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文化那麼優秀
為什麼不能解決這些問題？
世界各國都要從傳統社會轉型變為現代社會；有些國家很順利，有些國家則迂迴曲折。
在後發展國家裡面，中國是喪失掉很多機會的一個國家。
600年前——1405-1433年鄭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早87年。為什麼他沒有成為中國的哥倫布？很簡單，他的活動不求利，遠航是為了宣揚國威，全部經費都靠財政撥款，數額太大，支撐不下去，被迫停止。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數高達2萬8千人，而哥倫布的團隊最多也就1千1百多人。當時正值所謂“地理大發現”時期，航海和遠洋貿易推動世界前進；這一次機會中國喪失掉了。
第二次機會是16、17世紀明末清初，東西文化交流出現高潮。以利瑪竇為代表，他於1582年到達澳門，1601年來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帶來很多西方的科學技術。舉一個例子，中國自己的歷法在元明時代一再出現測算失誤，吸收伊斯蘭曆法也解決不了。利瑪竇和他的同伴和後繼者龍華民、湯若望等傳教士帶來的西方天文歷算，解決了這些問題。沿用至今的陰曆（農曆）就是這些傳教士及其學生的工作成果。利瑪竇還帶來一幅世界地圖，讓中國人知道中國在世界的東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歡西方的科學技術。
他與彼得大帝是同一時期的，都是17世紀末18世紀初。彼得大帝學西方，建立了俄羅斯科學院；他死後沒有多久，莫斯科大學也辦起來了。康熙皇帝則把西方的科學技術當作個人的愛好、宮廷的消遣，既沒有建立起中國的科學院，更沒有想到要在北京辦西方式的大學。機會又一次喪失掉了。1793、1795、1816年，從乾隆到嘉慶時期，英國分別派出使者或送來國書、禮品，要求和中國和平通商。乾隆爺的答覆是，“天朝無所不有”。嘉慶皇帝則宣稱“中國為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團拒絕叩頭，降旨“逐其使臣回國”！英國使團裡的人觀察、分析後得出結論，中國是一個很腐朽的國家。中國再次喪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機會。現在有些文章宣揚，18世紀中國佔世界1/3人口，經濟上也佔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這個說法恐怕要考察，他們使用的統計數字不一定可靠。中國當時的製造業固然比不上產業革命中的英國，15、16世紀英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等於19世紀中國的2.8倍；至於制度環境更加無可比擬。
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了，但是英國不是用鐵甲艦將中國打敗的，那個時候它的軍艦還是木頭造的。而15世紀鄭和下西洋的時候，中國的造船技術已經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紀，卻被別人打得一敗塗地 。中國傳統文化是優秀的，有很多珍寶，然而為什麼社會轉型這麼困難，沒有產生出現代經濟？為什麼沒有產生現代科學？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19世紀中國付出了代價，割地賠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認為應該特別重視的一點是，中國光人口就損失了1億多。從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國造反期間，中國人口從4億3千多萬降到三億2千萬，減少了26%。太平天國鬧得最厲害的江蘇、浙江等地區，人口一直到20世紀初才恢復過來。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國人自己殺死或者餓死的。這又是為什麼？跟我們的文化有沒有關係？20世紀會不會好一點？照樣不行。內外戰爭、運動和災荒，也有1億左右的中國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裡？
中國文化那麼優秀，為什麼不能解決這些問題？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
02
中國文化
究竟有哪些不足和缺失？
第一個就是政治體制領域，儒學帶來一系列問題。
如果你要了解一個國家的狀況，最好的辦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當時的社會關係、文化狀況、國家管理狀況都體現在那裡了。1810年，中國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譯成英文出版，英國的一份報紙《愛丁堡評論》說，中國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識都是不足的，我們發展很快的東西，他們都不知道。
中國的法典有什麼特點呢？民法內容很少，基本內容是刑法，甚至連民事糾紛也作為刑事案件來處理。這裡面體現儒家政治的三個基本特徵：
第一，倫理與政治的統一。
中國傳統文化的骨幹是儒學，而儒學講倫理和政治的最多。從西漢開始，就強調以孝治天下，把家族倫理拓展到整個國家的治理，後來發展為一個完整的公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套體現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特點：宗法專制 ，倫理與政治統一，這與當時的社會狀況完全是符合的。因為那個時候的社會是自然經濟，經濟狀態比較穩定。
第二個特徵是專制制度下嚴格的等級關係。
用孔子的話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現在有一些學者認為它是很好的，好在哪裡呢？皇帝按照皇帝規範行事，君、臣、父、子都有一套嚴格的規範；這是從好的方面來說的。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級森嚴，不能逾越。而英國在1215年就有《大憲章》，國王加稅要得到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權利。中國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長說了算；抗上是極大的罪惡；儒家政治理論把這些合理化了。中國沒有國際學術界界定或多數學者公認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國王、諸侯之間是契約關係；而中國沒有這樣的關係。
儒家思想的第三個特點是服從。
用孔子的話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假如有爭議，由誰定是非呢？由聖人和皇帝的話來決定，聖人的話是最後的標準。公元一世紀，漢章帝召集儒門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觀開會，由班固執筆寫出一部《白虎通議》，章帝批准後頒行天下。以儒學為指導，為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詳細的規矩或規範。突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三綱六紀（六親），服從尊長。以後歷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繼承了《白虎通議》，將三綱六紀作為貫穿始終的東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親疏關係給你定罪。
中國傳統文化的第二個問題是思維方法的缺陷。
《易經》對中國的科學發展很不利
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有問題。楊振寧在2004年作報告時講了一句話：“《易經》對中國的科學發展很不利。”他說，其中一點是不講演繹論證。《易經》歸納了很多當時的社會現象、自然現象，但沒有嚴謹的演繹和論證。這是楊振寧作為科學家講的真話。而在他講這話之前，16世紀末17世紀初，利瑪竇在他寫的《中國札記》的書裡就說中國人不懂邏輯規則。他講的是真話，中國沒有邏輯學。後來我們拼命從《墨子》裡面提煉、搜尋，認為裡有邏輯包括辯證邏輯。然而《墨子》裡面雖有邏輯思想但沒有完整的理論，而且因為它不符合社會的需要，後來連《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傳。西方的情況則不同，他們有邏輯學，不但古希臘已經有完整的形式邏輯理論，他們中世紀教育要上一年的辯論課，實質是邏輯課。利瑪竇是這樣講的：為什麼中國人不重視科學，不重視邏輯呢？很簡單，因為這裡面有利益關係，在中國你懂四書五經，不用學數學和邏輯，也不鼓勵做實驗，就可以考取科舉和做官。這樣的狀況下，科學當然沒有辦法發展起來的。另外在中國天文是很豐富的，只是和星相結合起來了，哪裡地震是天發怒了，是對皇帝的懲罰。各種是非按照聖人的話來判斷，也就不必辯論和講邏輯理論了。在這樣的環境下，怎能產生現代科學？
利瑪竇來到中國的時候把《幾何原本》帶過來並翻譯了六卷，還有九卷沒有譯出。一直到平定了太平天國，曾國藩做了兩江總督，他接受科學家李善蘭的建議，撥款支持把後九卷翻譯出版，把以前譯出的六卷也校對一遍，出了一個完整的版本。李善蘭請曾國藩寫個序，曾國藩不懂，就讓自己的兒子曾紀澤（曾作過中國駐英公使）代筆。
曾國藩知道光懂中國傳統文化不行，從小就讓兒子學英語，接受現代科學教育。曾紀澤代他爸寫的《幾何原本》序言說：“蓋我中國算書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為一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幾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而概之曰：點、線、面、體。……《九章》之法，各適其用，《幾何原本》則徹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無不賅也。”這裡說透了中西思維方法的差別。《九章算術》共收有 246個數學問題，分為九章。分別是：方田、慄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它的計算方法有成就，但是沒有上升為完整的理論。曾國藩看完兒子寫的東西后大為讚賞。當年曾紀澤的評價不一定完全正確的，但他的確說透了中國思維方法的弱點。
現在看來，道德規範也有很大的缺陷。
此外，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人自認為中國的道德是最高尚的，洋人是蠻夷，道德文章是永遠比不上中國的。實際情況怎樣？現在看來，道德規範也有很大的缺陷。一方面，我們道德規範有一些是跟世界各國一樣的，比如我們講“仁、義、禮、智、信”，大致上從任何一個文化體系裡都能找到類似的東西。在西方，仁是“博愛”；義是“正義”，有些道德規範世界各國是一樣的，不同的語言系統表達了同樣的意思。這是一個方面。但是，進一步考查這些規範的內容，問題就出來了：儒學的核心是仁義。用《中庸》的話來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講人不是講人的平等，而是將親情擺在首位；義的內容拐個彎變為要尊重別人！
我們的道德規範有明顯的不足，主要有：
首先是“重義輕利”。小人與君子的劃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視利，你重視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
其次，我們的道德是以三綱為基本架構的，沒有人際之間的平等。
再次，中國道德觀念裡群體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現代化，社會要現代化，都必須將個人權利、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要變成現代公民，維護現代公民的尊嚴、現代公民的權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歸根到底是為維護公民個人的權利服務的。
此外，作為蔑視個體權利的重要內容，是經濟上沒有堅決、徹底地保護私有財產。有一個原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產，屢見不鮮。而自從中國傳統文化法典化以來，因為要維護宗法專制，維護三綱，所以就規定一條：祖父母、父母在不準分戶口、分財產，不準“別籍”，不準“異財”。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延續這一條規定，誰違反這一條是要受懲罰的。
另外一點是不准你經營新的經濟形式，比如中國學外國人要經營輪船。19世紀70年代李鴻章做直隸總督時，廣東商人在天津申請辦輪船企業，李鴻章不準。1890年代張之洞做湖廣總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長江上辦小輪船公司，張之洞說不行。一直到戊戌變法前後，張之洞還是不同意。也就是說，辦這些新企業，只准公家辦，不準私人辦，即使私人可以辦，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財產進入某些經濟領域，等於你的財產權不能充分實現，經濟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財產就大打折扣了。
有這些問題存在，中國不但不能成為第一批原發性轉型的國家，在後來轉型的國家裡也一再跟不上趟。我們的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是同一時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們卻失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徹底失敗了，但它很快恢復發展，中國還是不行。我們不能盲目鼓吹傳統文化，要冷靜分析它的成敗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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