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到明初，中國大地曾經有一個景教。國內學者們堅稱：景教是早期基督教的一個分支。
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唐太宗貞觀九年，西域景教僧人阿羅本抵達長安，唐太宗安排宰相房玄齡接入城內，唐太宗還親自接見了他，併為阿羅本譯經、傳教提供了較好的條件。
《唐會要》卷49，三年後的貞觀十二年七月，估計是阿羅本譯經、傳教均有所成就，朝廷專門下詔，為這位“大秦國大德”在長安“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景教就此在中國站穩了腳跟。到了“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准此。”
這其中有一個信息，景教的寺院，起初被稱為波斯寺；到了唐玄宗天寶年間，考慮到景教誕生於大秦，故專門下詔，為其更名為：大秦寺。
在“大秦寺僧景淨書”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有幾條寶貴的信息：
1、最早到中國來傳教的阿羅本，是大秦國的僧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 大秦國大德”）；
2、景教的教主，誕生於大秦時，驚動了波斯國（“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來貢。”）。
據《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景教的傳教重心，也是在大秦國（ “時景通法王，在大秦國那薩羅城和明宮寶法雲座, 將與二見, 了決真源。”）。
那麼，在這些景教僧人心目中，大秦國的地理位置，又是怎樣的呢？
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大秦國疆域的四至是這樣的：“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眾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
這裡的東、西二至，我們已經無法知曉，最多也就是猜測一番，所以擱下不論。
至於大秦國的北邊鄰國，無疑就是波斯。正因為大秦與波斯相鄰，所以教主誕生時，才引得波斯前往朝貢。事實上，這些大秦僧人也是穿過波斯，才抵達中國的。
最重要的，是“南統珊瑚之海”。在那一帶，唯有紅海，是大量出產珊瑚的“海”，擁有“珊瑚之海”的美譽。這就是說，整個紅海，為大秦國所擁有。
無論是在古印度佛經中，還是在中國史籍中，大秦都是一個專門出產寶貝的地方，珊瑚之類便是其中之一。如《後漢書•西域傳》：“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
顯然，大秦，即真實的古埃及，所統治的疆域，比西方“世界史”中羅馬帝國控制的埃及，範圍要大得多。在蘇丹等地，也有許多的“金字塔”，便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
大秦僧人是否知道拂林呢？答案是：知道。
僅僅在《一神論》中，便一再提到拂林，比如：“喻如從此至波斯，亦如從波斯至拂林……”
可見，在景教經典中，把從這裡（大秦）到波斯，與從波斯到拂林進行類比。
拂林所處的位置，便是我們今天所謂的“東羅馬”。這一點，唐代人是很清楚的。《舊唐書•西戎傳》：“波斯國，在京師西一萬五千三百里，東與吐火羅、康國接，北鄰突厥之可薩部，西北拒拂菻，正西及南俱臨大海。”《新唐書•西域傳下》：“波斯，居達遏水西，距京師萬五千裡而贏。東與吐火羅、康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西北贏四千裡，拂菻也。”波斯的西至，是大海，這個“海”，只能是地中海。因此，“東羅馬”，不可能跨過波斯，來統治紅海一帶地區。
正因為大秦控制著紅海，才有了“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才有了與中國的海上通道。
也因此，當大食（阿拉伯帝國）滅大秦之後，大批的大秦遺民和景教僧人聚集於“王舍之城”，即《大唐西域記》中的“小王舍城”。那位捐款修繕擴建大秦寺的“僧伊斯”，便是來自於小王舍城。
順帶說說。大秦景教徒宣稱，景教乃“老子化胡”的結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宗周德喪，青駕西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意思是：東周時，因為朝政紊亂人心不古，老子西去化胡。如今大唐承繼並光大道教，我景教迴歸故里。對於景教教義與道家的一致性，貞觀十二年詔書也予以充分肯定：“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
所以，西漢文獻中稱大秦為“犁鞬”之類，而東漢以來的史籍認為大秦“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並改稱為“大秦”，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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