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一本《推銷員之死》
在美國西海岸燦爛陽光的照耀下，加利福尼亞一家書店裡，瑪麗蓮·夢露這樣輕輕地說道。陪著她在這裡閒逛的，不是別人，正是《推銷員之死》的作者，那時已鼎鼎大名的阿瑟·米勒。
“當我轉身在戲劇專架上找到一本《推銷員之死》遞給她時，注意到旁邊走道有一個男人一直在凝視夢露，但瑪麗蓮並沒有發現他。那天她身穿一件極普通的裙子和襯衫，但在她的周圍充滿了某種讓人發狂的氣氛。”同樣為之發狂的，也包括米勒本人。
美國戲劇的良心
1915年10月，阿瑟·米勒出生在美國紐約的曼哈頓區。富裕的猶太家庭環境給年幼的阿瑟·米勒帶來的影響，在日後那場後來波及多國的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美國經濟大蕭條中，才更多地顯現出來。這對於米勒一家，無異於一場重創。
在米勒13歲那年，全家不得已搬到了布魯克林一個狹小的木屋裡，艱難度日。極大的生活落差迫使米勒早早地就自力更生起來，投入到社會的大熔爐中歷練。在1932年到1934年的這段時日裡，米勒四處打工，用掙到的錢充當他在密歇根大學就讀的學費。這樣的經歷，也讓他有了更多接觸真實而殘酷的現實生活的機會。
“為了更好地生活”，這樣的信念一直支撐著米勒。在大學期間，米勒堅持寫作，發表的幾部作品也陸陸續續獲了些獎，加上不菲的獎金，這都堅定了他繼續寫作的決心。在大學期間乃至大學畢業後，米勒還做過卡車司機、侍者、海軍船塢安裝技工等十多種工作，有機會和更多的小人物打交道，體驗更豐富的別樣生活，這也恰恰成為了他日後創作的源泉，被他寫在了一個個的劇本中，幻化成筆下各式各樣的人物和波折多舛的命運，最終淋漓盡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困苦有時。細細品味阿瑟·米勒的著作，你似乎都可以尋到他的影子，小人物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在複雜的社會大背景下都難逃命運。這種對社會問題細緻入微的觀察與拷問，以及對個體與時代錯綜複雜的關係那鞭辟入裡的剖析，逐漸成為阿瑟·米勒的寫作風格。
“在我的一生中，只有一次真正地被文學作品所打動，那就是魯恩·戈頓在傑德·哈里斯劇場演出《玩偶之家》的時候。”米勒這種寫作的特點，正是源自他的“偶像”——易卜生。他對易卜生的劇作和古希臘悲劇充滿著仰慕與推崇，“他像希臘人那樣，體現了遙遠的過去和現在之間的聯繫”。而這也成為他戲劇創作的指引，他認為易卜生就是“當代的希臘人”，“我要是生在創作悲劇的古希臘就好了。”
米勒於34歲那年創作的經典傳世之作《推銷員之死》，正是承繼了易卜生劇作特點又有著他強烈的個人寫作風格。1949年，《推銷員之死》在美國百老匯首演成功，還創下了連續演出21個月、742場的紀錄，米勒式的深刻與絕望令世人慨嘆。而他更是將這種戲劇美學的信仰堅持了很多年，始終致力於在戲劇舞臺上構築真實的美國社會。
構築真實的社會
真實？到底怎樣才算是阿瑟·米勒眼中真實的美國社會？
在米勒早年親身經歷且感觸頗深的大蕭條背景下，美國社會的經濟逐漸轉型，有了些起色，然而與此同時，普通小人物的生存狀況和人生境遇卻也悄然發生著變化。在急功近利、想要掙脫命運枷鎖的心理驅使下，他們開始投身於淘金熱，竭力地找尋著自身在社會中的位置。
穿梭往來的推銷工作，成為其時美國商業文化的一種代表，令人盲從。然而這些拼了命的嘗試和痛苦的掙扎，卻換不來所謂的功成名就，社會優勝劣汰的殘酷競爭，使得人在一次次的摧殘和壓迫下逐漸扭曲，困苦不堪。
“一個人全力以赴地，要求公正地評價自己而帶來的後果”，這不正是《推銷員之死》的主人公—美國千千萬萬懷揣著“美國夢”的小人物中的一個—推銷員威利·洛曼的真實寫照嗎？辛辛苦苦了大半輩子的奮鬥，和現實社會中個人境遇、旁人評價、內心獲得感之間的巨大落差，還真叫人難以承受呢。
推銷員威利·洛曼最終選擇了自殺，以實現他“蓄謀已久”的騙保計劃。普通人內心那些微妙的精神尋求、岌岌可危的意志與社會遊戲規則間的激烈衝突釀成的悲劇，恰恰是米勒想要深刻揭示的。
來仔細琢磨一下男主角威利·洛曼吧，這個沒受過什麼教育的小人物，長久地沉浸在吹噓、誇大與謊言之中，即便思想陳腐僵化，卻依舊不切實際地憧憬和幻想著自己成功發財的幸福之路，一個人開著車長途奔波於美國的各個州，推銷著貨物。然而賠笑臉、瞎敷衍這一套早已經行不通了，一切都在變，“跟不上趟兒”的威利最終只得被社會所淘汰。
然而在現實面前，他的“美國夢”，變得那麼遙不可及，他那顆脆弱的玻璃心，更是隨時都有破碎的危險……只是這樣虛幻的“美國夢”，終將化為泡影，一出悲劇也就不可避免。
“我怎麼跟他提這件事呢？每天我都下去，把那根小橡皮管子拿走。可是，他一回家，我就又把它放回原處。我要是當面說，他的臉往哪兒放呢？我告訴你們，他腦子裡怎麼想我都知道。他一輩子為你們用盡了心血，可你們現在把他甩掉了！”老伴兒琳達將這一切都默默看在了眼裡，即便是知道威利要自殺，她都不忍戳穿，盡己所能地體貼關心著威利，希望能給他活下去的勇氣和信心。而被威利寄予厚望的兩個兒子，卻並不讓人省心。威利的的希望和驕傲，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大兒子比夫身上，他堅信比夫的事業定會成功。然而比夫內心空虛，寧願去農場做工，也不願留在充滿競爭與欺詐的大城市裡，多次離家出走、到處流浪。二兒子哈皮更是貪圖享樂，拈花惹草，常鼓搗些旁門左道。
他想出的讓大哥借錢，一家人獨立經營、幹出一番事業的“宏圖”讓威利振奮，這般“不著調兒”的空想最終換來的是餐館中那場驚心動魄的真相大白，以及激烈爭吵後的最終崩潰。
“小人物也能像大人物一樣累垮”，琳達一語中的。被老闆一腳踢開的威利內心痛苦而孤寂，親情、友情、愛情，一切都在經受著一場並沒有暴風驟雨的洗禮，而後還原成本來的模樣。
要說老友查理，也算得上是個真朋友了。“你不懂啊，威利一輩子都是推銷員。對推銷員來說，生活沒有結結實實的根基，他得一個人出去闖蕩，靠的是臉上的笑容和皮鞋擦得倍兒亮。可不敢怪罪這個人。推銷員就得靠做夢活著，孩子。幹這一行就得這樣。”面對孩子們的不理解，查理最終在老友威利的葬禮上說出了這番話。只是他早先務實的提議，真心的幫助，並沒有讓自尊的威利甘心地去接受。
威利推銷的，何止是那些貨物，還有他自己。他一輩子都在推銷自己，想承擔起家庭中理應擔當的重任，但是，他卻被無情的現實生活所打倒，所吞噬。“你不能吃完橘子把皮一扔就完了，人不是橘子。”個體的抗爭，在強悍的命運面前，渺小卑微得著實可憐。
2012年3月，為慶祝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建院60週年，《推銷員之死》重新登上了首都劇場的舞臺
米勒通過《推銷員之死》深刻地質疑了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和道德觀念，也拷問著大時代背景下那些美國民眾，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卻極具代表性的小人物的內心。“如果不去調查社會作為一個明顯而關鍵的部分所具有的全部因果關係，就不能指望一部嚴肅的作品能達到真正的高度和精粹的境地。”
推銷員在北京
而彼時這樣真實的美國社會，卻在大洋彼岸的中國，遭遇了些水土不服。
《推銷員之死》初到中國，那可是20世紀80年代的事兒了。中國哪裡有推銷員這個職業呢？別說是觀眾了，就是演員們也對那時的美國社會，對什麼“保險”“貸款”一知半解，不甚瞭解。男主人公威利也就是個美國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可他們家為什麼有洋房汽車，還有冰箱和彩電呢？
然而這些費解都不能阻擋這部在百老匯歷史上第一個有著三項榮譽（普利策戲劇獎、紐約劇評人獎和美國舞臺藝術成就最高獎託尼獎）加身的經典劇作，登上中國的話劇舞臺。
“米勒先生滿懷同情地洞察了普通美國人的內心世界，並不動聲色地將其希望和痛楚呈現在了戲劇舞臺之上。”《紐約時報》這樣評價道。而促成這部戲搬演到中國的，正是後來在劇中扮演主人公威利的表演藝術家英若誠，這還得說到他收到的一個邀請。
那是1981年，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邀請英若誠出席美國民間代表團訪華期間的活動。在邀請函的名單中，英若誠看到了阿瑟·米勒的名字。後來他與時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的曹禺一同前往代表團所駐的北京香山探訪，提出想和對方合作一部話劇。第二年，曹禺借赴美講學的機會再次和英若誠探訪了阿瑟·米勒，雙方終於敲定了合作之事。阿瑟·米勒要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導演他的經典作品《推銷員之死》了！
這位“美國戲劇的良心”將他在北京經歷的種種，都寫在了那部《推銷員在北京》中。
“我剛到中國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導演《推銷員之死》時，根本沒想到要寫書。影響寫作的不確定因素太多了：演員裡只有一人懂英語，我怎麼交流？觀眾對這出戏能否有起碼的理解？它的形式與它所講述的社會一樣，對他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實際上，一位人藝的導演在排練開始後讀過劇本便宣稱：‘演這樣的戲完全沒有可能。’好幾位演員坦白地承認，剛開始排練時，他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米勒真實地還原著當時的窘境。“我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讓大家相信：比夫反對威利追求金錢，並不是在談論政治，這只是他從個人經驗出發所持的立場。”
阿瑟·米勒對於在北京的這段歲月不無感慨：“我把自己的搬弄是非、誤解和錯誤的判斷都原封不動地留在這裡。在那兩個月裡，我興奮地、努力地工作，以獨特的角度觀察著中國。”
腦中那一幕幕
“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是一部傑出的作品，看了這個戲的演出，才真正受了震動。也許這是劇本創作的一種特性吧。”曹禺這樣說道，“當有才能的導演和演員，用他們對劇本的深切的理解與熱愛，將它展現在人們面前，人們才會發現，它是一塊光輝四射的寶石。”
1983年的初夏，由阿瑟·米勒親自執導的中國版話劇《推銷員之死》在北京首都劇場首演，英若誠、朱琳、朱旭等演員聯袂獻上的精湛表演，使之成為當年戲劇界的轟動事件，更成為北京人藝里程碑式的作品。第一輪50多場演出，場場爆滿，盛況空前。這一版的《推銷員之死》顛覆了中國戲劇人以往演出外國戲的固有模式，他們不再戴著金色的假髮，不再寫實性地還原異域的場景。把一個真切的推銷員威利帶到中國觀眾面前的英若誠直言，“它會打破使我們裹足不前的常規，從而打開我國劇作的一個新局面”。
米勒這樣提及《推銷員之死》中對威利這個主人公的最初構思，首先進入想象中的是一張巨大的臉，“有舞臺前面的拱門那麼高大，顯現出來，繼而展開，接著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腦中的內幕”。為此，他還半開玩笑似的將其命名為《他腦中的內幕》，“因為他的腦中充滿了矛盾。”
這樣的構思，在舞臺上也自然顯現了出來。一個白天，兩個夜晚。舞臺上不同的空間和區域似乎上演著不同時間裡的不同故事，場景、人物各不相同，穿插其中，讓人匪夷所思。這樣的閃回其實只是主人公威利內心的真實反映，這種回憶，更像是一種幻覺。
威利和老友查理正打著牌，突然就想到了自己死去的哥哥本，正說著，本就上場了。威利一會兒與查理說說話，一會兒又和本聊聊天。這恰恰是《推銷員之死》舞臺表現的突出特點，用表現主義將人物的內心世界外化，傳達出來。米勒也由此手法，將表現主義大膽地作為了現實主義的“貼補”，豐富了劇作的表現力。
“在生活當中，事事都在我們頭腦中同時並存，並沒有什麼‘先來後到’之說”，他時時刻刻都生活在自己的往事之中。”時而是昨天，時而是數十年前，時而又回到現在，亦或是憧憬著未來。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也以這樣一種有別於傳統現實主義的舞臺表現形式，被銘記於世界戲劇史上。伴隨著它的，還有劇中縈繞始終的悠揚笛聲……
2012年3月，在北京人藝建院60週年之際，“把老戲當作新戲來排”的《推銷員之死》時隔29年，重新登上首都劇場的舞臺。
“一個演員一生能演這麼一個角色，特別是在北京人藝的舞臺上，足矣。”在其中飾演威利的演員丁志誠看來，威利是世界戲劇舞臺上的經典人物形象，“在這部並非純現實主義的戲劇中，有很多超現實和意念的東西，威利完全生活在他的意念和夢幻當中。”為了儘量避免老版的影響，丁志誠忍住不看之前的錄像。“雖說是傳承經典，但我還是想以今天的視角重新闡釋這個人物。”
“《推銷員之死》的重排，無論生活現象還是存在本質，都與我們當代心心相印。”導演李六乙說出的正是他重排《推銷員之死》的意義。
文 / 田喃 標題書法 / 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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