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娘子外交官”“舌戰群儒發言人”傅瑩又多了個新的身份——她受聘清華大學兼職教授、國際關係研究院名譽院長，正式成為
“傅教授”。在外交部一干就是30年，擔任人大發言人5年多，見慣了國際紛爭大國博弈的陣仗，如今，65歲的她又回到了最聖潔最清靜的校園。滿頭華髮、細框眼鏡，配上從容優雅還略帶幾分靦腆的笑容，這樣的傅瑩，看起來的確很像一個儒雅的學士，校園無疑是和她氣場最搭的地方了。
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旭（左）向傅瑩頒發聘書。
細心觀察不難發現，傅瑩從政圈慢慢向文化圈靠攏的腳步，在這以前就已經邁出去了。
2018年9月，傅瑩攜新作《我的對面是你》亮相北京大學，和學生們分享自己作為一名新聞發言人，如何向中外媒體介紹中國；作為一名外交官，又如何面對國際上的誤解成見。言談舉止之間，與一位傳道授業解惑的師者無異。
而再往前推兩個月，她的文集《看世界》出版發行。
在這本書的新書發佈會上，傅瑩談到她把外交看作一種“遺憾的藝術”：在一場外交談判中，不可能指望對方接受自己的所有要求，總是有所爭取有所放棄，有所得有所不得，如果總是強求全得，那樣就是零和了，成功的外交還是要爭取互利共贏。
一句話，就將外交人必須有的柔中帶剛、春風化雨說透了。這也恰恰是傅瑩身上最突出的特點——心平氣和卻又分毫不讓，一針見血又剛柔並濟。
2013年卸任外交部副部長以後，傅瑩坐上了全國人大發言人的位置。每年的兩會發佈會上，提問與應答頻頻交鋒，簡直是一場中國最高權力機關“形象代言人”與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互動。那些互動中擦出的小火花，也成為她職業生涯的一個個閃光時刻。
傅瑩前後經歷了十多次的發佈會，面對現場記者們提出的五花八門、各帶機鋒的問題，卻始終保持一個pose——
你只管問，答不上來算我輸。把傅瑩與記者的交鋒整理成冊，簡直就是一本經典的外交教科書。當現場記者問到霧霾問題時，她笑著總結：
外媒必問軍費，國內媒體必問環境。
當日本記者提問中國外交是否會更加咄咄逼人時，她嚴肅回應：
剛才你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中國記者都笑了。其實你在中國聽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幾乎另一方面的意見，很多中國人的意見包括媒體人的意見是，希望中國“更加強硬一些”，尤其面對挑釁的時候，希望有更加強硬的姿態。
曾有日本記者感慨：“拿傅瑩真沒辦法，你一拳打過去，又被輕輕地彈了回來……哎！”
2016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傅瑩又以一段“舌戰群儒”的精彩表現博得了滿堂彩——一位記者開口就很刁鑽：“中國是否對朝鮮失去了控制？”這個問題背後藏了個大大的圈套，回答“是”或者“不是”都等於間接承認了中國在試圖控制他國主權。
傅瑩呢，卻面帶微笑，用一種好像聽到了一個笑話般的語氣回答：“啥？這種話很西方。”
當美方代表一口一個“中國‘偷竊’美國”時，她一收笑容變得嚴肅：這很不尊重人，有話我們能不能攤開說？
面對接連拋過來的問（刁）題（難），她見招拆招，卻不失風度，明明語氣輕柔、語速不疾不徐，卻給人一種無法反抗的壓迫力，用四兩撥千金的力道，反擊了對方的強盜邏輯，完美展示了何為中國外交家的風采。
這次會議之後，很多外國友人都說，已經被這個言辭犀利、語氣溫柔的中國女人圈粉了。不少人甚至認為，這種將東方女性的氣質與神韻發揮到極致的風格，就是典型的“傅氏style”。
傅瑩曾在《我的對面是你》的扉頁上寫到：“獻給我的母親包立茹。”可見，她覺得自己所取得的成績，是和母親與家人對自己的教育分不開的。
2013年，傅瑩首次作為全國人大發言人亮相時，環環曾採訪過她的丈夫郝時遠。從他口中，我們勾勒出了傅瑩的人生軌跡。
1953年1月，傅瑩出生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她的父親早年曾就讀於馬列學院，是著名哲學家艾思奇的學生，曾任內蒙古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母親包立茹上世紀八十年代任呼和浩特市機械局局長，是當時呼和浩特市比較有能力的幾個女幹部之一。
在父母的教導與家庭氛圍的薰陶下，傅瑩從小就熱愛閱讀。知識的不斷累積讓她具備了縝密的邏輯思維能力，更養成了思考總結的好習慣。
1973年，傅瑩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學習。除了英語，她還選擇法語作為自己的第二外語。大學畢業後，她進入外交部工作。在第一次駐外工作期間，為適應工作需要，她又學習了羅馬尼亞語。
初入外交部，傅瑩主要擔任翻譯工作。1988年1月20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來訪的48歲的挪威首相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夫人。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周南陪同會見，傅瑩擔任英語翻譯。
這是傅瑩第一次在高層外交場合亮相。會見一開始，鄧小平就對布倫特蘭夫人說：“我今年84歲，該退休了……”或許是缺乏經驗，傅瑩一緊張，將“84歲”譯成了“48歲”。
周南在一旁聽出這個錯誤，當即告訴了鄧小平。鄧小平非但沒有批評傅瑩，反而幽默地開懷大笑：“好呀，我有返老還童術，竟然一下子與布倫特蘭夫人一樣年輕嘍。”布倫特蘭夫人聽後也笑得合不攏嘴。談話氣氛變得親切、和諧，傅瑩也放鬆下來，順利譯完了整場會談。
傅瑩（右四戴眼鏡女士）為鄧小平和布倫特蘭夫人擔任翻譯。
因為這次的尷尬經歷，傅瑩認識到自己的不足，比以前更加用功地學習。也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態度，才有了後來在應對國際問題時的從容不迫和有理有據有節。
在那之後，傅瑩先後為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擔任翻譯，陪同領導人出訪、參加重要會議等。
1992年，作為首位赴柬埔寨參加維和工作的女外交官，傅瑩被派到局勢最緊張的馬德望省。次年回國後，她歷任外交部亞洲司一秘、處長、參贊，1997年任中國駐印度尼西亞使館公使銜參贊。1998年，45歲的傅瑩被派駐菲律賓，成為中國最年輕的女大使，也是第一位少數民族女大使。兩年後，她奉調回國，出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此後4年，她經歷了東帝汶危機、阿富汗戰爭、中國與東盟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等事件，並參與處理朝鮮半島核問題、推動六方會談，外交二字，真真正正地印入了她的生命中。
2003年12月28日，中、韓、日三國外交部亞洲區負責人就朝鮮核能力問題在漢城舉行“三方會議”。
2004年，傅瑩出任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澳大利亞聯邦律政部長盧鐸曾稱讚她：“她是我政治生涯中所見過的，逾千各國大使中的No.1大使，她最能代表和維護中國的利益，最富有影響力和魅力。”
告別澳大利亞後，傅瑩又到英國走馬上任。2009年，傅瑩被英國《外交官》雜誌評為“年度亞洲外交官”。
2009年，傅瑩與澳大利亞總理及英國外交大臣參加BBC的“安德魯 瑪爾脫口秀”欄目。
同一年，傅瑩升任外交部副部長，開始在更廣闊的外交舞臺上縱馬馳騁。
面對南海和釣魚島風雲，她批評個別南海聲索國一意孤行，警告其不要肆意侵犯挑釁我國；就日方在釣魚島非法抓扣中國漁民事件，她多次召見日本大使，要求立即無條件放人；就中國航母出海、西亞北非局勢等問題，她有理有據地回答境外記者的提問……她的剛毅、果決、溫柔、細膩，成為世界認識中國的一個窗口。
今年，傅瑩已經65歲了，她的丈夫郝時遠曾說：“我們家這位，最缺的就是睡眠，畢竟都是這個歲數的人了，我很擔心她的身體。”
這麼多年，傅瑩一直繃著一根弦，這根弦松不得，因為這根弦上壓著“家國天下”四個大字。因著這四個字，傅瑩與家人聚少離多。她最大的願望便是像普通家庭一樣，家人們能平靜地坐在一起，聊一些平常人家都會說的瑣事。
如今，不知“傅教授”這個新身份是否能讓她更多地迴歸自己嚮往的生活。等到傅瑩在清華開課的那天，想必是座無虛席：只見她笑容溫柔、說話得體、風采迷人，波瀾不驚地和底下學生講述著她的那些個閃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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