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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華時蘇聯遠東軍隊能對日本形成牽制，根源在於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日本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對立。這兩種社會制度的對立是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而日本帝國主義對蘇聯社會主義的仇恨，以及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經濟迅速恢復到戰前狀況後仍繼續高速發展並使國力急劇強大，都使日本帝國主義的相當大一部分軍事力量用於準備同蘇聯作戰。這就對日本軍隊形成強大的牽制，使日本不能集中全力對中國實施侵略進攻。
1970年代，復旦大學歷史系日本史組曾經蒐集資料並將其編譯為一部名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的資料書。復旦大學可能本意主要是收集那段時間日本侵略中國的企圖、政策和決定等方面的資料（從資料的時間段來看，是從9.18事件發生的1931年年開始），但是該書的許多資料也顯示了當時日本與蘇聯的關係。
一、日本一直將在滿蒙對蘇作戰視為重要戰場並投入大量兵力
9.18事件前的1931年3月，日軍大佐板垣徵四郎（此人後在戰爭期間曾擔任過日本陸軍大臣、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等要職）寫了一篇名為《從軍事上所見到的滿蒙》的、準備在日本步兵學校所作的報告。報告結尾講道，
【如所周知，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的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1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板垣徵四郎報告這裡不僅表現出日蘇對立的歷史事實，也表現了他和眾多日本高官“所周知”的問題：應該將相當部分日軍部署在滿蒙這個對蘇作戰的“主要的戰場”。
當然並不是只有日本高官才有這樣“所周知”的認識。西方和國民黨政府的高官也有這“所周知”的認識，即也能夠認識到“滿蒙”是日本對蘇作戰的“主要的戰場”。張友坤發表在《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上的《張學良在回憶錄中對蔣介石的評價》中，張學良說：
【“蔣先生那時認為，他的第一位的敵人是共產黨，不但中國共產黨，還有外國的。”】
也就是說，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蘇聯也是蔣介石的第一敵人。所以，國民黨對日本的不抵抗和西方對日本侵華的縱容和放任這些綏靖行為，都是為了讓日本順利進入“滿蒙”這個對蘇作戰“主要的戰場”，方便日本對全世界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第一位敵人——蘇聯的大舉進攻。蔣介石和西方帝國主義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對蘇聯的仇恨，必然集中主要軍事力量對付蘇聯，這必然對日本向關內侵略的企圖形成牽制。
1932年8月27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名為《從國際關係角度來看時局處理方針》的決定。在決定的附件乙號（對各國的政策）中談道：
【“關於最近北滿方面的形勢，在日本蘇聯之間包藏著相當的危機。我方為了應付萬一，必須努力在軍事、外交和其他內外各方面做好準備，並且鑑於目前的國際關係，最重要的就是至少要在這個時期避免與蘇聯衝突。”（《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一1945》第145頁）】
這個政策證明，日本政府不想在1932年侵華軍隊數量不夠，從而對蘇聯作戰準備還不充分的情況下陷入與蘇聯作戰的狀況。但是也要為與蘇聯作戰抓緊做好準備：在我國東北對蘇作戰方向增加軍隊和財力物力準備。而這必然對日本當時入關侵略企圖形成了軍事力量的牽制和分流。
由日本人森松俊夫編著的《日軍大本營》寫道：
【從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度起，以四年計劃進行了旨在充實駐滿洲兵力、改善裝備等應急的軍備建設。
但是，蘇軍從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春開始構築堅固的邊境陣地，同時迅速增兵。據估計，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六月份遠東蘇軍已有十一個步兵師、二個騎兵師、六百五十輛坦克、五百架飛機，總兵力約二十三萬，在符拉迪沃斯託克還有十幾艘潛艇。而我駐滿兵力只有三個師、一個機械化旅、騎兵集團、三個獨立守備隊、約八十架飛機，兵力約五萬人，即使加上駐朝兵力，也不及遠東蘇軍的十分之三。
日蘇戰備上的均衡瀕於破滅，重建我大陸國防成為當務之急。因而，參謀部認為，在與蘇軍遠東兵力的對比上，駐滿洲和朝鮮的兵力至少要始終保持相當於蘇軍的十分之八，並儘早將航空兵力增強到相當幹蘇軍十分之八的水平，以此為目標，迅速擴充軍備。】
以上內容說明，蘇軍加強了對日關東軍的防範，增加了蘇聯遠東紅軍的兵力和裝備。日本為了準備對蘇作戰，繼續擴大日本關東軍的兵力和裝備的投入。
二、蘇聯對日本的牽制態勢是蔣介石意圖推動日蘇矛盾、以此消極抗日的客觀基礎
9.18事件後曾擔任過一段時間的中國外交部長的顧維鈞談到1933年下半年蘇日關係時說，
【“當時正以鉅額經費擴充軍備與發展海軍的日本，比任何時候更加迫切地想與蘇俄在西伯利亞決一雌雄”（《顧維鈞回憶錄第2卷》中華書局版第274頁）。】
1934年2月19日，作為中國駐法國大使的顧維鈞拜訪法國外交部秘書長萊熱，顧維鈞對拜訪萊熱的會談情況寫道：
【根據“我國政府得到的情報，俄、日在該地區的關係令人十分不安。儘管兩國間的緊張局面有所緩和，我擔心那可能只是暴風雨前的暫時平靜。我曾對他（即萊熱——筆者注）說，日本在立即對俄作戰的問題上意見似有分歧:據我瞭解，文職官員對蘇俄交戰的後果甚為擔心，他們之中包括金融界和實業界。東京的軍界則一如既往希望儘早開戰。……當時萊熱告訴我，法國外交部所得的遠東情報也表明日本軍界急於發動對蘇戰爭，他們認為，進一步拖延會對日本不利，特別是因為蘇俄一直在積極準備自衛。”其後，“5月4日我告訴萊熱，據我所知，蘇聯政治家雖然目前似已一致認為最近不可能打起來，但他們仍認為與日本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顧維鈞回憶錄第2卷》第298頁）。】
這一切表明，9.18以後，日蘇兩國軍隊在中蘇東北邊界處於對峙狀態。這種狀態客觀上形成了蘇聯遠東軍隊對日本陸軍在東亞大陸的主力的牽制。國民黨政府、西方和日本軍方都認為，蘇聯和日本之間極可能發生戰爭。
這表明，不管國民黨和西方都知道蘇聯和日本之間的敵對性和兩國軍隊在邊境的對峙，並且知道這種敵對性和軍隊對峙使蘇聯和日本之間極易發生武裝衝突，甚至可能發生戰爭。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讓日本軍隊順利進入便於進攻蘇聯的東北和華北北部，以及西方對9.18事件之後侵略中國的日本一直不予以制裁並在外貿、投資等方面給予日本經濟上的支持，其實都是希望讓日本向蘇聯發動進攻，促使蘇聯和日本之間的戰爭發生。國民黨和西方都想借日本之手來進攻他們所仇恨的社會主義蘇聯。
1934年1月，日本《荒木陸相至齋藤首相的信及緊急措施基本方案》中寫道：
【“分析國際形勢，特別是對蘇、對美、對華方針為出發點，決定對世界局勢方針。為此，決定以下政策：
1.以國際間思想的對立為中心的對蘇政策；
2.以滿洲問題為中心的對中、蘇、美及國際聯盟的政策；”（《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104頁）】
1936年8月7日，由日本首相、外相、陸相、海相和藏相組成的日本最高軍政聯席會議——五相會議，通過名為《國策基準》的決定，決定在談到“擴充國防軍備”時講，
【“一，陸軍軍備，以對抗蘇聯遠東所能使用的兵力為目標，特別應充實在滿洲與朝鮮的兵力，使在開戰初期即能對其遠東兵力加以一擊。”（同上書第135頁）】
對此，由國民黨起義將領（其後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的郭汝瑰和黃玉章共同編寫的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寫道，
【“1936年8月7日，日本政府通過《國策基準》，確定其對外擴張的戰略方針是：“北上”進攻蘇聯，“南進”奪取南洋，陸軍軍備以對抗蘇聯在遠東所能使用的兵力為目標……海軍軍備應以對抗美國海軍、確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權為目標。 [ 注：日本歷史學會：《太平洋戰爭史》。商務印書館中譯本1959年版，第1卷第226頁。]”】
1937年6月9日，時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代表關東軍向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呈上了《關東軍關於對蘇對華戰略的意見書》。意見書寫道：
【“從準備對蘇作戰的觀點來觀察目前中國的形勢，我們相信：如為我武力所許，首先對南京政權加以一擊，除去我背後的威脅，此最為上策；如為我武力所不許，則使既成事實保持下去，下定決心，不讓中國方面染指……”（《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年》第228頁）。】
不管是1934年日本陸相的《基本方案》和1936年的日本《國策基準》，還是七七事變之前的東條英機代表關東軍的意見書，都可以看出：當時的日本政府、日本陸軍以及作為日本陸軍的精銳力量——關東軍，都要求日本陸軍主要作戰方向和目標是針對蘇聯的。
當然，這從七七事變前夕日本在東北和朝鮮部署約20萬軍隊，而在平津周圍的華北地區只有1萬人左右的日本軍隊（日本資料是隻有幾千人）的部署中，可以看得出來日本陸軍的重點在哪。蘇聯軍隊的強大，以及國民黨不抵抗（這體現在七七事變前的幾年裡，日本僅以少量軍隊在華北的侵略及武裝威脅，就迫使國民黨不斷退讓，使華北的北部被日本完全佔領，其他地區的不少地方處於由漢奸把持而日本實際控制的華北“自治”狀態），是形成日本陸軍這種兵力部署的重要原因。
2014年7月6日，即七七事變77週年的前一天，cctv在播放吉林檔案館的有關日本關東軍罪行資料時講，關東軍從1934至1945年一直在中蘇、中蒙邊界上修築軍事工事，修建所謂亞洲的馬其諾防線。在同一天，新華網的《侵華日軍檔案：日軍在中蘇蒙邊境修秘密軍事工程》也寫道：
【“吉林省檔案館公佈的最新研究成果顯示，日軍曾在中蘇蒙邊境地區秘密修築號稱“東方馬奇諾防線”的軍事工程……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蔣立峰介紹，從1934年到1945年間，為防範蘇聯進攻，日本採用攤派、抓捕勞工和非法使役戰俘等手段，在中、蘇、蒙邊界地帶修築了綿延數千裡的軍事工程。
在1940年《通信檢閱月報（三月）》中，琿春煤礦會社的田中操三寫給長野縣半田彥七的信件中提到：從張鼓峰到東寧的國境線地下，修築了不遜於馬奇諾防線的重要要塞。《通信檢閱月報（四月）》中記載：“為預防對蘇戰爭，正在全速修築軍事工事，特別是機動車道、鐵路、其他還有飛機場、"碉堡"等。”】
cctv節目和新華網文章主要是講日本關東軍在中蘇、中蒙邊界上修築軍事工事時殘酷對待大批修建工事的中國勞工，但這也間椄表現蘇聯紅軍對日軍的強大牽制，表現出日軍大量人力、物力被牽制在對蘇聯作戰的準備方向。
由日本人島田俊彥編寫的《關東軍》一書也寫道：
【“由於滿洲事變和其必然結果滿洲國的建立……使得邊境直接和蘇聯與外蒙的邊境聯結在一起。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關東軍原來就有的‘對付北方敵人’的性質，在與蘇聯直接接境後直接與蘇軍對峙，更變得現實了。”】
這個道理不僅是日本人知道，美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和國民黨也知道。讓日軍“與蘇聯直接接境後直接與蘇軍對峙”乃至直接發生武裝衝突，是西方國家和國民黨共同希望。
三、全面抗戰爆發後，蘇聯仍然牽制了大量東北日軍，客觀上支持了中國民眾抗戰
地球人都知道1938年慕尼黑協定代表的對德綏靖政策。但是在這之前的9.18事件之後到我國進入全面抗戰前這一段時間，國民黨對日本侵略的不抵抗和美英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對日本侵略的縱容，使亞洲的東方在世界上最先開演綏靖政策。美國、英國和法國等西方國家和國民黨對社會主義蘇聯有著共同的仇恨，他們企圖通過放任日本侵佔與蘇聯、蒙古接壤的中國東北和華北北部，為日本入侵蘇聯提供地理上的方便，以便日本順利進入進攻蘇聯的“主要的戰場”（其後，西方在歐洲通過慕尼黑協定放任德國侵略佔領捷克斯洛伐克，通過“靜坐戰爭”放任德國佔領波蘭，使德國軍隊能夠比較順利地衝往蘇聯西部邊境，為德國入侵蘇聯提供地理上的方便）以促成日本和蘇聯之間的衝突發生。但日本向平津及以南的地區的擴張侵略，表現日本的侵略方向並不是向北進攻蘇聯，而是向南進攻國民黨的基本地盤。國民黨綏靖政策的破產和日本日益向南侵略擴張以及西安事變發生，促成了國民黨向抵抗日本侵略的轉變。
當然，國民黨的這種轉變並不徹底。例如，面對日本的全面入侵，蔣介石不敢公開對日本宣戰。蔣介石這樣搞，彷彿中國與日本之間戰爭只不過是兩國之間的一個局部武裝衝突似的。這樣就為蔣介石留有與日本隨時談判妥協的可能（例如，據1961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庫達科夫著的《現代國際關係史》的第514、515頁資料，1938年5月宇垣擔任日本外相，時任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長、與蔣介石很接近的張群，給正在同中國作戰的日本外相、他的舊友宇垣發了一封“非官方”的賀電。這證明國民黨高層打算與日本重新建立聯繫。其後，中日兩國舉行了非正式的會談。中國方面主持這一談判的是行政院長孔祥熙，日本方面是外相宇垣。孔祥熙請求英美進行調停，不久日本也同意接受任何第三國的調停。當然，國民黨政府與日本之間的私下秘密聯絡和談判遠不止這一例。有不少文章都談到這種私下的秘密聯絡和談判）。而日本也很樂意接受這種狀況。日本可以掩飾說，我們沒有全面侵略中國，甚至我們和中國之間沒有全面戰爭，我們與中國之間只是一個武裝衝突。我們如果是全面侵略中國，中國肯定對我們宣戰。因此當時日本經常將對中國的戰爭稱之為“事變”（“事變”一般理解為：突然發生的重大政治、軍事性事件）。在蔣介石跟隨美國在1941年12月對日宣戰之前的幾年，日本一直稱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為“日支事變”、“支那事變”等而不稱為日中戰爭。
2014年5月15日，人民網刊登了《日本稱抗日戰爭為：支那事變或大東亞戰爭等》的文章，文章講:“中日戰爭期間，日本人習慣將七七事變至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的侵華戰爭，稱之為“支那事變”，這是日本人對侵華戰爭最初的稱謂。太平洋戰爭爆發至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之間的侵華戰爭雖也往往被日本人稱為“支那事變”，但已經融入他們所謂的‘大東亞戰爭’之中”。1941年7月以前，美國等西方國家也以中國日本雙方並沒有宣戰並有時還有談判為藉口，繼續向日本提供武器裝備和工業原料、石油及產品，以支持日本戰爭力量的擴大，希望日本壯大的武裝力量能夠攻向蘇聯（“七七事變”後的張高峰事件和諾門罕事件中，日本都是先向蘇聯發動進攻，使美英等西方國家看到了日本進攻蘇聯的意願。兩次事件日本軍隊的失敗，使美英等西方國家希望用向日本加大提供武器裝備和工業原料、石油及產品來支持日本戰爭力量的壯大，以增強日本軍隊因為戰事失敗而受挫的對蘇進攻的意願）。一直到1941年7月24日，日軍開進法屬印度支那南部。這在實際上明確表明日本放棄北攻蘇聯，而開始準備南進東南亞。美國這個時候知道放縱日本以使日本北攻蘇聯的綏靖政策失敗了。第二天，即1941年7月25日，美國政府宣佈凍結日本在美資產並對日本貿易實施禁運。隨之，英國和荷屬印尼宣佈了類似措施。美英對日本綏靖政策才結束。因此，蔣介石在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時仍然長期不敢宣戰，客觀上掩飾了日本侵略的嚴重性，也適應了蔣介石準備隨時與日本妥協以及美英繼續推行放任日本的綏靖政策的需要。
不管怎麼說，七七事變後國民黨軍開始在華北等地抵抗，共產黨發動群眾在華北、華東等地抵抗，我國進入全面抗戰狀態。中國對日本侵略抵抗的加強，日本僅以少量軍隊就能夠像以前一樣逐步佔領中國領土不可能了。日本軍隊開始大量從關外派兵侵入關內。
但是，即使這樣，蘇聯軍隊對日本軍隊的這種軍事牽制，在我國全面抗戰爆發之後仍然存在。百度百科《東北抗日聯軍》講：“1938年1月至1939年10月，這一時期是東北抗日聯軍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繼續堅持抗日遊擊戰爭的時期。自1937年以來，日本侵略者為了鞏固侵華戰爭的後方基地，不斷往東北增兵，關東軍由20萬猛增至40萬。到1938年，日本在東北的兵力已達8個師團，並有偽軍和警察大隊數萬人。”當然，東北並不是如百度百科《東北抗日聯軍》所說日本主要是“為了鞏固侵華戰爭的後方基地，不斷往東北增兵”。日本關東軍主要是針對蘇聯紅軍遠東部隊的（當然在與蘇軍開戰之前，關東軍也要圍剿東北抗日聯軍）。日本在全面侵華之後的一兩年時間裡，東北的“關東軍由20萬猛增至40萬”。東北關東軍增加20萬，意味著入關侵略的日軍就少增加了20萬，從而減小了日本對關內中國軍隊的軍事壓力。
日本關東軍的增加主要是針對蘇聯紅軍遠東部隊，這可以從七七事變之後日本參謀本部於1937年7月29日作出的名為《中央統帥部對華作戰計劃》的決定可以看出。決定談到：
【“對第三國，應嚴密警戒，逐步動員必要的兵力，派到滿洲”（《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238頁）。】
這裡可以看出，日本軍隊被日本中央統帥部“派到滿洲”“嚴密警戒”中日之外的“第三國”就是蘇聯。“派到滿洲”加強對蘇聯的“嚴密警戒”，才是日本關東軍軍力增加主要原因。而這也是蘇聯軍隊對日本軍隊牽制並減小了日本對關內中國軍隊的軍事壓力的表現。
《回憶乾岔子島戰鬥 七七事變前日蘇曾險些全面開戰》的文章中講：美國曆史學家赫伯特·P·比克斯撰寫的《裕仁和締造現代日本》一書稱，七七事變之後的一段時間，比起中國北部的日中衝突事件（即七七事變——筆者注），日本天皇裕仁當時更關注蘇聯的可能威脅。
【“蘇聯人會沿‘蘇滿邊境’發起攻擊嗎？”裕仁天皇帶著這個疑問召見了陸軍參謀總長閒院宮載仁親王，載仁親王卻閃爍其詞。裕仁對載仁的報告很失望，他最終還是批准了近衛內閣做出的向中國北部增兵決定。於是，七七事變演變成了中日全面開戰。”】
由於對蘇聯軍隊的擔心，雖然日本為了擴大侵略向華北增兵，但是為了對付裕仁天皇更關注（實際其他不少日本高官也很關注）的“蘇聯的可能威脅”，日本不得不也向中國東北對付蘇聯的方向增兵。這使日本同時向東北和華北兩個方向增兵。而向東北增兵必然使日本向中國華北增兵數量受到了限制。
我國的一些文章講,七七事變之後日本官方人士中有所謂“擴大”對華侵略和“不擴大”對華侵略兩派的分歧。例如2014年6月26日,刊登在新浪歷史的《論七七事變時期日本的“不擴大方針”》就談到此事。其實，所謂“不擴大”對華侵略派並不是不侵略中國，而是擔心在東北的日本軍隊大舉侵入關內之後，造成東北日軍力量空虛時蘇聯軍隊可能乘虛而入，出兵東北（上述裕仁天皇的擔心也表現出了這一點）。2009年8月21日網易歷史的《鄭浪平:從失敗的南京保衛戰到殘暴的南京大屠殺》也表現了所謂“不擴大”對華侵略派的這一點擔心。
《鄭浪平:從失敗的南京保衛戰到殘暴的南京大屠殺》寫道：七七事變後，
【“日本政府與軍部中，有不少負責的官員，包括首相近衛、大本營參謀次長多田駿中將，都認為這次對華戰爭，必須要適可而止，只要能夠在局部衝突上取得勝利，並迫使中國接受日本所提的停戰條件，日軍就沒有必要繼續在中國深入作戰。因為日本資源有限，擴大與中國的戰爭，會影響到與共產主義國家蘇聯的最後決戰。所以在淞滬會戰中，日本大本營早就劃下日軍在上海作戰範圍的“制令線”，所有部隊不得越過蘇州、嘉興以西的地區作戰，因為日軍大本營就是擔心日軍會在中國的戰場上，越陷越深。
日本政府認為，當時它已佔領中國華北的政治、經濟中心北平與天津，以及控制了山西的戰略高原與黃河以北地區，加上在淞滬會戰中，幾乎擊潰了中國的主力作戰部隊（特別是蔣介石培訓之德式裝備的中央軍），因此日本政府與軍部都曾考慮，無需在淞滬會戰結束之後，進一步對中國首都南京發動攻擊；日軍認為，中國在遭到如此重大的作戰損失之後，中國“應該”會接受日本的和談要求。而日本若進一步進攻中國首都南京，有可能會使得中國政府陷入決心抗戰到底的心理反彈之中。……日本政府也根據情報判斷，蔣介石正與蘇聯進行軍事聯繫，蘇聯甚至有可能會投入戰場，以對日軍造成背後攻擊。所以日軍最好能夠見好就收，集中足夠實力，來防範蘇聯偷襲。何況日本一直認為能以分期的方式蠶食中國，比較有利。
當時，蘇聯是唯一以武器公開支持中國作戰的國家（當然還是要中國出錢買），而蘇聯準備隨時對日本作戰的傳聞又很多，國民政府還特派孫科前往莫斯科，與斯大林進行軍事合作的交涉。為此，日本大本營曾經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緊急電令關東軍進行戒備，同時下令華北方面軍停止沿津浦路南下渡過黃河的攻擊行動，以保留兵力，在必要時支持關東軍與蘇聯軍隊作戰。所以日軍並不希望與中國繼續戰下去”。】
從《鄭浪平:從失敗的南京保衛戰到殘暴的南京大屠殺》以上表述可以看出，七七事變後，日本所謂“不擴大”對華侵略派一直憂慮蘇聯遠東軍隊對東北關東軍的威懾。這種威懾使日本大本營對大力對華進攻心存分歧和疑慮。日本大本營“下令華北方面軍停止沿津浦路南下渡過黃河的攻擊行動，以保留兵力，在必要時支持關東軍與蘇聯軍隊作戰”，既表現了日本大本營的這種疑慮，也表現了蘇聯遠東軍隊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對關內日軍的牽制和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持。
百度百科《東條英機》也講述了七七事變後一批日本高級軍官對蘇聯的擔心。百度百科《東條英機》講，
【“1937年，日本蓄意挑起盧溝橋事變後，在軍部中央形成了強硬派與謹慎派兩大派別，前者以陸軍大臣杉山元、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及參謀本部第3課課長武藤章等為代表，後者則以參謀本部第1部部長石原莞爾、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等為代表。兩派對時局的分析迥異。強硬派認為，中國已是不堪一擊，只要日本一出兵，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將其征服，正是最好的時機。而謹慎派則堅持認為，時機尚不成熟，由於日本須全力準備對蘇作戰，如貿然發起對中國的大舉進攻，有可能泥足深陷，這樣不僅不會取得良好的作戰效果，同時也有可能使對蘇作戰處於被動地位”。】
互動百科《東條英機》講:
【“事實上，更加頑固主張要‘對蘇支兩國同時正面作戰’的卻是陸軍次官東條英機（當時普遍認為石原莞爾和東條英機是板垣徵四郎的左右手），而這一念頭，東條英機早在關東軍時期就已經開始醞釀了。他心中的想法是，若想徹底解決中國問題，實現日本長期霸佔中國的野心，就必須先掃清道路。而蘇聯正是日本的心腹之患，它使日本無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戰場，同時又會對中國提供強有力的支援。”】
日本”謹慎派”認為“由於日本須全力準備對蘇作戰，如貿然發起對中國的大舉進攻……可能使對蘇作戰處於被動地位”； 似乎是“強硬派”的東條英機認為“蘇聯正是日本的心腹之患，它使日本無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戰場，同時又會對中國提供強有力的支援。”日本“謹慎派”和作為“強硬派”的東條英機等日本高官的以上認識，不過都是客觀現實中蘇聯遠東軍隊對日本軍隊巨大牽制的反映。
由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控制下的智囊團——昭和研究會中國問題研究所在1938年6月作出的《關於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辦法》也認為：
【“對於蘇聯，由於它和我國有著嚴重的對立關係，它在遠東西伯利亞有著強大的軍備，以及它對中國採取積極援助的政策，我國為了穩定東亞並推行我國的大陸政策，對蘇聯的防備當然一天也不應該放鬆。”（《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266一267頁）】
這可以看出，日本智囊團的專家教授們認為：日本蘇聯的“嚴重的對立”、蘇聯在遠東的強大的軍備和蘇聯對中國的“積極援助”（日本認為，蘇聯對中國的“積極援助”也表現出蘇聯站在日本的敵人——中國一邊，這更使日本覺得蘇聯危險）都要使日本對之嚴加防範。而這必然需要大量日本軍隊去對付（或去作侵略蘇聯的準備）。
蘇聯遠東軍隊對日本軍隊的威懾和牽制，不少西方高官也是知道的。例如，七七事變之後，顧維鈞去會見法國前駐印度支那總督瓦倫納，瓦倫納說，
【“在目前情況下，尋求蘇聯的軍事合作對中國是重要的。他說，蘇俄對日本的利害關係和中國是一致的。蘇俄所受的威脅的確比在遠東的任何歐洲國家都更為直接。據他了解，蘇聯在滿洲和朝鮮整個邊境都駐有重兵，海參崴還集結有大量軍用飛機，以海參崴基地去空襲大阪、神戶那樣的城市，會對日本有很大的牽制和震懾作用。他覺得中國可以直接和蘇俄洽商，並建議我去見駐巴黎蘇聯大使”（《顧維鈞回憶錄第2卷》429、430頁）】
法國前駐印度支那總督瓦倫納，不過是西方國家中眾多知道蘇聯軍隊“對日本有很大的牽制和震懾作用”的人士之一。在本文的後面還可以看到，戰後由多名英美歷史學合作編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2卷》也講到：
【“蘇聯是一個西方國家而在遠東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由於這支軍隊的存在，也就牽制了兵力雄厚的日本部隊”。】
在日本和德國簽訂條約後，身處歐洲的顧維鈞給中國外交部發一份報告。報告中引述了歐洲媒體的判斷。報告說，有歐洲媒體講，日德這個新條約在“日本繼續試圖解決中國問題時，要德國牽制蘇聯在遠東的行動”（《顧維鈞回憶錄第2卷》第363頁）。這說明日本切實感受到遠東蘇軍對它企圖“解決中國問題”形成的嚴重牽制和阻礙。日本希望德國在歐洲加強對蘇聯歐洲部分的壓力，使更多蘇軍調往歐洲地區，從而減輕遠東蘇軍對自己的壓力，以使日軍能放心進攻關內中國軍隊。
由抗戰老兵、解放軍空軍瀋陽寧山路幹休所離休幹部王輔編著的《日軍侵華戰爭》一書（書的內容也刊登在了網絡上）寫道，在1938年日本和蘇聯發生的張高峰（張鼓峰）事件中，日本除調動關東軍的部隊趕往張高峰支援日本“朝鮮軍”的參戰部隊之外，還
【“另調華北方面軍野戰高炮1隊，歸‘朝鮮軍’指揮，這些炮兵於8月7日晚和8日上午到達了圖們。……調駐大連地區三宅俊雄的第104師團，到圖們地區集中（這個師團已領受進攻廣東的任務，在大連待命出海，該師團8月12日到達圖們地區）……對張鼓峰事件，日軍參謀本部及部隊的指揮官們認為，這是蘇聯在外交上、軍事上支援中國抗日，用軍事行動，直接牽制日軍向中國內地的武漢、廣東發動進攻，以圖繼續增強蘇、中兩國關係和進一步鼓舞中國的抗日信心。”】
從這裡可以看出，蘇聯在張高峰對日本的反擊，迫使日軍從華北調動炮兵部隊來支援，並且將原來準備調往廣東進行侵略的第104師團轉而調往張高峰方向準備參加對蘇聯的作戰。因此蘇聯的遠東部隊限制了關內日本軍隊的增強，減輕了關內中國軍隊的壓力。日本軍隊的高層也認為，蘇聯在張高峰的行動及力量顯示，牽制了日本當時在武漢、廣東的進攻行動，並且提高中國抗日信心。
《日軍侵華戰爭》還講，由於日本認為蘇聯在軍事和外交等方面對中國抗日的支持，日本在張高峰的行動失敗後，日本軍方制定了蘇聯參加中國對日作戰時的應對方案。“日軍的參謀本部，在1938年9月5日”制定第三國參加中國對日作戰時的日本反擊方案。”其中對蘇聯參戰時的反擊方案是：首先由關東軍從東部的正面，越過東寧、綏芬河、烏蘇里江一線，擊潰蘇軍，佔領興凱湖沿岸與雙城子地區。然後再從北部的佈列亞河、捷亞河地區擊潰蘇軍，佔領海蘭泡及其附近一帶。關東軍的另一路，從大興安嶺以西出擊，佔領至赤塔附近。
執行這一計劃日軍所使用部隊，除關東軍外，華北方面軍則為該作戰的左翼；華中派遣軍則收縮戰場，僅留3個師團控制上海地區，其餘部隊調至東北參加對蘇作戰。”
隨後在1938年11月18日，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及省部作出的名為《（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後指導戰爭的一般方針》的決定講道：
【“軍備的充實是以處理事變和準備下次對蘇中兩國作戰為基調。”（《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1945》第278頁）】
1938年9月和11月這兩份日本軍方文件都表明，即使在我國全面抗戰的情況下，日本陸軍也不得不向對中國進攻和準備對蘇聯的下一次作戰這兩個方向來進行“軍備的充實”。向兩個方向分流兵力和軍備物資，必然造成日本陸軍向中國關內進攻方向的兵力和軍備物資的不足。
四、諾門罕戰役，蘇聯痛擊日軍與對日本兵力分佈格局的影響
在1939年5月至9月日本和蘇聯之間發生的諾門罕事件中，日本戰事不利，被迫從關內向東北調去大量日本部隊支援。蘇聯紅軍的勝利有力的支援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事業。《日軍侵華戰爭》一書寫道，
【“在諾門罕事件剛發生時，日本陸空軍在我國東北的為儀峨徹二中將之第2飛行集團所屬的4個飛行團、10個飛行戰隊（第59戰隊在武漢參戰），其中8個戰隊先後參加了諾門罕地區的空中作戰。
當空、地戰事漸趨激烈時，日軍大本營逐次向東北增調陸空軍，其中有國內的戰鬥機第1飛行戰隊，在我國關內華北的航空兵團及在華北、華中、華南的8個飛行戰隊，在朝鮮的戰鬥機第9戰隊。這樣關東軍的飛行戰隊則有18個。當時日本陸空軍共有36個飛行戰隊，而在諾門罕地區竟動用了一半。”】
諾門罕戰事中，日本除了從關內向東北調去航空部隊之外，還從關內向東北調去了大量的地面部隊參與對蘇聯的作戰。而這極大地減輕了關內中國軍隊的軍事壓力。諾門罕戰役的第二階段，日本“從內地調來獨立野戰重炮聯隊，……8月29日（這時已經屬於諾門罕戰役最後階段——筆者注），鑑於日軍在諾門坎地區的不利情況，日軍大本營決定在我國關內戰場調集:第5師團(駐青島)，第14師團(駐河南開封、新鄉)，野戰重炮兵第9、第10聯隊，速射炮9箇中隊，16個野戰高炮隊，1個飛行戰隊，22個汽車中隊到達我國東北，以增強諾門坎地區。……諾門罕戰爭期間，正值中國抗戰進入最艱苦的時期，此戰使日軍向關內增兵計劃一時無法實現，有力支援了中國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諾門罕戰爭後，一貫驕狂的日軍對蘇軍產生了心理障礙，日本基本死了與蘇聯再戰之心，東京最終決定調轉槍口襲擊英美”。
由美國人約翰·託蘭所寫的《日本帝國的衰亡》（書的內容也刊登在了網絡上）寫道,一九三八年夏，日本和蘇聯“兩國軍隊為了爭佔滿洲和蘇聯邊界上的一座小荒山而大動干戈，紅軍陸空軍狠狠揍了日本人，因此不到兩星期，日本就同意停戰。約十個月後，在比較接近北京的滿蒙邊界的諾門坎附近，又發生另一場爭吵。幾個星期的工夫，這場爭吵發展成全面戰爭，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坦克戰。俄國人再次擊敗了日本人，日本傷亡五萬餘人。”
諾門罕戰事日本慘敗，使日本採取更加加強關東軍力量來加大對蘇聯軍隊的應對。例如，據《日軍侵華戰爭》講，關東軍航空兵部隊由諾門罕戰事後“1939年底的9個師團，至1940年底則增為11個師團航空兵部隊。在諾門罕事件結束後，除戰鬥機第9戰隊回朝鮮的會寧、第59戰隊回武漢之外，其餘的戰鬥機第1、輕轟炸戰鬥第27、輕轟炸戰鬥第31、戰鬥機第64、重轟炸第98這5個戰隊，都留於東北轉屬關東軍，依次駐於接近蘇聯……以增強空中對蘇的作戰力量。
日本的中原茂敏在其所著的《大東亞補給戰》寫道，1938年7月日本關東軍在張高峰被蘇軍打擊後，日本“陸軍才痛感彈藥生產能力之低下；以我第19師與優勢火力的蘇軍相比，則痛感我軍裝備之低劣。”1939年諾門坎亊件蘇軍對日本關東軍的沉重打擊，使
【“中央和關東軍在此次戰鬥中吃盡了苦頭，再次痛感飛機、大口徑火炮和坦克之不足……繼1938年張鼓峰事件以後，我國再次親自感受到蘇軍的強大及其裝備重型化。……
我國在諾門坎事件中領略了蘇聯的強大。關東軍僅11個師，而遠東蘇軍的兵力為30個師，火炮、坦克和飛機也都超過關東軍多倍。我國雖想盡快解決日中戰爭，但戰線卻越來越長。鑑於這兩種情況，陸軍繼續執行一號軍備，兵力將嚴重不足。幸而軍用物資生產在1939年底達到了能保障在華日軍作戰需要的目標，所以我國想雙管齊下，一面進行日中戰爭，一面加強時刻不容忽視的對蘇戰備。……
削減在華兵力是從現有的80萬人逐年削減，其指標為第一年度(1939年度)減至70萬人、第二年度(1940年度)減至50萬人、第三年度(1941年度)減至40萬人，並在這一前提下加強對蘇作戰兵力。……
但是，1939年9月4日成立的中國派遣軍的總司令官西尾壽造大將(鳥取縣人，曾任參謀次長、教育總監；後於1944年7月任第一任東京都長官)和總參謀長板垣徵四郎中將(巖手縣人，曾在第一次近衛內閣和其後的平沼內閣任陸相，後升大將，戰後被國際法庭判處死刑)，在削減在華兵力問題上始終與陸軍中央持不同意見，成了懸而未決的最難協商的問題。……
當時的一大難題是解決日中戰爭還是加強對蘇軍備。齊頭並進，國力不容。陸軍尚未消除諾蒙坎事件(1939年5月至9月)沉痛教訓形成的軍備方面的恐蘇感，亟須加強對蘇軍備。……
加強對蘇軍備很重要，但必須減少在華兵力。解決日中戰爭也很重要，但削減在華兵力有困難。結果，我國於1940年6月10日通過更改軍備充實計劃(即三號軍備)，使二號軍備計劃推遲二、三年完成。”】
從日本書籍《大東亞補給戰》的以上內容可以看出，蘇軍在諾門坎之戰痛殲日軍之後，日本陸軍中央對蘇聯軍隊戰鬥力非常恐懼。日本陸軍中央甚至考慮削減關內幾十萬兵力來充實對蘇聯作戰的兵力。這一考慮最終因為關內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極力反對沒有得以實施，但是其後日本增加準備對蘇作戰的兵力和物資，極大的限制了關內日軍兵力、物資和裝備的增加，從而極大地減輕了中國抗日的壓力。
由英國的資產階級學者阿諾德·託因比主編，多名英美歷史學家合作編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2卷》就寫道，
【“9月初日本人遭到失敗（即日本在諾門坎的失敗——筆者注）後，看來這兩個主角就要親自出面進行直接的和大規模的衝突了。大批關東軍部隊迅速集結，準備收復諾門坎陣地，這時在滿洲國境內的防空和其他緊急措施也得到了加強。在重慶，人們熱切期望一場全面的俄日戰爭即將開始。”】
該書還寫道，
【“實際上，日本軍隊首腦是在利用中國事變來為他們的國家捲入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作好準備，他們倒也並不掩蓋他們的這種意圖。在1939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最有可能成為敵人的似乎是蘇聯，日本同這個國家的關係是最壞的了。1938年11月28日，當時的陸軍省次官東條中將曾在一次日本企業家的集會上警告說，日本可能不久就會發現它自己在同蘇聯和中國打仗，戰時生產計劃的制訂要估計到這種可能性。
……日本統治集團，無論是軍界、實業界或官僚，都害怕和憎恨共產主義。……而對中國這一整體，俄國人則正在運用他們的影響來支持重慶和扶持國共兩黨的抗日統一戰線。從戰略上說，蘇聯是一個西方國家而在遠東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由於這支軍隊的存在，也就牽制了兵力雄厚的日本部隊。蘇聯擁有日本海的西伯利亞海岸，這就使日本海難以完全成為一個日本湖，並使日本面臨可能遭到的空中和潛艇的襲擊。……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為了應付這種局勢，它正在建設日本的武裝力量，準備打一場有可能要同時與蘇聯和中國交手的戰爭。”】
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認為應該為比“中國事變”“更大規模的戰爭”—— 對蘇聯的戰爭做準備。這種狀況以及蘇聯遠東部隊的強大，使英美的歷史學家們認為對日本軍隊形成巨大的牽制。
對於日本陸軍的這種在對蘇聯和對中國兩個作戰方向分流兵力和物資的做法，在1939年日蘇的諾門罕之戰剛開始大打的時候，日本海軍就表達了不同的看法。日本
【“海軍省認為，陸軍目前首先有必要對‘對華處理的根本指導方針加以重新檢查'，‘使之從對蘇、中兩國正面作戰的迷夢中擺脫出來，以便傾注其全力於結束事變'”。（《蔣家王朝》（第三卷）第1469頁。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
也就是說，日本海軍認為日本陸軍集中了相當部分的軍力和裝備於關外對付蘇聯，使日本陸軍不能集中兵力於關內以實現侵略的完成（即不能夠 “結束事變”）。
毛澤東在1938年曾說：東三省的游擊戰爭在全面抗戰起來以後，
【“那裡的游擊隊多打死一個敵兵，多消耗一個敵彈，多鉗制一個敵兵使之不能入關南下，就算對整個抗戰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給予整個敵軍敵國以精神上的不利影響，給予整個我軍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 ，《毛澤東選集》 第2卷，第416頁）。】
同樣，蘇聯軍隊將日本陸軍最精銳的關東軍和大量飛機、坦克等現代武器裝備鉗制在東北“使之不能入關南下”，也是對中國整個抗戰增加了很大的力量。
蘇德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和大本營聯絡會議從1941年6月25日到7月1日多次討論日本對此的立場和應採取的政策。力主避免和美國開戰的日本外相松崗,堅持馬上進攻蘇聯。但是,松崗的觀點未能得到軍方的支持。軍方認為，蘇聯在遠東駐有大量的兵力，並且日軍在諾門罕之戰的慘敗中體會到蘇軍的戰鬥力，認識到在北方與蘇軍作戰將非常困難。二戰後,由英美學者合編並由託因比主編的《軸心國的初期勝利》也寫道：
【“日本軍隊1939年8月在諾門坎（即哈拉哈河）的慘敗給了日本一次教訓,使得它不敢跟著德國一起進攻蘇聯”。在德國進攻蘇聯後，由於進攻不如原來設想的順利,德國駐日大使奧特代表德國要求日本配合德軍,從西伯利亞進攻蘇聯。後來“奧特彙報說，日本參謀本部由於諾門坎戰役的慘敗記憶猶新,認為只要有蘇聯的遠東軍存在,就反對進攻蘇聯。”（《軸心國的初期勝利》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614頁、987頁）】
日本軍方認為，除非德軍在蘇德戰場進攻能夠迫使蘇聯遠東紅軍調走一半以上兵力，從而使蘇聯遠東紅軍大幅度削弱，日本軍隊才參加對蘇聯的進攻。因此日本軍方決定需要繼續觀察蘇德戰爭下蘇聯遠東紅軍力量變化。
二戰後（包括現在），有些人說，假若日本在蘇德戰爭後選擇北上與德國夾擊蘇聯而不是偷襲珍珠港，日本就能和德國一起擊敗蘇聯並最終取得二戰的勝利從而改變二戰的歷史。其實當時的日本怎麼不想參加德國對蘇聯的東西兩個方向的進攻？但是，如文章前面的資料所顯示的，經歷過諾門罕之戰慘敗的日本都認為自己的陸軍根本不是蘇聯遠東部隊的對手。因此日本才不敢配合德國對蘇聯的進攻。
當然，日本軍方也為蘇德戰爭使蘇聯遠東紅軍力量大幅度削弱時參與進攻西伯利亞，進行了兵力、裝備和軍事演習的加強。
日本的桑田悅和前原透兩人合作編寫的《簡明日本戰史》（書的內容也刊登在了網絡上）寫道，
【“日本因諾門坎事件，自感軍備不足……陸軍在中國事變中逐漸得到動員，至1940年(昭和15年)已達50個師，空軍106箇中隊，總計135萬人。1941年通過關東軍大演習約動員了55萬人，加強了在滿洲的陸、空軍兵力。”“加強了在滿洲的陸、空軍兵力”】
這就意味著向關內增加派遣戰鬥部隊和裝備受到限制。關東軍大演習的兵力就達55萬人，加上沒有參與演習的關東軍人數，那麼被拖在東北而不能進入關內作戰的關東軍人數，應該遠遠超於55萬。“關東軍特別大演習”，是假設西邊德國向蘇聯的大舉進攻迫使遠東蘇軍大量西調時，日本對蘇聯西伯利亞地區進攻而舉行的大規模軍事演。
《特別演習——日本被迫放棄進攻蘇聯的夙願》講，“關東軍特別大演習”時，日本“經過秘密集結，日軍最後開進東北的兵力約有74萬人，14萬馬匹，600架飛機,300輛坦克，這是正在進行侵華戰爭的日本陸軍，所能拿出來的最大家底”。 因此我們可以大致算出來，當時在東北的日本陸軍佔據了日本陸軍的大量資源，這極大的限制了日本在關內的兵力投入。
但是，日本希望德國的進攻使蘇聯遠東部隊大量削弱的狀況，根本沒有出現。2010年9月25日，鳳凰歷史刊登了名為《諾門坎之後的遠東形勢與兵力部署》的文章。文章一開始就說明文章資料來源於曾任二戰時日本軍官的林三郎在戰後編寫的《關東軍和蘇聯遠東軍》一書。《諾門坎之後的遠東形勢與兵力部署》寫道：
【“諾門坎的炮聲雖然停止……事實上，從頭到尾，斯大林都沒有相信過日本人，雖然遠東戰火熄滅，可是蘇聯始終在遠東地區駐紮著重兵”
即使1941年6月法西斯德國向蘇聯發起突然襲擊之後，蘇聯遠東方面軍雖然曾經向抗擊德國侵略的西部戰場調撥了一些兵力，但通過大量招收新兵和組建新的部隊，蘇聯遠東兵力總體仍是增加的趨勢。《諾門坎之後的遠東形勢與兵力部署》講道：“到1941年7月，遠東方面軍增編諸兵種合成第25和第35集團軍，到1942年8月，又編入由諸兵種合成集團軍和方面軍航空兵組建的空軍第9和第10集團軍。1943年7月起，諸兵種合成第16集團軍亦屬該方面軍建制。1941—1945年，遠東方面軍所屬部隊和太平洋艦隊經常處於戰備狀態，進行軍政訓練，並根據國境掩護計劃構築了防禦地區。在日本發動戰爭的威脅最嚴重的時刻(1941—1942)，方面軍第1梯隊各兵團佔領防禦，準備抗擊日軍入侵。衛國戰爭年代，遠東方面軍向蘇德戰場抽調23個師(其中步兵師16個，騎兵師2個，坦克師4個，摩托化師1個)、19個旅(其中：步兵旅3個，空降兵旅3個，炮兵旅13個)和航空兵部隊，總兵力約25萬人、火炮和迫擊炮約3300門、坦克約2000輛和其他技術裝備。此外，開赴前線的補充兵員有10萬餘人。
即便是在莫斯科最危險的時刻，遠東方面軍主力也沒抽調，相反的，在西線最緊張的時刻，遠東方面軍還不斷被編入新型技術兵種，使之實力更強，可見其在斯大林心中的地位。
至於遠東地區蘇軍的兵力，根據林三郎的《關東軍和蘇聯遠東軍》一書中記載，從1941年到1945年，分別為
41.6.22，703714
41.12.1，1343307
42.7.1，1446012
42.11.19，1296822
可以看出，從戰爭爆發後，遠東蘇軍人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連年增加，足見斯大林對遠東的重視，對日本軍隊的警惕。”】
從《諾門坎之後的遠東形勢與兵力部署》的上述資料可以看出，西線反擊法西斯德國侵略的戰爭爆發後，“遠東蘇軍人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連年增加”。德國進攻蘇聯的1941年6月22日，遠東蘇軍人數為70萬人;到珍珠港事變前幾天（也是莫斯科保衛戰最激烈時期）的1941年12月1日,增加到134萬人；到1942年7月1日增加到144萬多人。直到日本在太平洋戰場開始處於被動的1942年11月，蘇聯遠東部隊人數才下降為129萬多人。但其後一直到1945年出兵東北，蘇聯遠東部隊都保持100多萬人，這既徹底斷絕了日本配合德國進攻蘇聯的夢想，也使日本並不敢將關東軍大量調入關內參戰。日本關東軍在東北一直保持龐大的部隊。
由法國曆史學家亨利.米歇爾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談到蘇軍出兵東北時寫道:
【“關東軍約75萬人，另有飛機1000架”(見該書下冊419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而蘇聯書籍裡記載的關東軍人數與飛機數量更多一些)。】
1945年8月，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的時候，除少量關東軍部隊通過朝鮮和華北逃跑之外，被蘇聯紅軍打死和俘虜的日本關東軍68萬人。
因此強大的蘇聯遠東部隊的存在，既保衛了蘇聯的邊境，也牽制日本陸軍最強大的關東軍集團，減輕了中國軍民抗日的軍事壓力，為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做出了重大貢獻。
【葉勁松，察網專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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