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毛澤東接見米高揚為首的蘇方代表團
米高揚中國之行的筆記中，談及的只是他所掌握材料的一部分，即米高揚在與中共領導人就中共對內外政策、蘇中關係方面等一系列問題進行的廣泛會談中，與莫斯科方面往來的電報。文章扼要地講到一些討論過的問題，很不完整，有一些問題根本就未提及，下面發表的是米高揚與聯共（布）領導人往來電文的摘要或全文，按其與中共領導人討論過的基本問題加以分類整理。
這些資料表明，在米高揚的筆記和不久前發表的C·T·齊赫文斯基院士的文章中，極為詳細地闡述了1949年1月初，斯大林和毛澤東就蘇中對南京政府在1949年1月8日至9日，請各大國首腦居間談判中國停止內戰一事的態度。米高揚掌握的往來函電，可以補充說明此事的許多閃光點。
美、英、法幾國政府和外交代表，為了防止國民黨制度的垮臺，非常希望停戰，姑且不論其它，單說國民黨制度一垮臺，就必會使蘇聯在中國的影響劇增，所以他們接到南京政府的請求後，立即就開始緊鑼密鼓地試探蘇方的立場。他們的出發點是，只有四個大國對此問題協調一致，這次行動才會富有成果，當時，我在蘇聯駐南京使館任一等秘書，所以清楚地知道，我們的大使羅申，直到1月下旬也未接到莫斯科方面對此問題的指令，現在才真相大白，原來，斯大林和毛澤東是在通過信函相互協調看法，致使指令延誤發出，在這種情況下，羅申以健康狀況不佳為藉口，迴避了1949年1月8日與中國外交部部長的會晤，美國外交部長本打算在會晤中向他及三國大使面交南京政府的正式請求，後來羅申又以同一藉口迴避了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倡議的同這幾位大使的會商。
從莫斯科與西柏坡之間就這一問題往來函電的資料中看出，蘇聯和中共就南京政府的請求一事，於1949年1月14日最終互換電文取得一致態度。根據商定的情況，蘇聯外交部長於1949年1月17日，向中國政府駐蘇大使轉達了蘇聯方面的回答。
然而，西方大國捷足先登，趕在莫斯科之前答覆了南京方面。1949年1月13日，司徒雷登受國務院的委託，向南京政府轉交了美國政府的正式答覆，其中特別提到：“在目前形勢下，試圖扮演調解人的角色，不會取得任何有意義的成果”，後來發表的外交通信，其中收錄有司徒雷登從中國拍發給國務院的電報，它發明司徒雷登確信蘇聯方面不會同意參與調停。
無論是莫斯科，還是我們駐南京的大使館，對美國如此迅速、消極的反應，都感到非常驚異。因為有許多重要的理由說明，南京政府關於調停的建議，是得到美國政府代表們認可的，故而莫斯科方面產生了疑惑。這似乎由於有人洩露了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的函電而造成的，在2月3日的會談中，米高揚向毛澤東談到這件事，當時在座的還有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和任弼時，他記及舊事時說，當時，斯大林在1月10日的電報中，就針對南京政府的請求說，對莫斯科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交換意見之事，必須嚴格保密。
米高揚對毛澤東及他的同事說：“我們知道，英國、美國、法國同意在國共之間調停，後來，這些大國不知如何探悉蘇中反對外國調停，他們不願丟面子，就改變了態度，拒絕出面調停，因此必須認真抓好保密工作，並注意中共周圍的人中，是否有不可靠會把情況傳到美國那裡。”米高揚將此次會談電告莫斯科：“毛澤東全然否認這種可能，他說，因為這些重大的問題，特別是與莫斯科的往來信函，一般只有在場的中央委員會成員、一位翻譯師暫及傑列賓同志知曉。
上述諸人都十分可靠，他相信他們，說到已發生的事情，他宣稱，英美人士早在得知我們的態度之前，就公開報道說，蘇中將反對調停，我答道—米高揚強調：這在當時僅僅是他們的推測，然而，西方大國是在得到有關我們態度的確切消息後，才急於拒絕進行調停的。毛澤東反覆說，不排除（原文如此，根據上下文的意思，應是“不存在”）中共人士洩密的可能性。”
米高揚與周恩來和朱德會談時，討論過蘇聯政府對蔣介石政府的態度問題。2月1日，鑑於蘇聯大使移駐廣州，周恩來請求說明這次行動的理由。順便交代一句，在1949年1月18日，中國外交部通知各國大使館和外國公使館，1月21日中國政府將從南京遷移廣州，並建議他們同樣前往。各國外交代表機構的使節中，只有蘇聯大使遵從了這一建議。蘇聯使館的主要工作人員隨大使一起前往廣州，外交部的小部分工作人員和蘇聯一些其他的機構，一直駐留南京，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現發表該文的作者，就是外交部駐留人員之一。其他國家的外交機構和他們的大使，得到本國政府的指示留駐南京，繼續執行例行的公務。由司徒雷登任大使的美國使館，工作人員為數眾多，機構最為龐大。他本人一直到1949年8月才離開南京。考慮到外交使團在南京的活動，特別是美國外交人員—國民黨政府的最主要盟友的活動，雖然莫斯科對中共方面的傾向性到就盡人皆知，但蘇聯大使率使館的大部分工作人員前往廣州，看起來像是莫斯科方面對蔣介石政府的一種極為關切的表示。外國外交官們和中國地方當局亟欲摸清此舉的用意，他們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猜想和推測。我們蘇聯外交官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按公認的國際慣例，一個外國使館應設在派駐國政府所在地，我們明白，這一回答聽起來很難令人信服，但我們應依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
大概，米高揚也是這樣答覆周恩來的。他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談及與周恩來就此問題的談話時寫道：“我解釋說，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目前中國只有一個我國派駐使節的政府。這位使節把使館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與中國政府一起遷往廣州，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其實，這不僅不會損害我們共同的事業，相反會有助於這項事業的發展。”
有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近期的軍事和軍政活動計劃問題，在會談中佔據了主要位置。
毛澤東在1月30日同米高揚舉行的第一次會談中就提出：“為了確保在南京和上海地區的勝利，需把精銳的林彪部隊從北平派往南部和西部以遏制國民黨，使後者不能調援兵到南京、上海一帶。北京周圍情況複雜，要在此安營固守，需要時間。”
在那次會談中，毛澤東還著重指出：“共產黨人從最壞的情況出發制定計劃。我們準備在稍事修整和準備之後，攻佔這些城市（指南京和上海—米高揚），北平事件如能和平解決，定會壓縮這些部隊修整和備戰的時間，之所以需要時間不僅僅是為了修整，而且是為了：
（1）爭取和教育近期編入人民解放軍的幾萬名國民黨俘虜；
（2）整頓後勤機關，恢復被破壞的為前線服務的鐵路給養線；
（3）生產、積攢槍炮彈藥。因為儲備已經不多，所留武器彈藥的制式不同，有美式、日式、捷克式和蘇式，生產過程因之複雜化；
（4）培訓上海和南京地區的行政幹部。因不能完全指望當地的幹部；
（5）籌建上海和南京的經管機關也還要時間，那裡糧食緊缺，需要儲備。我們來不及為這些地區印製貨幣……。”
據上述情況判斷，林彪在東北的軍隊從蘇聯指揮部得到的武器不僅有繳獲的日式武器，同時還有捷克斯洛伐克和蘇制的武器。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願外界知道這一點。在1949年2月5日的會談中，毛澤東對米高揚說：“當國民黨將軍傅作義率部起義之後，林彪部隊進入北平之時，他們所使用的蘇制武器全部被上繳，並以美式準備取而代之。”毛澤東又說：“中國共產黨想以此證明，是蔣介石用美國的技術裝備了中國人民解放軍……。”
在會談中，曾屢次提及前幾年及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新階段軍事行動期間，蘇聯對中國共產黨援助的作用和形式問題。2月4日米高揚與毛澤東會談時，這個問題得以從總體上概括。參加會談的有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米高揚在發給莫斯科的電報中，談及此次會談內容時寫道：“毛澤東強調，蘇聯過去和現在都給了中國共產黨以巨大的援助。為此，中國共產黨對聯共（布）表示衷心的感謝。毛澤東繼續說，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應該服從全局利益。我們請求蘇聯方面援助的時候，總是考慮到這一點，比如說，假使蘇聯不能提供什麼東西，那我們也不會抱怨。羅榮桓動身赴莫斯科之前問我，他們應如何向蘇方提出援助問題。
我對他說，不應把你們的處境說得一籌莫展、束手無策。但也要強調，你們希望得到蘇聯方面對東北適當的援助。
從1949年起，林彪就經常向莫斯科詢問有關援助的各項事宜，毛澤東說，我已經指示高崗，蘇方給我們的所有東西，我們將來一定付款，某些物資的不足，可以從國民黨佔領區弄到，中國的同志應該合理利用蘇聯援助。毛澤東著重指出，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我們很難取得目前的勝利。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不應自力更生。毛澤東說，但事實又的確不能否定，即佔蘇援四分之一的貴國對東北的軍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節選自《米高揚與毛澤東的秘密談判(1949年1—2月)(下) 》， 作者：安·列多夫斯基， 李玉貞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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