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讲理
人们之所以要讲理，是因为要为各自的思想和行动提供理由，使之变得合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合理”一词出现了16次。它是十八大提出的“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要求的具体体现。
在我看来，哲学的一大任务，就是培育“理性平和”即“讲理”的态度和能力。
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讲理的态度和能力既是其重要条件，也是其重要内涵。
在国家目标方面，讲理既是国家目标的实现手段，也是国家目标的内在要素。比方说，我们要通过提高讲理的能力来发展科学和教育，进而通过发展科学和教育来建设富强和文明的国家。而对文明、民主与和谐的理解中，国民的“通情达理”和“知书达理”的意思，一定蕴含其中了。
在社会价值方面，“讲理”一方面与古代中国的“以理服人”的“王道”传统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与当今世界的“商谈伦理”有内在联系。最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过程或知识创造过程，是学术共同体的理性商谈或讲理论辩的过程，而在这种过程中，学术共同体成员摆脱利益和权力的束缚；讨论参与者对各方发言权予以同等尊重；所有各方服从而且只服从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或论据的力量，等等。这些要求作为哲学家们所说的“范导性理想”而得到承认，而这种承认对于科学研究事业则具有“构成性规范”的地位。科学研究的这些规范和实践，对于在整个社会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
在个人品质方面，“讲理”一方面是“爱国主义”所要求尊重和认同的民族文化的核心，另一方面也常常与敬业、诚信和友爱等价值有内在联系。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讲理”的能力和意愿越来越与个人的职业行为有关，与“敬业”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至于“诚信”与“友爱”，它们本身就是“讲理”态度的重要内涵。讲理不仅仅是一种智力素质，而同时是一种社会素质；要学会讲理，不仅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智商，还要提高自己的情商和群商。
所以，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推动社会学会讲理，不仅学会运用讲理的方法、学会享受讲理的过程，而且意味着要尽力创造条件去鼓励讲理，尽可能避免或改变讲理者吃亏而不讲理者占便宜的局面。
人总能重新开始
我对自由的理解可以从我的微信签名说起：人与猪的本质差别在于，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这正是我对人的本质的定义。
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是说人具有当下直接发动的能力，这是20世纪现象学哲学的根本诉求。本质世界固然是形式的、抽象的，但它的基础却在我们当下的直观中，是可以直接把握和直接呈现的。好比“自由”虽是一个普遍概念，但当我们理解它并不需要“中介”。恢复这种直接性，是20世纪哲学的愿望之一。
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是说人首先是自由的个体。这是20世纪存在主义的基本诉求。个体此在是可能性的存在，是向将来开放的存在，所以个体才是自由的。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因此，存在主义者说“存在先于本质”。
西方哲学史中，本质主义一直是主流；但在过去不久的20世纪里，存在主义渐渐占了上风，它以革命的方式确立和维护了个体自由。尽管这种强调个体自由的哲学甚至演变成反抗制度的革命行动，但我们不能因为一种哲学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就否定这种哲学的意义。作为哲学思潮，“存在主义”仿佛早已经被当成过时的东西抛弃了。但如果从较大尺度的思想文化史视野来看，我们看到，所谓“存在主义”仍然是西方主流形而上学批判的最强音，其思想成果已经深入人心。它直指人心，因此它有未来性。
卢梭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今天的人类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情况。今天的人类大概已经到了马克思所谓的“普遍交往”的状态，已经成了“世界历史性的”人。就此而言，未来哲学的开展依然要继承和发扬在“存在主义”名下对个体自由的理论，这是未来哲学的使命。
尼采说的“上帝死了”，意味着人缺失了神性的尺度，使得有限而悲苦的人生问题变得愈加紧迫。他最后回到个体在瞬间启动的创造性，总结起来就是：人总是能够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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