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白國華報道
沒有太多意外，沒有太多驚喜，貴州恆豐在主場0比2不敵廣州富力，提前兩輪降入中甲。
看完這場直播，我開始仔細回憶起與這支球隊的記憶交集——2010年，那是我第一次接觸貴州智誠（也就是現在的貴州恆豐），這麼些年，有時候寫他們多一些，有時候寫他們少一些。
對於採訪過的球隊，總會多幾分關注。
比賽結束後，我翻看這些年自己寫過的、與貴州足球相關的報道，找出來這麼一篇，就當作是一種回顧吧，再看看他們來時的路……
文章寫於2010年，其時貴州智誠還在乙級，正面臨著衝甲的關鍵時刻——那一年，貴州智誠在中乙半決賽被大連阿爾濱擊敗，最終阿爾濱衝甲成功。
11月27日，中乙聯賽半決賽開打。第一回合的比賽中，貴州智誠隊在領先一球的情況下，被大連阿爾濱連進三球逆轉。對於貴州智誠隊的主教練袁弋和他的隊員來說，這是兩場為命運而戰的決鬥。十五年的奮鬥，在2010年的冬天，袁弋似乎仍然看不到光明的未來。
1995年，33歲的袁弋還是貴陽一個機關單位的工作人員，每天坐在辦公室，一包煙，一杯茶，一張報紙，很容易就打發掉一天的時間，收入六七百元，不多不少，在貴陽屬於中等水平。
袁弋曾經是貴州省足球隊的一員，但是對於曾經的省隊生涯，榮譽實在乏善可陳，但凡正式比賽，淨負對手五球以上是家常便飯，有時失球甚至達到兩位數，“當時都不敢在全國範圍進行比較，就是在雲貴川這個區域，貴州足球也是最落後的。”
具體是哪一天，袁弋現在也想不起來，他當年在貴州省隊的主教練何炳權找上門來，希望他能去貴陽實驗二小當一批小孩的足球教練的時候，袁弋有點蒙了。
何柄權，今年74歲，這位貴州足球的老爺子1958年就擔任過省隊主教練，現在是貴州智誠俱樂部的老總。1995年的時候，他還是貴州興黔足校的負責人，他剛剛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把一批6歲的隊員送去了市府路小學。
這是興黔足校兒童班的隊員，也是何柄權認為足校這麼多年來最出色的一批孩子之一，當時已經準備送往貴州的傳統足球學校實驗二小，他們每個人要交3000元的贊助費，而如果是普通的孩子，則需要交6000元。但是這個消息被市府路小學的校長得知，這個喜歡足球的校長決定把他們全要過來，條件一降再降，從每人2000元到免費。家長們都決定把孩子們送往市府路小學。
這批好隊員送往了市府路小學以後，實驗二小不高興了，他們就要再找一批隊員來培養。何柄權思量再三以後，找到了昔日的弟子袁弋，因為他認為袁弋責任心強，而且水平高。
昔日老師的請求，加上袁弋對足球還有一份夢想，於是他決定接下這個任務。接手時，每個月可以領到兩百多塊錢，但是這對袁弋原來的工作影響很大，經常請假後，袁弋乾脆自己出錢買斷了工齡，最後從一個公務員變成了現在的足球教練。
十五年光陰一晃而過，現在已經48歲的袁弋沒有抱怨過自己的選擇：“我有抱負，也有野心，那就是要實現我們貴州幾代足球人的夢想。”貴州人是否能踢足球，這已經被黎兵和汪嵩證明過了，而現在在法國梅斯踢球的弋騰，出生於1991年，也正是實驗二小的作品。
十五年了，袁弋，和他的隊員，貴州足球走上了一段艱難泥濘的道路。
袁弋在實驗二小的校園內貼了幾張廣告來招聘隊員。正式集合的那天，一共來了20個隊員，把球給他們的時候，袁弋就開始懷疑自己的選擇，這批新收的孩子都不知道什麼是顛球，而此前已經去了市府路小學的那批隊員，有的顛球已經超過200個了。
而這20名小學新生最後被袁弋全部收下，他們並沒有經歷所謂的“選材”關。他們有的想踢足球，有的想進這所重點小學才報名學踢球，還有的體弱多病想鍛鍊身體。每天下午，孩子們要練四小時。實驗二小每個年級各有一支足球隊，別的孩子放學回家，別的球隊全部收隊之後，袁弋的球隊還在挑燈夜戰。重點小學還不能放鬆功課，訓練結束回家吃過飯，孩子們經常寫著作業就趴在桌上睡著。
“小時候他經常生病，送他去踢球是為了鍛鍊身體。”隊員杜少斌的父親杜德福說，白天上學，放學後經常練到晚上九點，回家就做作業，“娃娃很累，好幾次不想再踢了。”而就是這個小時候經常生病的杜少斌，在和大連阿爾濱的比賽中為球隊首開記錄。
一年級第一學期的冬天，因為天冷，範雲龍的爺爺不再送孫子來參加訓練，袁弋後來遇到了範雲龍的父母，經過勸說，這個孩子重新回到了球場。十多年後，他不僅是全隊最信賴的前場攻擊手，還被袁弋稱為“可以踢中超的球員”。如果不是因為眷戀著和袁弋的師生之誼、隊友間的兄弟之義，範雲龍或在天津，或在上海，而不是留在貴州，現在還拿著每個月兩千來塊的工資。
楊美元，小學三年級起加入球隊。不止一名教練認為，楊美元入隊前做動作的姿態都不大協調，“跑步時擺臂都有點不對勁。”現在他是隊中主力左後衛。袁弋稱，事實證明，只要通過苦練，有天賦的孩子可以得到提高，先天條件差的隊員也可以鍛鍊成才。
楊美元的父親在貴陽開屠宰場：“我喜歡足球，自己也踢過幾腳，我一直都想成為一名足球運動員，我希望我的娃娃能幫我實現這個願望，哪怕中國只剩最後一支球隊，我也要把兒子送進去。”
這批孩子的成績慢慢出來了，開始和市府路小學踢的時候經常輸十幾個球，但後來市府路小學不是對手了，到了四年級，市府路孩子們的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可以到實驗二小去，為了對得起市府路小學的校長，何柄權只是讓其中的三名孩子轉會到實驗二小。
2000年，這群五年級的孩子獲得了“貝貝杯”全國少兒足球乙組冠軍，面對一年之後的小學畢業典禮，他們要麼放棄足球繼續中學的學業，要麼像前輩黎兵一樣流浪到外省。最終，他們的表現引起了廣西金嗓子足球學校的注意，經過袁弋和家長實地考察，孩子們被金嗓子足校集體買斷，從此背井離鄉。
在這件事情上，袁弋第一次感受到貴州足球的寒意——到了命運第一次生死攸關的抉擇時，他還希望當地體育部門能把這群已經顯露潛質的孩子留下來，但是經費拮据的體育局表示“愛莫能助”——一句話，這群孩子就這麼被打發了。
離家的那一天，貴陽火車站骨肉分離，孩子對著車窗外放聲大哭，親人在站臺上淚流滿面。整支隊伍，只有一個小孩沒哭——範雲龍只是和窗外的家人招了招手。
並非範雲龍不動感情，而是他已經有過這樣的經歷。小學四年級時，全隊到上海參賽，表現突出的範雲龍被當地的足校相中，範雲龍收拾行李，在父親的陪伴下前往上海。離開時，他和母親同樣在貴陽火車站痛哭了一場。到上海後，父親按規定陪孩子住了20天就回去了，10歲的範雲龍開始以淚洗面。不過，在這個陌生的環境裡，他漸漸地適應了這一切。
金嗓子足校的學員來自全國各地，只有袁弋的隊伍是清一色的貴州籍隊員，他們入校時被列為“六隊”。換而言之，上面還有五支不同年齡的大齡球隊。籍貫的不同，招致無端的敵意。這支隊伍很快成為這所學校學員們群架、打鬥的最大目標。
在場下，他們遭遇大齡球員歧視性的辱罵和拳頭；在場上，他們害怕對手報復無法正常比賽，只能承受黑腳和大比分落敗的凌辱。雪上加霜的是，每次落敗，受盡欺凌的全隊都要受到袁弋的責罰，被夾竹桃枝條或鐵絲製成的衣架抽打——打到背上，一下就是一條血印。範雲龍說，儘管大家都受過體罰，但還沒有出現過因此離隊的現象，“其實我們曉得，袁教練下手的時候，他心頭也很酸。”
無論在貴陽實驗二小還是金嗓子足校，袁弋的球隊總是練得最多、最苦的那一支。因為訓練太投入，他經常忘記收隊的時間。有一個週六，球隊從上午八點半連續練到下午兩點半，一堂訓練課用了六個小時。苦練的成果是——2004年在有64隊參加的全國U15足協盃比賽中，他們取得了第二名。
成績出來了，自然會引起人們的注意。2004年，徐根寶決定要走隊中包括範雲龍在內的七名孩子，因為兼任金嗓子足校的總教練，所以徐根寶給足校發了一紙調令；此後天津泰達也看中了四名隊員，甚至連裝備都給他們發了——但是溫思渝的出現，讓這批孩子的命運又發生了一次轉折。
溫思渝，58歲，貴州人，曾經是何柄權的隊員，也曾經是西安財經大學的金融系主任，後來下海，創辦公司，目前在北京、貴陽、成都、香港都有產業，在貴陽，智誠集團的產業包括房地產、百貨，到底有多少財富，沒有一個確切數目，但是據估計，應該過億。
顯然，溫思渝曾經的貴州隊員的經歷，讓他對貴州足球多了一份特殊的關注，2005年他組建了貴州智誠俱樂部，2007年，他用60萬元的價格把這批隊員從金嗓子足校買斷。這一年，範雲龍、韋健和唐淵三名隊員入選了國青隊。
2008年，貴州智誠開始參加乙級聯賽，這群孩子的月工資是800元，贏球獎金是全隊2萬元。由於收入太低，每次續約時都人心惶惶。2009賽季，該隊球員的月工資漲到了1500元，這仍然離中乙球員的平均收入比較遠。2009年6月，高考給這支球隊帶來了又一次震盪。貴陽有一所大學願意接收8名球員入學，最終，在袁弋的苦勸下，大家放棄了高考。
代表貴州參加第十一屆全運會男足甲組預賽，是這支隊伍建隊以來所遭受的最大重創。去年6月4日，在武漢，預賽最後一輪對陣東道主，開場不久範雲龍爭搶頭球被紅牌罰下，終場前戰成1比1，已穩獲小組第一的湖北隊繼續狂攻，第92分鐘再下一城。而在同組另一場本該同時結束的比賽中，浙江隊憑藉第94分鐘的進球出線。
賽前就有各種風聲說“貴州要被做掉”，而在賽前凌晨，智誠教練組宵夜時發現，時任綠城俱樂部總經理的林樂豐正宴請大連籍主裁判王學慶。比賽結束果真出局時，球員範雲龍和李凱衝向王學慶被攔住，兩人因痛罵主裁判事後被處以禁賽。袁弋則當場流下淚來，他走上前對王學慶說：“我不評價你的裁判水平，但你的一聲哨，讓貴州足球倒退三十年。”
這場因對手做局而輸掉的比賽，讓貴州足球失去的不僅是出線權，上層的支持、省內的關注也因之化於無形。本來如果貴州隊能出線，對於貴州體育來說也是一件大事，對於以後的青少年培養有極大的推動作用，可是一切都付諸流水了。
在這次打擊後，可以說，這次參加乙級聯賽，幾乎成為決定這支球隊命運的最後一道分水嶺。
隊員們的工資已經漲到兩千多了，獎金呢？仍然維持在兩萬，如果贏一場比賽，一個主力隊員大概能拿到一千元左右，而進入比賽大名單的替補隊員只能分到幾百。每念及此，袁弋非常痛心：“我耽誤不起他們的青春。我現在是在‘刷臉’啊。”
每年的續約，袁弋坦言：“每次我都得在現場，不然很多隊員是不會籤的。隊員也是人，踢了這麼多年，就拿這麼點錢，一年給袁教練面子，兩年給袁教練面子，三年呢？四年呢？他們再給我面子，但他們自己就要完蛋了！”
但你不能去責怪溫思渝，每年四百萬左右的投入，至今也讓他投入了千萬左右的資金，而在貴州，投資足球是難以指望回報的，“老闆也就是喜歡足球，才會繼續搞下去。”袁弋說。
如果今年順利衝上中甲，對於這個隊來說，就有了安身立命的資本，但是第一回合就輸給大連阿爾濱1比3，讓貴州隊的希望變得非常渺茫。
對於本隊丟掉的第二個球，袁弋至今耿耿於懷：“那是個明顯的衝撞門將的犯規，裁判卻視而不見，他們的一聲哨，就能決定我們這批隊員的未來啊。”
雖然袁弋仍然在為隊員們鼓勁打好第二回合的比賽，但是對於未來，袁弋非常擔憂：“如果這個隊解散了，這批隊員，好的還能到其他隊踢比賽，但其他隊員呢？文化又不高，聰明一點的會快一點在社會上立足——我堅持了這麼多年現在還沒有放棄，就是覺得，我要為他們的未來負責。”
這支隊伍，一直在中甲和中乙之間充當升降機。而之後幾年的貴州足球，也有了許多不一樣的記憶：
2013年，陝西滻灞遷到貴州更名貴州人和；
2016年，貴州人和遷到北京，更名北京人和；
2016年，貴州智誠更名貴州恆豐智誠，當年衝超成功；
2018年，改名為貴州恆豐的他們提前兩輪，降級中甲。
但關於貴州足球的故事仍然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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