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重文轻武”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作为从五代十国乱世中脱颖而出的小朝廷，赵匡胤深知武人专权的危害，如果不早做准备，难保北宋不会变成五代之外的“第六代”。
打压军人，单单靠“杯酒释兵权”是不够的，赵匡胤较其前任的眼光高的不止一筹，他创造性的从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来压制军权。制度上，北宋把调兵权、统兵权、握兵权三权分离，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握有兵权，却无调兵权。枢密院掌握调兵权。通过权力分离相互制衡的做法来避免某一方做大，从根本上杜绝了五代武将专权的出现。
文化上宋朝大力提倡科举，发展经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就出自北宋作家汪洙《神童诗》，读书人以做文官为荣，以做武官为耻，以至出现宋仁宗时期想调娴熟弓马的文官去掌管军队屡屡被拒绝的情况。
重文轻武也带来了很多好处，最直接的就是经济发达，科技进步。许多文献认为北宋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有一定道理。经济上的发达虽然不能转化为军事上的优势，但内部矛盾大大减少，虽也有宋江、方腊等起义，但规模小，影响有限，很快被扑灭。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多发生在王朝末期土地矛盾尖锐或者长期天灾以后，北宋享国日短，土地矛盾还没有爆发出来，加之王安石变法释放了一部分矛盾，所以如果不是外敌入侵，宋朝延续国祚问题不大。
不仅如此，同期天文学、数学、医药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都有很大的发展，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北宋诞生第一次工业革命都不奇怪。
但问题来了，过于重文轻武，导致军队实力大大下降，做个城管，抓抓土匪绰绰有余，对付彪悍的游牧民族就大大不如了。
从历史统计数据来看，北宋虽然重文轻武，但轻的是武将，军队人数并不少，比如说豹子头林冲，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而当年东京沦陷，金兵满打满算也不过七八万人，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却能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不能不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但话说回来，南宋能如此上下齐心，同仇敌忾，与长期的文化教育有很大关系。北宋推崇的科举文化，彻底摒弃了长期以来影响寒门子弟的门阀制度，给了许多读书人出人头地的机会，这些人读圣贤书，立天地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都是读书人出身，正是因为有他们，南宋才能抵抗那么久。
元朝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作为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蒙古人依仗强大的战斗力优势横扫欧亚，不仅北宋挡不住，印度、阿拉伯、俄罗斯、波兰也都被他收拾的一干二净，整个地球人都挡不住蒙古人，这么说南宋失败也就可以接受的，不仅如此，在单兵战斗力大大弱于对方的前提下，南宋能抗击多年，还在钓鱼台击杀蒙哥，已经是不容易了。
但“马上的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蒙古人占领了肥沃的土地，却压根没有想好怎么去经营。甚至有官员提出把南人的土地归化为牧场，继续过他们的放马牧羊的生活。所谓“重武轻文”，说到底就是蒙古人社会管理水平太低了，甚至说根本就没有。这与欧洲早年日耳曼蛮族侵入西罗马帝国是一个情境，据欧洲历史记载，早年的日耳曼蛮族甚至连收税都不会，被讽刺为可以占领国土却不会统治国土。蒙古人也好不到哪去，他们不仅拒绝继承先进的中华文明，还推行种族主义，人分四等，极端鄙视汉人，隔绝汉文化，抱残守缺，坚持自己落后的生产方式不动摇。
不仅如此，蒙古人传统的继承制度在建国以后也受到巨大挑战，内斗不断，纵然中间出现了一两个头脑较为清醒的皇帝，比如提倡科举的元仁宗，依旧无法改变骨子里的草原基因。
如此这般，王朝快速衰败也就不奇怪了。等到元末黄河大水，天灾加上人祸，有人登高一呼，天下英雄自然云起响应。被压制百年的汉文化如同潜藏干涸河底的老鱼，嗅到了雨水的气息，挺身一跃，再次爆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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