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紅牆知情錄（一）——新中國的風雨歷程》，作者：尹家民，當代中國出版社。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64年的一天，毛澤東站在巨幅中國地圖前問周恩來：“你說的那個地方叫什麼名字？”周恩來回答道：“那裡荒無人煙，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毛澤東聽罷，脫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毛澤東“三線”構想的深層原因
所謂“三線”，是毛澤東親自劃分的，他按戰略地位把全國劃分為前線、中間地帶和三類地區，分別簡稱一線、二線和三線。三線地區位於我國腹地，離海岸線最近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國土邊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別有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太行山、大別山、賀蘭山、呂梁山等連綿起伏的山脈作天然屏障。在準備打仗的特定形勢下，成為較理想的戰略後方。按今天的區域來劃分，三線地區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內蒙古的中國中西部內地。這又叫“大三線”地區。在全國的一、二線地區，按照地勢又劃分出若干地方為本地區的“三線”，是為“小三線”地區。
1964年至1980年，“三線”建設歷時17年，涉及中國中西部13個省區市，國家累計投資2052億元人民幣，先後安排1100多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為中國國防實力增強、生產力佈局改善做出突出貢獻。
毛澤東為何決意搞三線建設？關於三線建設中央決策時是否有過分歧？三線建設實施中遇到多大的困難，以及取得了如何重大的成就，仍是人們關注的話題。
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周邊國際環境處於比較緊張的狀態。北面，隨著中蘇關係日趨緊張，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也越來越大。東面，面對的是美國的戰略包圍（從韓國、日本到臺灣一線），而蔣介石集團也時刻準備反攻大陸。尤其是南面，自1961年開始的美國侵越戰爭步步升級，後來一直髮展到對越南北方進行大規模轟炸，構成對中國的直接威脅。毛澤東不能不對此有所警惕。
當年，毛澤東對戰爭的可能性作了過高的估計，儘管他無法確認，到底是打得起來，還是打不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總是選擇“有備無患”，他的邏輯是：“世界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他立足於打，但希望不打。
有著浪漫主義詩人情懷的毛澤東，一直有個願望，想騎馬從黃河入海口沿黃河而上，對整個黃河流域特別是黃河源頭作考察。為了實現這個想法，1964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邊工作一邊休息時，特地帶了一匹軍馬，有空便練習騎行。然而，1964年8月2日夜裡，在北部灣，美國驅逐艦“馬克多斯”號與越南海軍魚雷艇發生激戰。8月4日，海戰進一步擴大。早在4月就已制定了擴大侵略越南戰爭的“37號作戰方案”的美國，立即抓住這一機會，悍然派出第七艦隊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越南戰爭的戰火燃到了中國的南部邊界，中越邊境地區、海南島和北部灣沿岸都落下了美國的炸彈和導彈，中國軍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消息傳來，毛澤東徹夜未眠，他緊張地關注著戰爭的態勢。中國政府在8月6日發表聲明，對美國的侵略行徑提出警告。毛澤東在當天審閱了這個聲明稿。形勢的突然變化，使他不能不放棄沿黃河考察的計劃。他在聲明稿上批示：“汪東興同志閱後，即交江青閱。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總參謀部作戰部起草了一個關於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8月12日，毛澤東審閱並批准這個報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實施。並催問國務院是否已經組織了專案小組，開始了工作沒有。
美國於8月上旬製造的北部灣事件，證實了毛澤東對時局的判斷。他在中央書記處討論三線建設會議上兩次講話，提醒大家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他不無憂慮地說：“現在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於備戰。工廠可以一分為二，要搶時間遷至內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後方，不僅工業交通部門要搬家，而且院校和科研單位也要搬家。”與此同時，他還批評主管工業的負責人：“現在沿海搞這麼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線也好嘛！為什麼不可以搞到二線？四川、雲南、貴州是三線都可以搬去嘛！”經過毛澤東多次強調，迅速開展三線建設作為國家經濟建設重點成為大家的共識。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三人聯名提議，國務院負責這項工作的專案小組，由李富春等13人組成，李富春任組長，薄一波、羅瑞卿任副組長。毛澤東表示贊同。同時，他們三人還聯名向毛澤東和中央提出了《關於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報告說：
我們召集有關方面負責同志開了會，會議決定：……各有關方面，都必須按照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實施”的原則，儘快進行研究，並應注意以下幾點：(1)一切新的建設項目，不在第一線，特別是十五個一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設。(2)第一線，特別是十五個大城市的現有續建項目，除明年、後年即可完工投產見效的以外，其餘一律要縮小規模，不再擴建，儘早收尾。(3)在第一線的現有老企業，特別是工業集中的城市的老企業，要把能搬的企業或一個車間、特別是有關軍工和機械工業的，能一分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線、二線；能遷移的，也應有計劃地有步驟地遷移。(4)從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庫。(5)在一線的全國重點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設計機構，凡能遷移的，應有計劃地遷移到三線、二線去，不能遷移的，應一分為二。(6)今後，一切新建項目不論在哪一線建設，都應貫徹執行分散、靠山、隱蔽的方針，不得集中在某幾個城市或點……
報告提出的“靠山、分散、隱蔽”六個字的三線選址原則，是周恩來於1964年1月提出的核工業選址原則。林彪將“隱蔽”發展為“進洞”，並寫進了中央文件。毛澤東後來提出要“靠山近水扎大營”。
“三線”建設最初在高層有過分歧
本來，因為“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造成了經濟困難局面，中央下決心進行調整，毛澤東提出從1966年起再搞“三五”計劃。“三五”計劃本應在1963年開始進行。
在1962年1月召開了七千人大會之後，2月，中央又召開了討論如何克服嚴重困難的西樓會議。會上，急於扭轉市場供應緊張局面的陳雲，在會上特別強調：“增加農業生產，解決吃、穿問題，保證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在目前是第一位的問題”。3月7日，陳雲在中央財經小組第一次會議上又說：“要準備對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痛痛快快地下來”。同樣牽掛百姓疾苦的周恩來聽了十分高興，即興插話說：“可以寫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與會者建議將陳雲講話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指導調整。劉少奇卻趨起了眉頭，一支接一支地抽菸，顯得心事重重。原來他是擔心這個講話毛澤東能否接受。於是他親自赴武漢向在那裡的毛澤東彙報。毛澤東沒有表示反對。劉少奇滿面春風回到北京，立即給秘書打電話說：“毛主席同意了，多好啊！”顯然劉少奇並沒有掌握毛澤東的心思。其實毛澤東內心對這個講話是不滿意的，他以他慣常的“不反對”或不表態，來保留內心的不滿，以便尋找適當時機來表達他的真實想法。他的這種姿態常常引起一些誤解。
據深入研究三線建設的學者陳東林介紹說：1963年初，由李富春等人組成中央計劃領導小組向中央提出：“三五”計劃的奮鬥目標，應集中力量解決人民的吃穿用。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同意了這個設想。他還提出：“三五”計劃要建設五億畝穩產高產農田，第二步再搞五億畝。並再次肯定說：“‘三五’期間就是要努力解決吃穿用問題。”
1964年4月下旬，國家計委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規定基本任務是：一、大力發展農業，基本上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二、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技術；三、與支援農業和加強國防相適應，加強基礎工業。用簡單的一句話說，就是一農業，二國防，三基礎工業。農業投資提高到總投資額的20％，大大高於前兩個五年計劃的7.1％和1.3％。
4月29日，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聽取關於“初步設想”的彙報，周恩來也參加。李富春最後提到：為了抓農業，國防和工業交通的一些項目沒有安排上。這是由國家捉襟見肘的財力制約的。負責國防的羅瑞卿表示理解說：只能夠如此安排，將來不夠，另想辦法解決。
鄧小平最後總結說：工業還是首先為農業服務，為吃穿用服務，為兼顧國防服務。方針提得好。農業問題，再有幾年可以做到糧食不進口，以便騰出外匯進口一些新技術，這對國家來說是很大的節約，可以促進自力更生。整個國家糧食情況究竟怎樣，要把問題擺出來，供大家討論，這是真刀真槍。
確實，“大躍進”後餓死大批人的慘狀剛剛過去兩年，人們記憶猶新。當時劉少奇看到下面送來的餓死人的報告，潸然淚下：“我當國家主席的時候，餓死了這麼多人，這在過去皇帝要下罪己詔、寫進史書的啊！”
1964年的一天，毛澤東站在巨幅中國地圖前問周恩來：“你說的那個地方叫什麼名字？”
周恩來回答道：“那裡荒無人煙，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
毛澤東聽罷，脫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1964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5月10日，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向毛澤東彙報“三五”計劃“初步設想”。在那次會議上，時年71歲的毛澤東多次插話，明確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原計劃在二線打圈子，對基礎的三線注意不夠，現在要補上。”
當李富春說到基礎工業、交通還比較薄弱時，毛澤東插話時打個比喻說：“兩個拳頭，一個屁股。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是一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屁股就是基礎工業。”基礎工業中，他又十分強調鋼鐵工業的作用，關注的目光放在西南三線中的攀枝花和西北三線中的酒泉。
彙報到關於逐年減少進口糧食、增加新技術進口的意見時，毛澤東深表贊同，但是對鄧小平集中投資搞四億五千萬畝高產穩產農田的主張，不以為然地說：“已有二億四千萬畝了，再搞一億六千萬畝就是四億畝，也很好嘛，不要套四億五千萬畝、五億畝那個框子。”
毛澤東當年對中國經濟建設問題的確傾注了心血，薄一波曾回憶道：“在聽彙報的那些日子裡，毛主席十分疲勞。有次聽完彙報，他帶著疲乏的神情，說他現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聽彙報，穿插著處理工作，聽完彙報就上床休息。情況確實是這樣。”當時，毛澤東經常是從早晨9點40分開始聽彙報，一直到下午。下午處理完黨政事務後，到晚上19點10分繼續聽彙報，一直到22時10分才結束，然後研究這些彙報材料，繼續工作到深夜。
第二、三天繼續彙報，毛澤東又對對外引進和投資農業發表看法說：“還是靠自力更生，事情總是起變化的。（有人說）‘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錢也可以。’我們不走這條路。魔鬼不給我們貸款，很好；要貸給我們，我們也不要。”“工業上要從外國引進一些，比如尖端技術，要搞一些，但不宣傳。”“要像大寨那樣，它也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發展農業，要靠發揚陳家莊（在山東曲阜）、大寨的精神。”
顯然，毛澤東的思路和“初步設想”指導思想有差別，但因為當時中國遭到封鎖，沒有外援，所以是否應該貸款並不成為實際爭論問題，總的看法還算是一致的。於是，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主要議程之一，就是討論“初步設想”。
5月18日，李富春在會上說明：還是把農業放在第一位，搞45億畝高產穩產田；一些重要鐵路“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小而全的國防工業體系仍然安排爭取1972年完成，不提前；毛澤東特別重視的酒泉、攀枝花鋼鐵基地也只安排為“要積極準備條件”，暫不上馬。
毛澤東顯然對維持原計劃安排不滿意。5月27日，他找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彭真、羅瑞卿等人談了他的一些看法。他從存在著嚴重戰爭威脅的估計出發，提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不行。“三五”計劃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佈局不平衡的問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佈局，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他特別強調應該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鋼鐵生產基地。
毛澤東說：大家如果不贊成，我就到成都、西昌開會。搞攀枝花沒有錢，我把工資拿出來。前一個時期，我們忽視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後來經過提醒，注意了，最近這幾年又忽視屁股和後方了。
劉少奇曾經講：主席著重講到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擺在第一位，第一是攀枝花，其他方面少搞，重點搞攀枝花。鄧小平也指出：酒泉和西南一樣是大後方，現在變了，也算是第二線。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殲滅戰，不能到處鋪攤子。周恩來也主張在加強三線建設的同時，兼顧戰爭準備和長期建設這兩手。他說：“我們第三線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設不可……以後就是要逐步走平衡。”
毛澤東的態度迅速扭轉了大家的認識。第二天，各人發言陸續表態。
李富春檢查說：“還有兩個戰略佈局問題我們在計劃中注意不夠，一個是工業佈局的縱深配備問題。現在是原子時代，我們整個工業的戰略佈局，必須要真正重視建設後方，搞縱深配備，戰略展開。可是我們在計劃中間對西南的建設就注意不夠。比如鐵路修建，成昆路沒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
周恩來批評“初步設想”說：“這個計劃一看就看得出來，不僅成昆鐵路跟張家口到白城子的鐵路沒有列上，就是拿整個運輸力量跟整個生產量的對比來計算也能看出，交通運輸方面的安排是通不過的。這就是說，這個佈局是不完全的。基礎工業上不來，怎麼能夠支援農業跟照顧國防呢？”
劉少奇著重講了控制基本建設規模。他說：“昨天在主席那裡談的基本的一點，就是搞四川這個第三線，現在要準備，要著手。現在不著手，耽誤了時間，將來不利。”他又說：“最近的確是有這樣一個苗頭，一放鬆大家就放手去幹，這個苗頭繼續發展下去，就又要發生過去基本建設戰線過長等問題。”“酒泉似乎也可以慢一點”。
經過討論，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見，決定把毛澤東的意見和“初步設想”結合起來，在逐步解決吃穿用問題的同時，加強三線建設。鄧小平說：“這次計劃按農輕重、解決吃穿用和兩個拳頭、一個屁股進行安排，是建設的完整方針。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為第三個五年計劃打基礎。”
但是，毛澤東仍然感到不滿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兩個問題。首先，他更明確地提出三線建設的主張：“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麼時候要打仗。”“要搞三線工業基地的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著毛驢去那裡開會。”其次，他批評制定計劃的方法說：“過去制定計劃的方法基本上是學蘇聯的，這是搖計算機的辦法，不符合實際，行不通。這樣計算，把老天爺計算不進去，天災來了，偏不給你那麼多糧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麼多，別的就落空。打仗計劃不進去，國際援助也計劃不進去。”他認為，在分配投資時，要重點考慮基礎工業、國防工業，然後才是農業。這和“初步設想”的投資次序是不同的。
毛澤東的深謀遠慮和極大權威，使與會者很快統一了思想。從此，迅速展開三線建設，加強戰備的氣氛日趨濃厚。
實施過程艱難而漫長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我國開始了大規模的三線建設。為統籌安排三線建設，國務院專門成立了三線建設一個“小計委”，全面負責三線建設的規劃工作。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於西南建設體制問題的決定》，主要內容有：（一）凡是在一個地區建設的各重大綜合項目，都應採用大慶的集中領導、各方協作的辦法，以中央主管部為主負責統一指揮，統一管理，有關各省、市、自治區和各部門協助進行。成立攀枝花特區黨委、工地指揮部，由冶金工業部統一領導；成立以重慶地區為中心的配套建設指揮部，由主管機械工業部統一領導。（二）西南的中央直屬建設項目，所有建設的施工力量、技術力量、設備和材料，由各有關部統一安排，負責解決，並由國家經委督促檢查執行情況；所需的地方建築材料、地方協作產品、糧食和副食品供應、臨時工以及其他問題，由有關省、市、自治區負責安排；（三）為了加強對整個西南建設的領導，決定成立西南建設委員會。
西南三線的地域包括川、雲、貴三省。許多重要項目擺在四川，少數擺在貴州。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的任務是負責中央各部門的建設項目，三省的建設項目，由三省各自負責。
在1964年5月召開的那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指出了過去曾經出現過只發展沿海，忽視發展內地工業；只強調建設內地，不注意充分利用沿海工業基礎這樣兩種傾向。五十年代後期，由於“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困難，不得不大幅度地壓縮基本建設戰線，西南三線建設遲緩了。毛澤東在那次會議上指出：“攀枝花建設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設不起來，睡不著覺。”廣義而言，毛澤東這裡說的攀枝花，實際上是整個西南三線建設的代名詞，而攀枝花鋼鐵基地是三線建設的重點。他講話的精神實質，是要求加快三線建設步伐。這次會議，對動員全黨重視西南三線建設，起了很大作用。黨中央對西南三線建設抓得很緊，又很慎重，先確定由李富春主持三線建設，以後周恩來總理也親自領導。1965年，周總理陪西哈努克親王由重慶到武漢途中，要重慶市委書記魯大東在船上彙報西南三線建設情況和經驗。周總理作了許多指示，其中特別講到，三線建設按物資作綜合平衡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節省下的建設投資分成三份：一份留給建設單位，一份給建築單位，一份幫助農民搞“三不四要”（即：不佔或儘量少佔農民的良田好地；不拆或少拆民房；不遷或少遷居民；不搞高標準非生產建設，堅持延安精神，勤儉節約。要求搞農業用水；要求搞農業用電；要給農民留肥料（糞、尿）；要給農民留泔水餵豬），使農業增加生產。
1964年下半年，成立了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兼主任，程子華和閻秀峰任副主任。還專門成立了三線鐵道建設總指揮部和鐵道兵總指揮部，李井泉任總指揮，呂正操、熊宇忠任副總指揮。後來，彭德懷也被派到西南，任三線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當時，中央許多領導同志，如彭真、賀龍、陳毅、李富春、譚震林、薄一波等，都先後到西南三線建設現場實地考察和指導工作。由此可見，不僅是毛澤東，整個黨中央和中央領導同志，都很重視西南三線建設。
比如攀枝花鋼鐵廠廠址的選擇，就是當時首先要解決的大問題。為此，程子華與中央有關部委、四川省委的負責同志一起，加上一百多名各方面專家和技術人員，用一個多月的時間，遍歷攀枝花、樂山、西昌等18個廠址實地考察，詳細分析、比較各個廠址的優缺點。最後選擇了攀枝花、西昌和樂山三個廠址。又把三個廠址作了比較，根據科學院負責地震工作一同志介紹，西昌有地震問題，歷史上曾發生過十級地震。安寧河水庫滲水，用邛海水有與農業爭水的矛盾。最後，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攀枝花和樂山兩地。當時，有的同志竭力主張在樂山建廠，理由是那裡人多，土地平坦，接近工業城市。程子華等同志則主張在攀枝花建廠。正好這時李富春、薄一波到攀枝花和樂山兩地調查，他們聽取了雙方不同意見的彙報，回京以後根據實地調查的情況和聽到的各方意見加以詳細研究。1965年2月，李富春、薄一波向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作了彙報。毛澤東在聽了彙報後指出：樂山地址雖寬，但無鐵無煤，如何搞鋼鐵？這才最後決定在攀枝花建鋼鐵廠。在攀枝花建廠的好處是：該地區鐵礦豐富；又有較多的煤炭資源；鋼鐵輔助材料基本齊全；金沙江從中穿過，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工業和生活用水，靠近成昆鐵路，便於同六盤水地區的煤礦連接起來；緊挨林區，便於木材供應；地處亞熱帶，農業生產的條件很好；把工廠擺在高山腳下的坡地上，不佔良田，便於建設起一個新的城市。
攀枝花鋼鐵廠確定建設後，毛澤東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攀枝花鋼鐵廠建設起來後，提不出鐵，煉不出鐵，後悔不後悔？”毛澤東自己回答說：“不後悔。”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決心。
然而，攀枝花地處川西南山區，交通不便，當時，去那裡作調查都不容易。先從成都坐飛機到西昌，再由西昌坐汽車到會理，停一天之後，又從會理坐汽車到金沙江的拉鮓、魚鮓過渡。金沙江的兩岸都是海拔兩千米以上的高山，經過雲南省的仁和鎮，到金沙江邊的渡口，再由渡口坐船而下，一直到攀枝花山腳下的江邊下船，爬十幾裡山坡，才到攀枝花村。在這裡瞭解了攀枝花礦山情況後，往西走上十幾裡山路到弄弄坪，進行調查研究。回來時是乘船過金沙江，經渡口到仁和鎮。金沙江水流湍急，漩渦很多，船一旦捲進漩渦就很危險。早先到攀枝花時，一位工程師就因坐船遇到漩渦而犧牲。
三線建設委員會組織國家計委和國務院有關部的副部長們，各部的計劃局長、基建局長、設計院負責人，西南局書記閻秀峰、四川省委書記楊超、雲南省委書記郭超及其他有關局長到攀枝花現場進行調查研究，用三天時間察看了各廠礦的場址、鐵路支線和公路網的線路，用兩天時間分別作自己的建設計劃，再用三天時間開會，做出了冶金部和各部的以鋼鐵為中心的綜合平衡建設方案。各部門很快做出了初步設計。攀枝花周圍都是荒涼、貧窮山溝，村莊既小又稀少，文盲很多，而且每個村裡都有麻風病人。據當地人傳說：雞吃了麻風病人吐的痰，人再吃了這種雞下的蛋，就會傳染上麻風病。一傳十，十傳百，人們恐懼起來，害怕在這裡工作。衛生部很快派來一位局長，告訴大家：解放前，麻風病是無法醫治的，為避免傳染，往往把麻風病人集中起來，關在房內用火燒死。解放後，我國對麻風病已能醫治，除病情十分嚴重的不能治好外，一般都能治癒。現在麻風病院的負責人，多是治好的麻風病人，病院的醫生和護士，都養雞、吃雞蛋，沒有人傳染上麻風病。這種病只能直接傳染，不能間接傳染。全國除少數幾個省外，大多數省都有這種病。這樣，才消除了大家的恐懼心理，安下心來工作。
1965年秋，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乘坐一輛吉普車，沿險峻的山路來到這開滿攀枝花的地方，審定鋼鐵廠的建設方案。並視察了大部分地方，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決定。他把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段君毅召到重慶，具體指示要充實兵器工業的一些重要工廠的力量；派錢敏任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加強三線建設的領導工作。接下來，數萬鐵道兵奉命開進滇川交界的群山之中，拉開了修建成昆鐵路的序幕。京、津、冀、魯、豫五地的1500輛汽車，滿載著設備和物資，日夜兼程在滇川道上。10萬建設大軍從祖國的四面八方雲集金沙江安營紮寨，攀鋼建設當時成了三線建設中的重中之重。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各地黨委密切配合、通力協作，加之現場廣大建設者的艱苦奮鬥和創造性勞動，西南三線建設的工作基本上達到了毛澤東主席提出的要求。興建起了攀枝花這樣大型的鋼鐵工業基地；常規武器配套計劃提前完成了，還有許多其他重要廠礦。現在這些廠轉為軍民結合，正在我國經濟建設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當然，限於當時的認識，對一旦發生戰爭的飛機轟炸估計過高，因而把一些工廠建在山溝，車間的完整生產過程也分散建設了，造成不能實行生產線的機械化、電氣化，多花了投資，也多浪費了設備和材料。
大批英雄的建設者們，積極響應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號召，滿懷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的熱情，迅速奔赴艱苦的大三線。上海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擔負了支持大三線建設的重任，國家先後向上海下達了三百多個搬遷項目，其中大部分是國防軍工、基礎工業和短線產品，遷移方式主要是遷廠、調人、建新廠。
我國的三線建設大體分為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是1964年至1968年；另一個階段為1969年至1973年：1964年至1968年，三線建設的重點放在西南地區，採取沿海地區支援內地建設的方法，在將一部分工廠、工程遷到內地的同時，對內地新建項目的建設由沿海地區抽調幹部、工人和技術人員來支援。在1964年到1968年間，我國西南三線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在這期間先後開始修築貫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貴昆、湘黔等幾條重要鐵路；新建、擴建了攀枝花、包頭、酒泉等大型鋼鐵基地和為國防服務10個遷建、續建項目；在四川、貴州、甘肅等地建設了一批為國防服務的石油、機械、電力項目。這就使得西南“三線”戰略大後方基地已初具規模。
1969年至1973年間的三線建設，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給大三線的建設增加了很多困難，有些項目的建設工期被拖得很長，有些項目造成了很大的浪費。但是，當年的三線建設者，紮根山溝，艱苦創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為三線建設“獻完青春獻終身，獻完終身獻子孫”。他們經歷了長達十幾年的艱苦建設，經歷了物質條件匱乏的漫長歲月，一個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包括一大批國家重要的鋼鐵、常規兵器、航空、航天、能源、電子、重型機械、發電設備製造工業基地終於在大三線建成，三線建設給內地的一些城市帶來了發展機遇，促進了內地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攀枝花、六盤水、十堰、西昌等，過去是荒山野嶺，現在成了著名的以鋼鐵、煤炭、汽車和有色金屬為主導產業的新興工業城市。“文革”結束後，有些三線建設項目仍在繼續完成。
三線建設也造就了不少人才。如“文革”期間分配到劉家峽水電站勞動的胡錦濤、分配到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車製造廠工作的王兆國，還有後來擔任重要工作的一大批幹部，就是在三線建設的大熔爐中錘鍊出來的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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