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WC專家凱瑟·佩恩和本·德拉德考察成都 每經記者 張建 攝
“成都的變化太快了。”時隔7年再次站在成都科創型企業聚集地——成都軟件園，凱瑟·佩恩已難以辨認。她感受到這座城市迅速成長，以及在國際化過程中所顯示出的能量。
3個月前，她與同事本·德拉德一起到訪成都。他們的身份同為世界城市權威評級機構——全球化與世界城市（GaWC）研究網絡副主任。二人此行目的，是探尋成都在世界城市網絡中快速融入的原因。
在GaWC不定期推出的《世界城市名冊》中，成都異軍突起，引起了他們的注意。2016年名冊裡，成都的級別連續上升，跨越4級至Beta-。在中國城市中，它僅次於香港、北京、上海、臺北、廣州、深圳，但就上升速度而言，成都在全球居首。
北京時間11月14日凌晨2點，《世界城市名冊2018》發佈，成都排名繼續上升至71位，連跨兩級升至Beta+。
在學術領域，GaWC的研究以聚焦世界城市的生產性服務業而獨樹一幟。他們發現，成都的互聯互通性正不斷提升，那些在全球範圍內活躍的跨國服務公司已悉數在成都佈局。它們相互吸引，在成都形成了佩恩所說的“聚集區”，推動知識經濟在成都與其他城市間流動。
“我們已經把成都看作全球功能性特大城市區域不斷壯大的樣本。”德拉德說，“還要把它納入到一個更廣的視角當中，運用更多要素推動它的發展。”
而作為世界城市的增長性力量，成都向佩恩證明了一種全新的國際化路徑：由城市規劃到產業規劃，以專業化的產業集群吸引專業化的服務企業。通過已建立起的服務業全球網絡，這些經驗正在向更多城市輸出。
成都夜景 每經記者 張建攝
“連接性上升最快城市”
在到訪成都前3個月，佩恩與德拉德前往廣州參加學術研討。德拉德在演講中提到，就世界城市整體變化來看，全球經濟正在向東移動。他們的研究成果顯示，2000年，GaWC發佈的榜單中還鮮有亞洲城市身影，但現在已是常客，包括新加坡、中國香港、北京、上海等在內的亞洲城市，已被看作是世界城市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德拉德口中的“榜單”，是GaWC自2000年以來不定期發佈的《世界城市名冊》，被譽為“全球關於世界一、二、三、四線城市最權威的排名”。而作為名冊制定者，GaWC也代表了全球世界城市研究的權威。
值得注意的是，在對外開放的新格局下，中國城市不斷加碼開放政策，更將建設“世界城市”定為發展遠景目標。在這種新趨勢下，GaWC學者們更希望直觀感受中國城市與世界城市的連通度。
作為在新一輪開放下加速發展的城市，成都的樣本價值正不斷顯現。在廣州的學術會上，德拉德特別提到成都，因其全球網絡連接性上升最快。“像成都這樣，全球連接性上升極其迅速的城市，經濟和全球化水平越來越高。”德拉德說，“這些城市中的後起之秀，發展態勢非常迅猛”。
互聯互通提升，一方面源自成都不斷擴大的朋友圈和基礎設施提升。比如，34個國際友好城市、111條國際（地區）航線、17個國家獲批在成都設立領事機構，以及得益於“一帶一路”倡議，成都向西開放的門戶樞紐功能愈加顯現。
德拉德對2020年即將投入使用的天府國際機場關注有加。“近年來，大量基礎設施建設確實讓中國城市在全球連通性上有了極大的提升。有了‘一市兩場’，成都交通方面的能力必定會大大增強。”他說。
但在另一方面，佩恩則關注城市對外的“軟聯繫”。
“在科學城落戶的企業中，資金來源有多少來自國外？”“新建的西部博覽城是否與周圍形成了有效的產業配套？”她非常關心這些問題。在她看來，要衡量成都的國際化，還要看這些設施能否為城市帶來更多“附加值”，這將真正決定城市對外連接的水平。
另一種評價體系
早在1986年，弗里曼就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說”。當時，許多現在公認的“傳統”世界城市並未佔據重要地位，甚至沒有出現在世界大城市的分佈圖當中。這給GaWC的學者們提供了一種思路：要理解現在的城市發展，必須更多依賴於體系，尋找城市與城市在互動中產生的結構性變化。
佩恩思考的問題是：當城市已將國際化的“準備工作”做好，如何能夠真正推動要素流動起來，並真正觸動城市內部的變革。她與4家位於成都的先進生產性服務企業面對面座談，希望挖掘藏在數字背後的“成都經驗”。
根據GaWC的研究，城市中存在一張動態的“網”。編織起這張網的“節點”，正是網點遍佈世界各地的先進生產性服務企業，如銀行、律所、會計師事務所和房地產顧問公司。與觀察城市GDP、連通性等硬性指標作為評價體系不同，GaWC利用這些企業的相關來往指標為城市打分，最終得到“世界城市名冊”。
佩恩在調研中也感受到，在成都，正是這張網與本地的交通、供應鏈等看得見的網相互交織，在資金、人才的配置上起了關鍵性作用，並推動了城市深層次的國際化進程。
在開設僅3年的普華永道成都辦事處，佩恩見到兩位從普華永道其他城市辦公網點調任成都的員工，儘管看起來年輕，但她們已是本地辦公點的中堅力量。其中一位告訴她，這些“再定位”的員工是當地網點管理層的主要組成部分，他們能將成熟地區的經驗、方法帶到新網點。在其帶動下，網點還能進一步撬動本地高校畢業生資源。
更普遍的模式是，企業通過遍佈全球的多個網點合作，共同尋求問題的解決之道。這不僅能夠促進高端資源流動與匯聚，城市也能在此過程中，被有效納入全球產業體系分工中。
戴德梁行大中華區董事容亞當向佩恩舉了一個例子，當遇到企業有出海需求時，他們首先整合企業所在地、出海目的地和總公司三地資源，組建“工作小組”。然後研究各地案例，尋求最佳方案，最後找來法律、會計等領域的公司，解決細節問題。在此過程中，信息得以不斷彙總，這種信息流動帶動了更多資本和商業的流動。
“世界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量已從工業經濟轉型為知識型經濟。”佩恩解釋道，高端服務行業的集中度高，創新性強，附加值高，且極大取決於知識交換和有技能勞動力的（跨國）流動。它們是城市軟性的“基礎設施”，能夠改變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連接關係，是現代城市發展的動力源泉。
而在成都，“硬基礎設施”的完善極大地刺激了“軟基礎設施”的建立。
讓佩恩感到驚喜的是，成都對國際先進生產性服務企業的吸引力正在迅速擴大。以普華永道成都辦事處為例：從4人擴大到超過80個員工，他們用了不到3年時間。
戴德梁行高級董事、華西區總經理張裕鵬則從另一個角度指出，這些企業開始傾向於在成都設立更大的公司。“2012年德勤入駐成都時，尋求的辦公面積大約是2000~3000平方米；而最近新落戶的一家諮詢公司，在成都的首個辦公區域已經達到40000平方米。這是一種趨勢。”
從輸入走向輸出
在與不同公司的交談中，佩恩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張裕鵬在分析成都城市組織方式時指出，過去，成都是以圈層結構進行城市發展，但這種組織方式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的進一步發展。現在成都希望重塑產業經濟地理，因地制宜地尋找特定產業、推動其專業化發展。
這讓佩恩對這些新生的中國城市有了新的認知。“在英國，比如倫敦，服務業的全球化網絡為城市搭建一座國際化橋樑，併成為世界城市的發展基礎。中國城市的發展也存在一種邏輯，以聚集區模式吸引服務業，這是另一種方式。”
“中國太大了，各地都有自己的發展策略。政府通常會確定該地區的主要產業，並有的放矢地制定投資政策，吸引特定的產業公司。以此為基礎，在相應領域有所長的銀行、律所、會計師事務所就會跟進，這樣，整個生態系統就會進來。”渣打銀行華西區總經理兼成都分行行長邱國光說。
他說，渣打銀行在紐約時報廣場佔據了一席之地，而在成都，位於春熙路商圈的IFS則是必選項。這些地標不僅為渣打銀行帶來了巨大的商業流量，更提供了完整的商業生態圈。一個例子是，在落戶4年時間內，不斷有世界500強企業“再定位”至IFS，花旗銀行、澳新銀行、麥肯錫、畢馬威……它們互相推動，造就了成都又一個商業中心。
“世界城市是集中性的。”佩恩指出。隨著全球80%以上的GDP向城市聚攏，城市的發展愈加依賴規模效應，而世界城市正是要素聚集的產物。顯然，在打造集中性上，“成都們”探索出了與傳統的世界城市不同的發展路徑。
對於正在動態變化中的世界城市格局，成都經驗還有更大能量。“像成都這樣以主動的方式引進服務業公司。”佩恩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解釋道，“這對大量類似城市，提供了一條可遵循的經驗。”
不斷落戶成都的辦公網點，由“後來者”變成了連接全球的先進生產性服務企業的“中堅力量”，並拓寬了城市的國際化邊界。容亞當回想起幫助成都企業開拓非洲市場的情形，“我們發現，埃塞俄比亞的情況與中國非常類似，這讓成都企業能夠理解在當地的經商邏輯，並願意前往開拓市場。”容亞當說，“通過這類機會，我們得以增加在非洲國家的辦事處。更重要的是，以前我們用上海、香港等城市的經驗來應對成都問題，有了非洲需求，成都就成了被效仿的對象。”
“這非常有啟示意義。”佩恩感嘆。
世界城市的下一步
2011年，佩恩就曾到訪成都調研企業，那時，“更多是科技類公司”。7年後，再度光顧科技企業的聚集地——成都軟件園，她需要旁人指點才能依稀辨認。“成都變化太快了。”她說。
張裕鵬更能切身體會中國變化對服務業帶來的影響。“我們為某個行業研究出一種諮詢方案，大概2、3年後，這個行業的諮詢量會急劇萎縮。”他說，“而為了得到某個結論，我們需要比對許多城市案例，中國總是處在變化中，一個城市的情況難以被有效複製和運用。”
在研究世界城市時，新需求的誕生也是佩恩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在她與英國著名規劃大師、GaWC名譽創始人彼得·霍爾（Peter Hall）合著的《多中心都市》（the Polycentric Metropolis）一書中指出，世界城市的重要來源之一是大城市區域的興起，因為這些城市通過區域輻射帶動作用重構了城市與城市間的層級關係，二、三線城市與中心城市愈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推動各自功能的變化。於世界城市而言，需要與更多的城市相連接，並更多地開放合作。
“硬基建仍然是很重要的。”在成都舉行的一場分享會上，德拉德說，“但對於想要成世界級的城市，比如成都，更需要深入理解，什麼元素對它自身更重要；這些航線、企業到底能為城市的國際化帶來什麼，它背後的邏輯是怎樣的。”
佩恩向觀眾展示了一組數據。在分析紐約、倫敦、香港等世界城市時，綠色、旅遊等因素也被納入評價體系當中，以此尋求各個城市國際化的比較優勢。佩恩則談到，“從幾年前我們就注意到中國對公園城市的強調，成都在綠色環境的打造上做得很好，這是中國許多城市應該努力的方向。”
她也注意到，成都在人才吸引方面有了更多的著力點。“我們與在成都營商的企業家對話時發現，他們不僅看到了這裡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打動他們的還有這裡不斷髮展的可能性。”
而對於已實現“暴力拉昇”的成都，更多人希望瞭解，其邁進國際化更高層級的可能性何在？
佩恩回憶起霍爾多年前在中國的見聞。當時，霍爾給出的結論是，上海、廣州兩座城市的國際化與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聯動發展密切相關。“我們研究城市集群，要看集群是否能夠真正為其中的城市帶來實際增長。幾十年後，我們研究認為，在中國，達成有效合作的城市群仍然有且僅有這兩個地區。”她說。
他們的觀點也引起現場嘉賓的關注：正在建設中的成渝城市群能否推動成都國際化的進一步升級？在佩恩看來，最重要的是繼續推進合作。“各個城市之間通過互動，建立相互合作的機制並形成合力，能夠推動這些城市融入全球的互聯互通的網絡中。”她說，“與長三角、珠三角不同，成都可以探索出自己的發展路徑——成長為以智慧產業為主的功能性區域。”
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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