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作为《尚书》中重要的一篇，其篇幅虽短，却论及了我国先秦时期的山川、物产、交通、民族、大一统思想以及区域划分的构想等诸多方面，

《禹贡》历来被视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不祧之祖。孔子在提出“《书》教”概念的同时，还提出了“《书》教七观”说。《礼记·经解》载孔子言：“疏通知远，《书》教也。”“《书》教七观”说的相关论述见于《尚书大传》和《孔丛子》。《尚书大传》卷五《略说》云：“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孔丛子·论书》云：“《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秦誓》可以观议，《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尚书大传》与《孔丛子》对“七观”说的论述虽有所不同，但皆提出了“《禹贡》可以观事”之说。与其他六学说相比较而言，“《禹贡》可以观事”这一学说较为特殊。其他六个学说中的“义”、“仁”、“戒”、“度”、“治”、“美”等，皆为某一具体领域的思想观念或治国方略，而“《禹贡》可以观事”中的“事”，所涉及范围与内涵意义却很广泛。

禹贡

清代学者胡渭在其著作《禹贡锥指》中总结《禹贡》“十二要义”为：地域之分，水土之功，疆理之政，税敛之法，九州之贡，四海之贡，达河之道，山川之奠，六府之修，土姓之锡，武卫之奋，声教之讫。“十二要义”上至军政国策、祭祀宗教，下至民众生计、社会秩序，涉及广泛，体系完善。可见，《禹贡》所观之“事”乃是涉及国家方方面面之大事，并非普通小事。由于《禹贡》中所观之事包罗天下万物，这里仅摘出其中两点进行介绍。

一．《禹贡》“边界”观念与“华夷之辨”

“边界”一词出现较晚，早期是没有这样的叫法的。汉字在早期通常是以单独的一个字来表达某种意义或内涵。“边”字的起源和演变极为复杂，《说文·辵部》云：“边，行垂崖也。”指行走在近山崖的外沿，也具有边际、边界的意思。《诅楚文》云：“ （师）偪（逼） （吾）边競（境）。”引申之义于湖、池等可指畔；于衣服等可指衣边等等。相比较而言，“界”字显得比较形象具体些，结合出土的春秋战国秦国简牍字形，可以看出其从田，与田地、土地有关。

禹贡九州

《说文·田部》云：“界，境也。”《尔雅·释诂》云：“疆，界，边，卫，圉，垂也。”从《尔雅》的解释来看，“边”与“界”意义相同。结合众多解释，可以归纳出，“边”“界”两字初义虽有所不同，但随着思想意识的发展，后世常将两者合而用之表达同一种内涵，即表示一定的界线，有着区别他者之意。

西周曾提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口号，但华夏意识中的“边界”观念是很模糊的，“自我”和“他者”的差异并不是很清楚。从西周开始，当中原王朝随着文明区域的开拓不断扩大，而面临“夷狄”之患时，才开始有了一定的“非我族类”意识，这可看作华夏“边界”意识的最初萌发阶段。不过，华夏文明历史悠久，由于其发展过程经历了中原与夷狄反复的对抗与融合，因此其思想观念亦有其复杂性。华夏民族的“边界”观念亦是如此。在华夏思想体系中，“边界”不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其有着丰富的内涵。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讲，首先有着“国界”之义，用今天的术语讲叫作“政权部族界”，但是在古代，对于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来讲，“华夏正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王朝意识，其核心要义在于区别“华夏族”与“蛮夷狄”等非我族类，因此在中国古代，当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确定政权间的分界线时，同时也就意味着确立了一种“华夷两分”的界线，某种程度上讲，后者的影响及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前者。《禹贡》文本虽短，但却蕴含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华夷之辨”的天下两分意识以及边界意识。

以禹贡为名创刊的地理学刊物

华夏文明从传说中的黄帝到大禹建立夏朝、再从商汤灭夏到周武王伐纣灭商，经过上古三代的民族交流与融合，华夏民族至此基本形成。随着周王朝的建立，华夏文明从此进入新纪元，逐渐出现了一套新的人文世界体系，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变化就是“华”与“夷”的划分与对立的出现。《禹贡》大禹治水的事迹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后人看来，华夏文明能得以继续发展繁荣，全是基于大禹治水的功绩，这在后世文献中多有记载。《

二．九州划分——冀州并非“不言其境”

《禹贡》的十二要义中，开篇就是对地域进行划分，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划分九州版图”（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一般情况下来讲，在版图划分的时，一般关于州与州之间的边境（边界）会划分的相较清晰，但冀州却是一个例外。通过《禹贡》中关于冀州得到原文记述（这里暂不列出），可以较为明了地得出冀州的西、南、东三个方向均以黄河为界，除了北部边界外，其余方向边界都有了较为明确的结论，对于冀州北部边界，历来争议颇多，因此也常说“冀州不言其境”。但，真的是“不言其境”吗？模糊的北界，又代表了什么？

古代中国的天下空间，不像现代的世界各国版图那样固定不变，内圈与外圈之间、化内之地与化外之地，时常处于不稳定的变动之中，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在战国时代，天下只是方圆三千里的九州，而到了汉代，天下则成为包括夷狄在内、方圆万里的帝国辽阔之疆域……天下由诸夏和蛮夷组成，中国在中心，可以推广到每一个角落，王者无外，进而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华夏民族经历夏商周的不断开拓与融合，到战国时期，经过兼并战争，大国逐渐确立，冀州所处的中原之地多强国，孕育着全新的天下大一统，《禹贡》的作者无疑看到了这一历史趋势，其思想超越诸侯列国割据的层面，直接跨越性地勾勒出一幅天下统一后的美好画面，该思想对华夏文明的发展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禹贡》一篇，无论从文献叙述方式，还是从内容结构来看，其捧拱冀州的意图极为明显，意在凸显天下混乱之中所孕育的重归大一统之趋势。孔子曾说：“《禹贡》可以观事”，许慎曰：“事，职也”，篇中所言之“事”并非普通小事，而是涉及一个王朝方方面面的国家大事，而这十二项国家大事又都围绕着“冀州”来展开，对于冀州不言其境，前人学者有的穷尽其能试图找出冀州真正的边界，然附会牵强终不能得其大义所在，或有学者曰“亦所以尊京师，示王者无外之意”此乃稍微得其所在。

自上古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造人、唐尧、虞舜、夏商周，再到春秋战国，华夏民族历经无数次迁徙，在长达数千年迁徙的过程中，最终确定了一个相对较为安稳，适于发展农业生产地区范围，在这一范围中，华夏民族并没有固定在某一个地点，而是继续在这个范围内根据政治文化的需要进行着小规模的变动，从今存遗址来看，七大古都中有六个位于黄河流域的“冀州”范围，这些古都曾是历史上一国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活动的中心，这些古都实质上就是华夏民族在几千年不断长期的迁徙过程中，通过累积经验所确定的较为安稳的聚集中心点，这些斑点状“中心”构成了“冀州”，冀州边界是“弹性”存在的。

《禹贡》是一部托治水而阐发天下秩序的地理思想著作，我们不仅应看到其所传达的天下一统观念，更要看到其天下华夷一家的观念以及华夏文化礼教的开放包容情怀。《禹贡》之核心在“冀州”，“冀州”之核心在“华夏民族”，而华夏民族之核心却不是单纯静止的“中原族”，它是一个处于动态包容中变化发展的群体概念。冀州若是言其境，便是一种狭隘，《禹贡》亦失去其意义所在，世人所言冀州“不言其境”云云，皆不得其大义所在。冀州不言其境，实乃因华夏文明本就是一个不断开拓交汇的文明，无论中原族还是四方之夷狄，凡能入主中原一统天下，开万世太平者，皆为天下之“正道”，这实质上暗含了一种“天下择优”的民族文化思想，这也迎合了儒家“惟仁圣理天下”的思想，此之大义是《禹贡》历来被捧为至尊地位而流传至今的精髓所在，更是华夏民族历经千年而能够薪火相传的重要原因所在。

三．结语

在孔子“七观”说中，“《禹贡》可以观事”说是内涵最为丰富的一个学说。无论是地理层面，还是思想层面，《禹贡》可谓是两者兼具，并且互为补充。从《禹贡》著成，到清代乾嘉学派的用力考释注疏，《禹贡》学之繁盛可谓超越了所有地理类著述，这就注定后世在研习《禹贡》时，不同学者因其不同的社会经历和社会感悟，其所参看的角度与层次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多学科交叉的。不过，唯一不变的核心就是，《禹贡》是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的灵魂所在。二十四史地理志、全国一统志、地方志等古今各类地理著作，皆从《禹贡》九州谈起，因此谈《禹贡》，就避不开其所蕴含的天下大一统观。

参考书目：

[1]《远古华夏族群的融合》

[2]《尚书》

[3]《礼记·经解》

[4]《孔丛子·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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