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永佳:我在西藏闖“四關”

厉永佳:我在西藏闯“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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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永佳:我在西藏闯“四关”

轉眼,我來到日喀則參加援藏工作已四十餘天,回想起這四十天的經歷感想頗多。

雖然自己主動報名援藏,來之前又向前兩批援藏同志諮詢了日喀則的情況,做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但是來了之後還是存在諸多不適應之處。

去年在市委黨校學習了《習近平七年知青歲月》,這本書中提到習近平同志剛到延安插隊時要過四關——“跳蚤關”、“飲食關”、“勞動關”和“思想關”。

我這次援藏也經歷了四關——

“高反關”、“氣候關”、“生活關”和“思鄉關”

01

高反關

一提到西藏,很多人首先想到的都是高原反應。

我在被確定參加援藏工作後就開始服用紅景天。在飛機上我還按照網上的介紹口含西洋參片,臨下飛機前又深吸了幾口氣。

在踏上日喀則這塊土地後,心裡還是七上八下,不知道會不會有高原反應。

那天日喀則市檢察院的同志早早來到機場等候,一見面就給我們戴上了潔白的哈達,還熱情地幫我們搬行李。我們一行五人空手走上二樓宿舍,動作雖然緩慢,但是明顯感覺到腿發飄,心跳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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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幹警合照(左一為厲永佳同志)

日喀則市院讓我們休息一週適應高原。在我以為基本適應的第三天,高原反應突然來襲

我開始感覺頭疼,吃完早飯就呆在宿舍。整整一個白天感覺自己的腦袋就像被針扎似的疼。

其他同志對我噓寒問暖,還放了壓縮氧氣罐在我的床頭。入夜,感覺頭越來越疼,已經無法入睡,身體不舒服的感覺也越來越強烈。急忙翻出自己帶來的體溫計不停的測量體溫,生怕感冒,進而變成肺水腫、腦水腫,還好體溫一直在37度5以下。

幾經折騰,看了看手錶,已是凌晨四點,實在無法入睡,又通過手機上網查閱高反資料,最後拿出了從上海帶來的日夜百服嚀,吃了一粒夜片,之後就睡著了。第二天起床,頭疼大為好轉,雖然還是間歇性頭疼,至少還能忍受。

一週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上班第一天坐在辦公桌前,突然發現困擾自己的頭疼消失了。就這樣我渡過了高原適應期。

02

氣候關

西藏雖然也有春夏秋冬,但是又分為雨季和旱季。現在的日喀則還是雨季,聽日喀則市院的同志說,今年日喀則雨季雨量特別大,空氣不算乾燥。

即使這樣,我們五個人鼻子還是天天出血。

每晚睡覺前,我都會將三個盆裝好水,放在窗臺,增加室內空氣溼度,有時再用棉籤沾水擦拭鼻腔。

這些做法對於緩解乾燥聊勝於無

雖然是雨季,但是日喀則也不是時時刻刻在下雨。通常是此時豔陽高照,下一刻瓢潑大雨

8月中旬,我們代表日喀則市院參加珠峰文化旅遊節開幕式政法方隊。在排練過程中,就經歷了一會雨一會太陽的氣候考驗。

日喀則的氣候還有早晚溫差大的特點,這裡早晨7、8度,中午太陽出來氣溫馬上就竄到20多度。

強烈的陽光不僅讓我們在操場上流汗,還深深刺痛了我們的眼睛。每次下午練習方隊,我都是一層蘆薈啫喱保溼,一層潤膚乳,再抹一層防曬霜,戴上蛤蟆鏡和戴遮陽帽。

8月26日開幕式那天,我6點半起床,7點半到達會場。日喀則和上海有兩個小時時差,可想而知那天我起的有多早。

天空還下著雨,氣溫只有8度,要求只能穿春秋制服,還好山東援藏同志給了我一個暖寶寶,讓我在寒風中感受到些許暖意。

10點開幕式正式開始,雨也停了,太陽也出來,氣溫也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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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日喀則還下起了一場冰雹,晚上散步時我還在灌木叢下面發現一粒一粒像小湯圓一樣大小的冰雹。

03

生活關

雖然適應了高原反應,但是在生活上,還是面臨著諸多不適。

首先是體力。

日喀則市區海拔3800米,氧氣含量只有上海的一半,即使坐著不動,有時也會感覺氣短,需要深呼吸調整,所以我們儘量避免劇烈運動。

但是我們宿舍在週轉房2樓,辦公室在辦公樓4樓,有時要參加全院會議就要去6樓。

當電梯罷工的時候,我們只能慢慢爬,深呼吸,在爬樓的過程中都能聽到自己粗粗的呼吸聲、喘氣聲。但是從辦公室遠眺青山和藍天,你會覺得日喀則的風景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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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飲用水是桶裝水,但是都自認為沒有體力搬起大桶倒水,就買了桶裝水自動抽水器,讓科技改變生活。

其次是飲食。

我們週一早上至週五中午均在日喀則市院食堂就餐,吃的是自助餐。最讓我驚喜的是一日三頓都能吃到新鮮綠葉蔬菜。

早餐有牛奶、甜茶和酥油茶,午餐還有水果。不過從週五晚上開始,食堂就停止供應了。

所以週末在朋友圈看到我秀美食的朋友不要再說我來西藏是度假的。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我們有一個帶溫度顯示的電熱水壺,顯示

日喀則的沸點在87度,在這裡沒有高壓鍋飯是煮不熟的。

再次是洗澡。

對於在上海天天要洗澡的我來說,這是個大問題。剛上高原害怕感冒,整整10天沒洗澡,簡直就是一箇中年油膩男。

日喀則這裡用的都是太陽能熱水器,在雨季的時候水溫只能到5、60度,我們五個人害怕感冒只能去公共浴室。現在每天水溫都能到7、80度,就可以在宿舍痛痛快快洗澡了。

04

思鄉關

來到日喀則援藏,前三關還是很容易過的。第四關“思鄉關”卻是每個援藏幹部心中最柔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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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滿四歲的兒子和我視頻時,突然說:“爸爸,你什麼時候回來啊,我好想你!我好想從手機裡鑽到你那邊去。

這句話一下戳中了我的淚點。

自從有了孩子之後,除了參加清華天普碩士項目學習和赴美培訓外,這又是一次長時間離開家庭。

和前兩次相比,雖然通訊更加便捷,時差也沒有太大影響,卻不能用視頻代替對孩子的陪伴。

在上海,每個週末我不是送女兒、兒子上課就是帶他們去公園,身為有證的國家初級麵點師,我還會下廚秀秀手藝。但是現在每到夜晚和週末,就只能隔著手機和他們視頻。

女兒暑假參加了聲樂六級和朗誦三級的考級,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現在又到了小升初的關鍵階段,既要完成在校學習,還要兼顧自己的興趣愛好,週末的各種趕場上課也少了我這位專職司機的接送。

但比起日喀則市院檢察干警,他們有的孩子長期在內地求學,有的因為駐村也不能照顧家裡。

特殊時期西藏檢察干警要求全員在崗,他們也不能陪伴孩子,陪伴家人。為了祖國和邊疆的穩定,他們做出了更多的犧牲。

和他們相比,我們援藏幹部的“思鄉關”也不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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