤東 。困難時想你有力量 ，勝利時想你心裡明 ，瑞金城 你首創革命根據地 ，工農掌權好威風 ，贛江邊 你率領我們反圍剿，殺敗蔣匪百萬兵 ，啊... ，紅軍是你親手創 ，戰略是你親手定，革命戰士懷念你 ，偉大的領袖毛澤東，革命戰士懷念你 ，偉大的領袖毛澤東。”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遵義召開，在遵義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紅一方面軍的高級指揮官共二十人參加了會議。他們是：政治局委員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陳雲（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長征開始時為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周恩來（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長征開始時的"三人團"成員）、張聞天（洛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秦邦憲（博古）（中共中央總負責、長征開始時的"三人團"成員）。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鄧發（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劉少奇（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中共福建省委書記、五軍團中央代表）、何克全（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九軍團中央代表）。紅一方面軍高級指揮官林彪（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一軍團政治委員）、彭德懷（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三軍團軍團長）、楊尚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三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五軍團政治委員）、李富春（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員）、李德（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三人團”成員）。召開這個會議，主要是總結反第五次圍剿與長征以來軍事指揮的經驗與教訓。造成今天這種局面，主要是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採取了新的築碉修路，逐步推進的戰略，以前那種機動作戰的條件都喪失了。反第五次圍剿失敗，完全是軍事戰略的錯誤。我們紅軍弱小，敵人強大，這是最根本的。這就決定我們在戰略上取守勢，敵人取攻勢。但是在戰術上，攻守雙方是依據戰爭的進展而有變化的。具體來說，敵軍圍剿，我們撤退，使敵人兵力分散，然後我軍集中兵力吃掉其一部。敵人撤退，我們追擊。這樣往返次數多了，我們的軍隊擴大了，根據地也擴大了，到最後我們在戰略上取攻勢，敵軍取守勢。我們進攻，他們撤退。由於敵軍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他們的防禦肯定要被打破。於是他們的撤退變成逃跑，我們的進攻變成追擊。前四次反圍剿就是按著這個規律進行的。當然也還有另外一種情況,由於我們指揮錯誤，末能打破敵人的圍剿，於是我們的撤退變成了轉移，敵人的進攻變成追擊。等到我們轉移完成，再建立根據地之後，又將是敵人圍剿我們反圍剿。要禦敵於國門之外，結果是敵人長驅進入蘇區。不願打破罈罈罐罐，結果是丟掉了根據地，從軍事冒險主義一下子滑到逃跑主義。轉移中又不懂靈活機動地行動，硬往敵人釘子上碰，結果湘江一仗折損兵力過半。王稼祥指出：第一，完全贊同洛甫、老毛的意見。第二，紅軍應該由毛澤東這樣富有實際經驗的人來指揮。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解散（“三人團”）。毛澤東指出：“中國的山溝裡有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馬克思主義只有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才能奪取革命的勝利”。會上，周恩來提出毛澤東同志指揮紅軍的建議，立即得到與會者中大部分人的支持，會議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決定取消“三人團”，由毛澤東領導紅軍今後的行動，責成洛甫把遵義會議的決定寫成決議，交由政治局審查通過。遵義會議開了三天，l月17日晚結束。毛澤東臨危受命後，看出了川軍難打，黔軍易攻，只有回師黔北，逼使雲南滇軍援黔，紅軍才可乘虛進入雲南，渡過金沙江進入四川，和張國燾領導的第四方面軍會合。於是，毛澤東在朱德、周恩來的支持下，回師黔北，二渡赤水，再佔遵義，一舉殲滅王家烈，吳奇偉二十個團，繳獲無數，實為長征以來第一個大勝仗，全軍上下喜氣洋洋，都稱讚老毛有辦法。經張聞天、周恩來提議，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設立“前敵指揮部”統一指揮部隊行動，任命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蔣介石聞警，親臨重慶、貴陽督剿。軍情火急，但是紅軍重大行動仍由政治局討論來討論去。毛澤東感到這樣下去會誤事的，便成立一個新的“三人團”負責行動。
同年3月12日，經周恩來提議，政治局通過，決定組建“三人團”領導紅軍的行動。“三人團”成員是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這是中共中央軍事指揮的最高權力機構。毛澤東被任命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正式成為紅軍的統帥。這是長征時期，軍事壓倒一切，負責軍事的最高首長的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其政治地位也就自然超過了張聞天（洛甫）、博古、陳雲、周恩來，真正成為中共的最高領袖。從此，工農紅軍從勝利走向勝利。有了大權的毛澤東，便令紅軍三渡赤水，四渡赤水，把黔境敵軍調動得團團轉，貴陽空虛，紅軍一部突向貴陽進逼，佔領城郊機場。蔣介石正在貴陽督師，沒有想到紅軍速至，打又沒兵打，逃也無法逃，飛電雲南龍雲調兵來援，自己則做好了自殺的準備。龍雲接電，不敢怠慢，命令滇軍傾巢出動援黔。毛澤東得報大喜，對周恩來說：“只要把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下令部隊向貴陽虛晃一槍，直指雲南。雲南境內，一條大江阻擋著紅軍的前進，這便是有名的金沙江。周恩來深知這次行動的重要性，拿起電話，要通了中央軍委幹部團（教導團）團長陳賡，命令他乘雲南空虛，以急行軍的速度向金沙江前進，搶奪渡口。陳賡得命後，立即和團政委宋任窮佈置，命令五連為尖刀連，全團向渡口急進。五連放下揹包，飽餐一頓，向渡口急進，一天一夜走了一百四十多里地，到達江邊。只見江水茫茫，岸邊一條船也沒有。這時正好對岸敵人劃一只小船來這邊玩耍，被五連俘獲，乘船渡江，在夜色的掩護下消滅了對岸敵人，奪取了敵人扣押在對岸的船隻。於是，三萬大軍利用這幾隻船，日夜擺渡。一天之後，紅軍全部渡過金沙江口。敵軍追到江邊一看，只見江水濤濤，煙霧渺渺，紅軍連影子都不見了。四渡赤水調出滇軍，搶渡金沙江跳出百萬敵軍重圍，是毛澤東的得意之作，他在全軍的威信大大提高。毛澤東指揮紅軍向大渡河前進。這大渡河是長江上的支流，水寬三百多米，水深四丈，兩岸斷壁千尺。毛澤東先令林彪搶佔大渡河安順渡口，林彪乃命一團團長楊得志搶奪渡口。楊得志率部到大渡河邊，組織十八勇士搶渡大渡河，奪取渡口。但船隻很少，大軍難渡。毛澤東與周恩來商量後，令林彪以一軍團主力飛奪大渡河滬定橋。這滬定橋建於清朝年間，九根碗口粗的大鐵索橫在江面上，兩端固定在山岩上，鐵索上鋪木板走人。當年太平天國石達開因貽誤軍機，沒有奪取此橋，被全殲。蔣介石聞報紅軍到了大渡河，狂笑著說：“唵，唵，這很好，讓他們做石達開第二吧。”嚴命軍隊趕往大渡河。毛澤東得到報告後焦急萬分，交待林彪：“不惜一切代價奪取滬定橋，貽誤軍機軍法從事。”林彪回到軍部命令紅四團扔下揹包，只帶槍彈乾糧，跑步向滬定橋前進，要橋不要命，猶豫遲疑者就地槍決，全軍團1萬多人隨後跟進。紅四團得令後沿著西岸跑步前進。天黑了，團長王開湘命令點起火把前進，於是大渡河西岸的夜空裡，驟然出現了一條望不到盡頭的火龍向北迅速移動。可敵軍也來搶滬定橋，於是紅、白兩軍夾江賽跑。雨天紅軍是搶生路，拼死前進，白軍是地方部隊，哪肯出死力給蔣介石賣命，漸漸落後，繼而乾脆熄滅火把，就地宿營。團政委楊成武一見對岸火把熄滅，知道敵軍宿營，精神為之一振，率領部隊衝鋒前進，邊跑邊吃乾糧，一天時間跑完三百四十里路程，消滅了對岸駐守的小股敵人。接著部隊翻過了大雪山，到達懋功地區，同李先念率領的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會師，實現了毛澤東和四方軍會合的計劃。誰知兩軍的會師卻差點給中央縱隊和紅一方面軍帶來了滅頂之災，軍中教導團隊幹部戰士立了大功。
同年6月16日，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兩河口舉行會師大會。紅一方面軍人數既少，穿著又很破爛。而紅四方軍卻有八萬人，穿戴整齊。兩個方面軍的戰士互相拉著歌子，互贈紀念品，但大會遲遲未能開始，原來是紅四方面軍的政委張國燾還沒有來，毛澤東、周恩來都在會場外冒著細雨迎候。張國燾終於來了，他騎在高頭大馬上，白白胖胖，簇擁著他的是一支三十多人的馬隊。離毛澤東還有三十多步時，他停住了，毛澤東迎上前去問候，張國燾淡淡地哼了幾聲，算是作答，然後騎著馬，帶著衛士向會場馳去，馬蹄踩起的泥點濺了毛澤東周恩來一身。當天晚上，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張國燾等人共進晚餐。張國燾悄悄地問周恩來：“恩來，我們是老戰友了。我看中央紅軍衣裝單薄，我們倉庫裡還有些軍衣想送給中央紅軍，你看怎樣？”周恩來點點頭說：“你還有多少庫存啊？”張國燾說：“還有差不多三萬套吧，中央紅軍每人一套可能不夠。”周恩來說：“夠了，夠了，足夠了，感謝你的好意啊！”張國燾一聽，頓時表情冷漠起來。毛澤東為了打破冷場的局面，挾起辣椒說：“吃辣椒，不辣不革命噢！”博古放下筷子說：“我是個革命者，我就不吃辣椒。”毛澤東奚落他說：“所以你就要犯錯誤，當不成總書記了。”周恩來怕博古難堪，連忙出來打圓場：“這草地潮溼，吃點辣椒去溼氣。”毛澤東用筷子頭指著周恩來笑著說：“你這個人啊，就會和稀泥。”周恩來坦然地說：“稀泥還是要和的，就拿這土坯房來說，沒有稀泥，怎麼能把土坯砌成一座房子呢？”毛澤東聽了無言以對，連說：“吃飯，吃飯。”張國燾草草扒了幾口就告辭走了。毛澤東說：“恩來啊！你也太老實了，告訴他一方面軍的人數幹什麼，張國燾這個人我是瞭解的，你看著吧，他肯定要搞名堂。”紅軍一、四兩個方面軍會合後，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舉行會議，決定集中兵力攻取松潘地區，合兵北上。正當周恩來部署松潘戰役計劃時，張國燾來電提出由陳昌浩擔任紅軍總政委。周恩來正準備和毛澤東商量，陳昌浩又來電提議張國燾擔任中央軍委主席。這時一方面軍已攻下松潘附近的毛兒蓋，周恩來把電報拿給毛澤東看，問他：“怎麼辦？”毛澤東冷冷地一笑。後來張國燾當了紅軍總政委，才命令四方面軍向毛兒蓋靠攏。這時胡宗南部隊趕到松潘，封鎖了道路，打開松潘通道的機會已經喪失，現在只有經過茫茫的草地北上。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再次召開會議，決定兩個方面軍合編，組成右路軍和左路軍北上，右路軍由紅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組成，左路軍由四方面軍中的九軍、三十軍、三十三軍和一方面軍中的五軍團、九軍團組成。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機關前敵總指揮部隨右路軍行動，紅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隨左路軍行動。兩路軍分路北上，到班佑地區會師。會議結束後右路軍即開始行動，穿越草地北上。
不巧的是，周恩來在草地上突患大病，肝部發炎已變成阿米巴膿腫，草地無醫療條件，醫生只好讓衛士取來冰塊冷敷。彭德懷帶著三軍團參謀長肖勁光、幹部團（教導團）團長陳賡、兵站部部長楊立三把周恩來抬出草地。“就這樣，楊立三和我帶著擔架隊抬著周恩來進入了草地深處。這草地實乃一大沼澤地，荒無人煙，到處是草叢泥潭，淤黑色的汙水發出腐臭的氣味。教導團隊幹部戰士缺糧少鹽，身體虛弱，卻至始至終保護著周恩來。”（這是當年教導團長陳賡後來的回憶）周恩來由戰士扶著烤火，他望望戰士們說：“同志們，你們聽，在這樣艱苦的地方，我們的戰士還照樣吹笛子，照樣娛樂，這說明我們紅軍是任何困難也壓不倒的鋼鐵漢，我們一定能勝利地走出草地。”火堆跟前的戰士們頓時活躍起來，圍著周恩來，聽他講革命理想。周恩來在草地上足足走了六天才到班佑，但左路軍杳無影蹤。
後來葉劍英找到毛澤東，把一封電報遞給毛澤東說：“張國燾要陳昌浩率軍南下。電報發來時，正好陳昌浩不在，我看情況緊急就送來了。”彭德懷用他的密碼給林彪發電，叫一軍團向中央靠攏。葉劍英回到前敵總指揮部，陳昌浩就回來了。陳昌浩是留學生，回國後分在四方面軍工作，徐向前當總指揮，他當政委。兩河口會議後組織前敵總指揮部，張國燾提議徐向前當總指揮，陳昌浩當政委，為了照顧大局，毛澤東、周恩來同意了，並派一方面軍的葉劍英擔任參謀長。陳昌潔的確厲害，一上任就把一軍團、三軍團的密碼本收了，讓他們互相不能聯繫，只能和前敵總指揮部聯繫。幸虧彭德懷命人另編了密碼本，派人送到林彪處，這兩個軍團才能聯繫上。處境危險，葉劍英偷出地圖，彭德懷乃下令部隊脫離四方面軍，中央率三軍團離開險地很快和前面等待的一軍團會合，連夜由俄界北上。陳昌浩得知三軍團外出打糧，兩天不見蹤影，葉劍英也不見了，這才知道中央已率一方面軍主力出走。陳昌浩命令許世友解散了部隊。中央率一方面軍脫離俄界後，為了縮小目標再次改編為陝甘支隊。這時周恩來有病已脫離指揮，王稼祥又不懂軍事，遂決定彭德懷任支隊司令員，毛澤東任軍委主席兼支隊政委。
隨即，由葉劍英抽調教導團（原黃埔軍校五期改編）訓練有素的幹部戰士為警衛團隊，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央軍委，保衛黨中央。而幹部團（教導團）長陳賡帶領教導團幹部戰士繼續保衛周恩來去看病。後來，即1955年授軍銜時，毛主席對廣州起義時的教導團長、授元帥軍銜的葉劍英說：“神機妙算不可多得，應為元帥啊！”周恩來對長征路上的幹部團（教導團）長、授上將軍銜的陳賡說：“你是黃埔的好學生，救過蔣先生的命，也救過我的命啊，是一位難得的將才！”
（未完待續……）
傅進軍同志現任陝西省反邪教協會副理事長、陝西省寶雞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多年從事公安、政法和反邪教工作，先後榮獲公安政法戰線中、省、市級榮譽56項，著有《宗教與邪教》、《較量正在進行》、《精神高地》等公安政法及反邪教書籍多部，在全國擁有相當高的知名度，還出版過《佛留村史話》、散文集《閃爍的星辰》以及理論書籍等各類書籍，共計47部600多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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