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近些年一直是我們提出的高頻詞，由於財富底線的劃定不一致，而得到了各種不同的數字。目前最流行的兩種版本，一個是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中的說法，將財富在5萬至50萬美元間劃定為中產，統計出中國中產階級人數約為1.09億，佔總人口的8%左右。一個是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最新的2015年調查報告，該報告的數據顯示，中國中產階層人口數量應該是2.04億人，佔總人口比重不到16%。無論哪種調查結果，都顯示中國總產階層不到總人口的20%。香港雖普遍富裕程度優於大陸，但是相關學者認為，香港的中產家庭也不過20%～30%。中國財富和階層分佈，屬於典型的 “金字塔型”。遠未形成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其實中美兩國在國情、文化上有很大的差異，不具備太高的參考價值，我們的近鄰日本，同是儒家文化，在我們向著中產階級發展方面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日本新中產階級》是美國哈佛大學社會科學院榮休教授傅高義所著，他被認為是美國唯一一位對中日兩國事務都精通的學者，是哈佛的“中國先生”，同時也是一位深受中國政府重視的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繼費正清之後擔任第二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和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1998年入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國學貢獻獎”，2014年獲得福岡亞洲文化獎。
菊與刀
《日本新中產階級》 是一部“民族誌”，以日本新中產階級為核心，全面描述了日本東京近郊一個叫 M 町的地方在五十年代末的生活現實，並以此論述了日本社會的現狀，前瞻了其未來的走向。更難能可貴的是，本書的主體研究耗時兩年，而隨後傅高義及其夫人又堅持繼續對研究對象進行跟蹤研究，並先後兩次將本書再版，對“十年後”及“三十年後”該地的現實與未來進行闡釋與展望，因而整部作品的研究成果實際上橫跨了整整三十年。本書一經出版便廣受好評，與著名的《菊與刀》一起，成為美國在日本研究方面的典範之作。
核心內容
日本“新中產階級”，也就是“工薪族”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客觀原因，是大公司所提供的“終身負責”與“穩定升遷”，既滿足了當時人們謀求穩定的迫切需要，又向人們許諾了一個會“越來越好”的美好未來。“工薪族”的崛起，讓學歷、考試變得愈加重要，同時也衝擊了舊有的家庭結構，大家族日漸式微，“核心家庭”取而代之，成為社會主流。而隨著“工薪族”丈夫在家庭中的長期缺席，妻子成為家庭中的核心，其自我價值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實現。更關鍵的是，“工薪族”崛起，也對日本經濟飛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以自身的實踐，創造了一種複合型的價值觀，解決了傳統與進步之間的矛盾，引領整個社會不斷進步。
日本工薪階層
一、日本“新中產階級”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原因
1. 就業環境更加穩定
從二戰爆發，直到日本戰敗，日本國內小企業的經營受到巨大沖擊，這成為一道分水嶺，使得日本社會中更多的人傾向於穩定就業，“工薪族”的人數越來越多。
2. 穩定升遷
大公司的科層管理結構，有利於就職者獲得自動升遷。就業者最初進入大公司，大都要從底層做起，工資也相對微薄，不過憑藉資歷和能力，就業者必然會獲得升遷。由於年資往往在大公司的考評中佔據重要地位，因此就業者完全可以推算出自己在一定年限之後，理應在公司中處於怎樣的位置，只要不出現意外，這種升遷幾乎是水到渠成的。
3. 主觀上被認可的心理滿足
“工薪族”不僅在客觀上給戰後的日本人一個穩定的生活保障，也在主觀上給他們一種被認可的滿足。而被認可的具體內容，又恰恰是日本人傳統上很看重的兩種東西，也就是忠誠和能力。作為戰後重建的代表，“新中產階級”的忠誠對象已經由“上級”變成了“群體”。在科層制結構下，大公司中的上下級，不再是“家長制”的命令與服從這樣的關係，而成了一種合作，即互惠互利，共同創造價值，從而讓每個人都可以從中分得令自己滿意的“一杯羹”。儘管在大公司的升遷制度裡，個人能力的影響力仍不及資歷，但卻是在群體裡贏得尊重的關鍵。想要躋身到核心群體，就業者就必須要表現出自己的能力，為自己贏得一份禮遇和尊重。
二、“新中產階級”崛起對社會舊秩序的衝擊與影響
首先，當“工薪族”成為社會主流之後，進入大公司也就成為了年輕人就業的首選，這也就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入職的競爭。而作為應聘時的硬指標，名牌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就成了年輕人寒窗苦讀的唯一目的，甚至要讓全家人一起為之付出和努力，“一考定終身”的狀況由此開始。
另一方面，隨著“工薪族”的崛起，人們的家庭結構也發生了改變。這是因為“工薪族”通過大公司所獲得的安全感，已經超過了當時家族可以帶給他們的安全感，來自大家庭的責任在此時甚至成為他們的負擔。自身的工作壓力，又使他們很難繼續與親人保持往來，這就讓他們漸漸脫離了大家庭，在城市中組織起了屬於自己的“核心家庭”。個人的發展取代了家族的維繫，成了“家”這個概念的根本。
日本家庭
而最後，在這樣的“核心家庭”當中，妻子所扮演的角色也較之以往更加重要，這也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提升。隨著“工薪族”需要在工作場所付出更多，上班時要努力工作，下班後還要忙於應酬，維繫公司內外的人脈網絡，這就使得他們不可避免要在“家”這個場所中時常缺席。這時“核心家庭”裡，“家”這一部分的事務自然要由妻子來掌管，她們也擁有了更多的話語權。
三、“新中產階級”的崛起與日本飛速發展的關係
“新中產階級”的崛起，首先帶來了可觀的社會價值。在大公司的環境下，大家養成了一種“大家做餅大家分”的習慣，也就是全體成員都對群體目標的服從，而群體目標的實現，最終將會使全體成員從中獲益。就是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日本企業才以其技術研發優勢和嚴謹的工作作風，在世界上享有盛譽。想要做到這一點，道理說起來一點也不難，就是讓每個人都對群體負責，每個人都竭盡全力。但這背後，是大公司努力給“工薪族”們營造的安全感，以及對美好未來的期望，也就是所謂的“穩定壓倒一切”。
而同時，“工薪族”的穩定，所帶來的自然不只是可觀的經濟效益，還有意義深遠的社會效益。二戰失利，自然對日本的社會制度和信心造成了嚴重的打擊，但由大公司引導進行的戰後重建，很快就為日本社會找到了前進的方向。“工薪族”的崛起，則是在個人層面，讓更多人看到了美好未來的可能，而他們井然有序，並且愈加富裕而充實的生活，也成為新時期理想生活的標杆。
日本女性
“工薪族”的崛起帶來了一系列的影響，其中最關鍵的，是在價值觀念上的創造。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日本的戰後恢復，離不開美國提供的援助，而美國對戰後日本的扶持，使得日本人一度處在十分矛盾的價值觀念之下：不肯丟棄又無法繼承的傳統，與當時代表著先進與開明的西方價值觀的矛盾。但隨著“工薪族”的實踐，這一矛盾其實也迎刃而解，因為工薪族的成功，正意味著兩種觀念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實現融合。“工薪族”作為一個群體，既擁有日本傳統價值觀念裡的忠誠品質與集體觀念，同時也從西方價值觀念裡汲取了追求卓越、效率至上等內容，從而形成了獨特的“複合型”價值觀，引導其不斷取得進步。
美國中產人口超過50%，日本中產人口接近70%，在發達國家，基本形成了 “橄欖形”社會，由於人數居於多數地位，是穩定國家的基石。目前我們國家中產不到20%，而且是否會落入“中產陷阱”不得而知，中產的“工薪族”對整個社會影響將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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