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為上市突降而至的財富面前，有的人顯得毫無準備，有人成為眾人眼中的“人生贏家”。還有的人，數次跟財富失之交臂，一錯過就是上千萬。錢讓他們自由，也讓他們惶恐。
半年來，張子達的心起伏了三次。
“上市”毫無意外成了今年互聯網企業的年度關鍵詞。小米、美團、拼多多、優信、映客、虎牙等數家公司扎堆上市。圍觀這股上市潮，張子達難以淡定，因為他曾在其中三家公司工作過，但最終都跳槽，與財富失之交臂。
2018年7月9日，香港，小米集團在港交所
“每次待過的公司上市，心就一緊。粗略估算，錯過了一千萬。”如今他居住在順義，每天的通勤距離是70公里，依然是個“打工的”。但他身邊的一些老同事，擁有的期權價值都超過千萬，打算在這次上市潮中套現後立即辭職，環遊世界。
這個夏天，互聯網公司上市的密集程度，讓港交所都始料未及。7月12日當天，映客、指尖躍動等8家公司同時在港交所掛牌上市，以至於港交所大廳的四面鑼都不夠用了，每兩家公司代表只能共用一面來集體敲鐘。
小米的老員工周鐵全程看了雷軍的敲鐘直播後，仍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因為就在兩年前，雷軍還說過“2025年之前不上市”。然而9點30分，鐘響後，周鐵手裡的小米期權就被明碼標價,個人資產一下多出200萬元。
對位於金字塔頂尖的創業初期成員來說，200萬的收益不過是他們財富的一個零頭。雷軍津津樂道的一個故事是，小米曾在2010年在公司內部認購股票，個人投資上限是30萬元，而當年參加這次認購的員工，上市後的收益已經翻了數百倍。
今後，這樣的暴富故事很可能越來越少了。今年3月，科技部聯合第三方分析公司發現，國內移動互聯網領域的獨角獸公司，成立時間大部分集中在2010年到2015年之間。換言之，獨角獸們圈地廝殺之後，留下的創業空間已經越來越窄，而通過期權套現實現財富激增、階層躍升的窗口，也越來越少。
這令張子達感到焦慮，“再不上車的話，可能就無車可上了。”
自由的，恐懼的
在突降而至的財富面前，有的人顯得毫無準備，如同第一次進入巧克力工廠中的查理。32歲的小米初創成員之一的張文浩，說自己“有些懵”。
關於花錢的想象力，他目前所想到的也只是“結婚以後，換一個大一點的房子，把父母接到北京，多陪陪老婆，讓父母輕鬆瀟灑一點”。
造就新富階層的一批上市公司中，小米是特別的一個。它的估值變動之大，讓員工周鐵都感到緊張，“年初說值1000億美元，後來有傳言說談到了2000億，再後來降到了800億，最後連雷總都站出來說，‘隨便開價，總不至於不值550億吧’”。
到7月9日上市的那一天，雷軍敲響了港交所定製的寬3米、重200斤的加大型銅鑼，小米市值終於確定下來：465億美元。
此前傳言，小米上市後，工號前1000的員工均將成為千萬身價的財富新貴，但又隨即被內部闢謠，對外稱“哪裡有那麼多”。毋庸置疑的是，即便是以465億美元市值上市，小米為部分員工帶來的財富，足以改變他們的人生。
43歲的周澤明也靠期權套現成為眾人眼裡的“人生贏家”。他是一家互聯網公司最早期的創業團隊成員之一。2017年，他所在的公司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半年多後，他用手裡的期權套現了數千萬，還留下多少股票不得而知。作為“新暴富階層”中的一員，他也得遵循這個圈子中的遊戲規則：沉默、低調，對公司和個人財富等相關話題甚為敏感。
“錢到了一定的程度，再多就只是數字上的增長了。”他意識到這點時，已經買下了北京順義的一處別墅。當時一共有好幾套房源可供選擇，一套是帶有西城區頂尖學區的房子，一套是大興的別墅，還有一套就是順義的別墅，價格都在2500萬左右，但最終他選擇了現在的這一套，“因為這一套物業費比較貴。”
他考慮的更多是下一代的居住環境。每日人物見到他時，他開一輛豐田凱美瑞，穿著一身不露品牌的灰色T恤衫。他解釋說：“買貴的那個不是因為炫富，而是住在物業費高的小區，孩子認識的人素質也更高一些。”
只不過如今看來，他的選擇導致新的問題——在這個外國人較多的別墅區裡，中國小孩很難交到朋友。
他對此很樂觀，按照設想，孩子會上國際學校，遲早會跟外國同學融成一片。他沒有北京戶口，之前還一直焦慮孩子上學和高考問題。如今，錢已經幫他解決這個難題——上國際學校跟北京戶口無關，只需要一年交20多萬的學費。
有的問題，靠錢是解決不了的。財富所帶來的滿足感只持續了短短几個月，“當你有錢後，會發現周圍圈子裡的人都很有錢，你的想法會不斷改變，慾望的形式也會不斷轉變”。
這樣類似的心態，在新富階層中頗為普遍。在北京多家互聯網公司待過的張子達說，他一箇舊同事，公司上市套現後離職，半年裡旅遊遍了中國，也吃遍了中國，把跳傘、潛水、登頂全嘗試了個遍，“回來後，整個人很空虛，覺得看再壯觀的風景，吃再好吃的東西也就那樣了”。
或許，只有那些少部分幸運兒才有機會親身體會到一個道理：“錢能帶來的快樂是有限的。”
“我問他現在還有什麼願望，”那朋友的回答讓張子達目瞪口呆，“他說他想上班”。
擁有大量財富和時間的人，生活像失去了準心，射出的子彈不知該飛向何處。與此同時，另一種焦慮開始生長出來：資產可能會隨著通脹逐漸縮水，“體會過有錢的生活後，特別恐懼回到沒錢的時候”。
周澤明一年多沒坐過地鐵了。直到一週前，堵車時段裡，他需要從東直門趕到建國門，才坐上一次地鐵。在人堆裡，他像追憶似水年華一樣懷念，“過去天天擠地鐵”。但他也下定決心，不再體驗這種懷念方式。
如今，財富自由對他來說是個偽命題。“有錢了之後，你會更加想獲得尊重，想要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情。”他開始想投資，想再創業，想改變一個行業，或者是更宏偉的“改變社會”，“這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花錢，錢是不夠花的，我也不想看著它變少”。
能改變的，不能改變的
處於互聯網公司金字塔最頂層的畢竟是極少數，是供人仰望和幻想的傳說。更多中低層員工，在上市的狂歡中，雖有所獲益，但不足以實現所謂的“財務自由”。更何況，今年一些企業扎堆上市後，員工的期權尚處在鎖定期中，時間從半年到數年不等。
周霜如今變得有些多疑，按照她任職的那家金融互聯網公司的股價，期權價值600多萬元。當她向父母透露了這個“喜訊”後，父母又無意間告訴了親戚。一傳十，十傳百，幾個遠房親戚甚至專門到北京拜訪她，帶著山雞等土特產，說她的一個四大爺病了，需要錢來醫治。
“關鍵是我活了30多年，第一次聽說過我還有個四大爺。”周霜說。
她於是變得守口如瓶，特地囑咐，不要寫出她所在的公司名。“這也不是多少錢，而且還要半年才能拿到，就有這麼多人惦記著。”按規定，期權價值600多萬元，需要繳納近一半的稅，這讓她有些鬱悶，彷彿自己弄丟了300萬塊錢。
在這場財富狂歡中，拼多多算是最為沉靜的一個。拼多多的董事長兼CEO黃錚發佈了一篇致全員信，決定全體員工期權鎖定3年。再加上每年解鎖25%期權的規定，套現全部的期權需要7年時間。
30歲的鄭爽正在猶豫要不要從拼多多跳槽，“說實話有點寒心，本來期權就沒多少，再除以7，每年的收益就更少了”。不過，他也一時半會找不到能比拼多多給出更多年薪的公司，“上市後，拼多多給出的薪水已經處於行業前列了，之前年薪40萬的崗位，現在能給到60萬”。
拼多多上市對他來說，改變的更多是心理感受，“以前覺得自己只值年薪40萬，現在一想，不對啊，我算少了，我應該價值80萬才對”。就連衡量價值的尺度也在悄然發生變化，新上市的iphoneX賣1萬多塊錢，“要以前肯定覺得貴，現在覺得也就那樣”。
還有一些人持有“佛系”心態，其中不乏一些身價千萬的員工。在京東做程序員的劉昊然剛入職，工位旁邊是一個2009年就入職的工號在300以內的老員工。
同事們告訴他，這個老員工擁有10萬股京東的股票，按照現在的股價，繳稅後資產千萬左右，但在劉昊然看來，“程序員都差不多，每天一樣加班做程序，剛進公司實習的時候他還開玩笑喊我‘哥’呢。”
劉昊然原先一直以為，他和京東老員工的差別，只是老員工過去能經常見到東哥，而他們現在很少見到東哥。“沒想到真正的差距在財富上。”他從一個小縣城考學到武漢，碩士畢業後就來到京東，很難想象擁有1000萬是什麼感覺。
真正擁有1000萬的人，又是另一番心態。公司上市後，盧智傑的期權變現了900多萬，“唯一的改變就是換了個大點的房子”。
原來住的一居室賣了200萬，成為手上的流動資金，他一開始還想揮霍一下，買臺跑車，但這個念頭只在腦海中持續了10秒。買房後，他照樣每天要“996”，朝九晚九，每週上班6天。
錯過的，失之交臂的
有幸運的人生，也有遺憾的人生。
上個月登陸港交所的美團點評，曾在早期多次實行股權激勵計劃，從而造就了一批千萬身價的財富新貴。而從2010年至今的8年，也有相當一部分供職過美團的人，因為種種原因與財富擦肩而過。
2011年初，劉繼漢帶著自己創立的地方團購網站加入美團網，歷任青島等地城市經理、總部商服總監職位，彼時千團大戰初期，窩窩團、拉手網等與美團在全國各地激戰。美團是否能夠活下去都是一個問號，上市更是遙遙無期。
很多人看到如今互聯網公司上市狂歡的風光，很少有人能夠想到，當年“打天下”時候的殘酷和艱難。劉繼漢說，他剛入美團時，工資底薪只有4500，提成也只有4500，有時候談下一個商戶需要反覆攻克五六十次，“商戶拿出一摞名片，全是我們美團業務員的”。
慘烈的廝殺過程中，美團推出股權激勵計劃。劉繼漢的《股票期權授予書》中顯示，2011年8月，美團授予劉繼漢35000股期權，行權價為0.4美元。
“但在當時，完全不知道這是多少錢，也沒想過上市之後值多少。”只是，在經歷了多次調崗之後，2013年8月，當時的美團期權諮詢人告訴劉繼漢，他的期權因為崗位變動，在2012年4月份就無效了，雙方後來經過多次溝通，均未能達成一致。
如今看來，這35000股期權，在美團上市之後，是一筆不小的財富。經歷過多輪增發和稀釋之後，當時的35000股相當於現在的280000股，按照每股68港幣的股價，扣稅之前約相當於1680萬元人民幣。
“這錢雖然不是特別多，但也不少。”劉繼漢假設過，自己當初若一直留在美團公司當青島城市經理，到今天拿到這筆錢會順利得多，“不過，誰也沒有這樣的能力預見未來，7年前跟我一樣做美團城市經理的那些人，堅持到今天的基本沒有。”
劉繼漢在2013年離職，為了爭取期權和美團打起了漫長的官司，至今仍未有結果。
失之交臂的故事也發生在部分小米員工身上，在2010年那次唯一一次可以用30萬認購公司股份的機遇中，也有人覺得太貴而放棄了。
關於尋找機遇和錯失機遇的故事可能每天都在發生。FESCO研究院發佈的《IT及互聯網行業人才報告》顯示，2017年，互聯網企業離職率達到25%。越年輕的員工離職率越高，超過三分之一的人打算在半年內跳槽，25歲以下的員工中，打算在半年內跳槽的人接近一半。
在IT圈裡，跳槽甚至成了一件明碼標價的事情，口口相傳的價格是，收入最少上浮30%。張子達就是在對收入的追逐中跳槽的，但事後證明他的選擇都令人遺憾——比如，他去年10月離職並放棄期權的那家企業，在前不久已經上市。
不過，也有人認準一個早期的創業公司不走，最後公司黃了，期權成了廢紙。
判斷一個公司能否支撐到敲鐘的是一件很難的事。對張子達們來說，這更像一種賭博，“只有在越早期的創業公司，才有可能分得更多的期權，但這些創業公司有99%都死在了創業的路上”。
他常常以呂布自嘲，三易其主，最終走上了一條“悲劇”道路。但他也並沒有放棄希望，因為他聽到過太多“我同事”、“我朋友”、“我同學”的暴富故事，他的邏輯很簡單：既然他們可以，我為什麼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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