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楊繼軍，經濟學博士，南京大學理論經濟學博士後。
2. 馬野青，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經濟學博士
摘要：本文強調人口因素在外貿失衡問題上的重要性。緣於經濟體人口轉型時序上的先後和速率上的高低，人口年齡結構會在地域上呈現出不同的分佈特徵。在一個可求解的四期迭代模型中，勞動適齡人口數量高、人口撫育比低的經濟體傾向於高儲蓄，而由於人口的儲蓄重心一般要晚於投資需求，所以這類國家通常出現結構性的國民儲蓄大於國內投資問題，經常項目順差自然成為這個問題的一部分，進一步的數值模擬為上述判斷提供了支持。此外，人口年齡結構的“高”或“低”，是勞動適齡人口在時間上錯置的結果，從一個連續的、動態的視域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總是處於高低嬗替中。因此，人口因素促成的外貿失衡，雖然是結構性的、長期的，但卻不是永久性的，人口年齡結構的反轉遲早將攪動各國已有的貿易收支地位。
JEL：E21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本世紀以來，美英等國經常賬戶持續惡化，對外負債不斷累積，新興市場經濟體和部分能源出口國的外貿順差卻急遽擴張，全球經濟失衡日益凸顯。中國作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代表，自1994年以來，連續保持雙順差達17年，在國際經濟史上實屬罕見。而近幾年出口相對於進口更是一路攀升，順差式外部不平衡的特徵已經十分明顯。對於全球經濟的失衡，經濟學家早有關注，並提出了一些富有啟發性的觀點。Joseph和Steven（2005）將全球失衡的原因概括為七個方面：美國財政赤字的增加、私人儲蓄的下滑、生產率的提高、全球金融新產品的出現、全球儲蓄過剩（Global Saving Glut）、亞洲部分國家對匯率的操縱以及全球石油價格的不斷上揚。
此前，貿易收支的匯率調整論頗為搶眼，並一度成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廣大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矯正外部失衡的主流思潮和政策工具。本文認為，本輪全球經濟的失衡是各種因素共同促成的結果，既有國際的，又有國別的；既有直接的，又有間接的；既有宏觀的，也有微觀的，更有制度方面的。在全球各種因素髮生時序變化的背景下，再完全以既成的分析框架為模板，硬性地將匯率因素套入到長期外部失衡的分析中，難免有脫離現實之嫌。本文主要集中從人口年齡結構方面探討全球經濟失衡的成因，促成我們萌發這一構想的原因有三：一是本輪全球經濟失衡的長期性，暗示其致因亦應該是結構性的；二是初步的研究（Kim和Lee，2008；Cooper，2008）表明，各國經常項目餘額與人口撫育比之間呈現出一定的穩態關係；三是世界各國正在歷經著一場以人口老年化為基本特徵的人口轉型。
Higgins和Williamson（1997）應用聯立方程發現，人口年齡結構對貿易收支的影響等價於其對國內儲蓄和投資影響的淨額，考慮到個體的儲蓄重心與投資需求並非同步，當一個地區的人口結構呈“橄欖”形時，將傾向於出口過剩儲蓄，形成“代際轉移意義上的外貿順差”；Lane和Ferretti（2001）認為即使是勞動適齡人口，其內部結構對國外淨資產的影響也不盡相同，相對於年輕勞動力人口，老年勞動力人口表現出更高的儲蓄動機；Higgins（1998）的研究證實30～64歲人口比重的增加傾向於使經常項目出現順差，且45～49歲人口比重增加使經常項目變動達到峰值；王仁言（2003）對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與貿易收支的關係進行了研究，其結論與Higgins的觀點基本相符；Lührmann（2003）認為人口結構是一個很強的時序性變量，直接採用少兒人口撫育比與老年人口撫育比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多重共線性，造成模型識別困難；祝丹濤（2008）提醒我們，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由此帶來的全球經濟不平衡的調整，也將是漸進的，基於人口年齡結構分析貿易收支，應著力於中長期視角，短期內人口年齡結構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可能並不顯著。
本文在Brooks（2003）和Ferrero（2006）模型基礎上，楔入個體生命週期中各階段的滯留期限來考察其對人口撫育比的影響，並利用數值模擬折射其與人口年齡結構以及經常項目餘額的關係。本文其餘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關於人口轉型和經常項目餘額的一些典型化事實；第三部分構建了一個四期迭代模型，並利用二國各自的經常項目恆等式得到經常項目餘額表達式，以充分反映出外貿失衡的“交互性”；第四部分是一個比較靜態分析，在對參數賦值的基礎上，通過改變各地區的人口年齡結構，來觀察經常項目餘額可能的變化；第五部分總結全文並給出有助於矯正外部失衡的政策建議。
二、人口年齡結構和經常項目餘額：一些典型化事實
割捨經濟體間的聯繫，單一地從A國內部考察其經常項目的失衡是不科學的。因為全球經濟作為一個整體是封閉的，A國的順差意味著“餘下國家”的逆差（施建淮，2005；Cooper，2008），外貿失衡具有“交互性”；A國順差的致因同時也是“餘下國家”逆差的誘導，外貿失衡的原因具有“交叉性”。因此，要分析中國為什麼呈現鉅額順差便不能不同時分析餘下國家為什麼保持鉅額逆差，反之亦復如是。為此，有必要將經常項目失衡的分析由局部轉向總體，亦即納入到全球視域中進行綜合考察。本部分內容主要給出人口因素和經常項目餘額方面的一些典型化事實。
石油輸出國、中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和亞洲其它一些小型經濟體的順差；美國、英國、意大利和澳大利亞和部分中歐國家的逆差共同構成了一幅穩定的世界不平衡圖景。稱其“穩定”的不平衡，依據在於：各經濟體的外貿順差和外貿逆差在近十年既未出現強烈反轉，亦沒有發生結構突變，基本都是沿著原有軌道、在強大慣性作用下縱深發展。1996～2008年短短的12年中，俄羅斯經常項目餘額翻了近8倍，中國則一躍翻了60倍，接近4400億美元，一度成為西方逆差國詰責的主要對象。作為全球最大的經常項目逆差國，美國將近有一半的赤字生成於亞洲，尤其是在中國和日本。
無獨有偶，全球經濟失衡加劇之時，亦是世界人口急遽轉型之際。過去半個多世紀中，世界人口增速趨緩，平均年增長率僅為1.7%，預計到2050年底，世界人口增長率將由目前的1.35%下挫至0.33%，人口增長率的下行趨勢似乎已成定局。然而，這種趨勢的地區差異愈發引人關注。諸如歐洲、大洋洲和北美洲的一些發達地區，在人口生育率上普遍低於亞洲和非洲等不發達地區。國別上看，中國應被視為發展中國家的“共類別科”，約1.6的總和生育率使其較早告別了一般發展中國家所固有的人口粗放式、甚或是爆炸式增長模式；日本和美國被視為發達國家人口模式的二重極端，日本1.3的總和生育率尚不足以維持代際更替的平衡，人口出現負增長，後續勞動力不足；美國雖屬發達國家，卻仍然保持在一個較高的生育率水平上，有望在未來勞動力供給上凸顯優勢。如Becker和Barro（1988）所言，生育行為是個體在人口數量和人口質量間權衡的結果，世界人口出生率下降只是故事的一半、人均壽命的延長則構成了另一半，二者共同鑄塑著當代人口轉型的動態性特徵。
人口增長趨勢的放緩和人均壽命的延長孕育著一個新時期的來臨，全球性的人口老齡化不可避免。人口學家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未來40年中，60歲以上人口將以2.4%的速度增長，80歲以上的人口將以3.4%的速度增長。到2050年世界65歲以上人口將佔到總人口的16.2%，高於現有水平9個百分點；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老齡化趨晚，但進程較快；日本現有的高老年人口比重以及不斷遞增的老年人口有望成為世界上“最老的國家”；非洲地區囿於落後的醫療衛生，人口壽命低迷不起，人口老齡化幾無跡象。
某一時點上的人口年齡結構，受制於各年齡段人口在基期的初始值、人口出生率、人均壽命等諸多因素。“二戰”結束後，累積的生育意願得到了釋放，世界各國曾先後出現過“嬰兒潮”，幼兒人口數量急遽擴張，若干年後，這波嬰兒進入中年，繼而邁入老年，人口年齡結構在時間序列上漸次形成“金字塔形”、“橄欖形”和“倒金字塔形”。目前來看，“二戰”以後的這波嬰兒仍處於勞動年齡階段，但很快會觸及退休年齡，人口年齡結構也將完成由“金字塔形”向“倒金字塔形”的轉變。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我們認為，未來十年中，非洲的人口撫育比將繼續下降，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勞動適齡人口仍將佔較高比重；歐洲的非勞動人口會迅速上升，人口撫育比提高。圖1是我們根據相關數據對未來全球各地區的人口年齡結構進行的一個估算。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最大貿易順差國，中國本輪人口撫育比偏低主要發自於三個事實：（1）人口出生率的持續走低，資料顯示中國的人口出生率已經由1953年的37‰跌至2007年的12.1‰；（2）建國初期的一波“嬰兒潮”充實到勞動適齡人口隊伍中；（3）我國近十幾年來人口跨地區、跨行業的大規模流動形成了事實上的高勞動參與率。與此同時，相反的因素也正在醞釀並促成，建國初期的“嬰兒潮”即將走完中年，進入退休階段；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正成為一個長期性趨勢；在勞動力轉移選擇性機制下，農村滯留人口在“質”和“量”上雙重下滑；居民人均壽命的提高延長了個體的被撫育期，加大了未來人口撫育負擔。
作為串聯生產和消費的人口，其變化必然會對宏觀經濟施以一定影響。儲蓄方面，一些國家已經開始為即將發生的退休人口高峰期的到來進行大量準備，陷入“儲蓄過剩”（Bernanke，2005；Blanchard，2007）；相形之下，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因後續勞動力充足，未來人口負擔輕，消費發力。投資方面，在（1）勞動力增長的緩慢；（2）資本的高度深化；（3）隨人口老年化而來的對住房、人力資本投資需求的下降以及對社會創新能力的侵蝕等各種因素相互疊加下，人口老化嚴重的國家投資誘導不足。一國儲蓄和投資的不匹配，引起了商品和資金的流入流出，攪動著既有經濟下的平衡關係。發達國家較高的人口撫育比，決定了其作為整體不得不呈現經常項目上的逆差，而新興市場經濟體則反之。
三、基本模型
（一）典型個體
模型秉承了Brooks（2003）的部分思想，不同之處在於：我們凸出了個體不同生命階段間的承續性，並將之刻畫為一個可求解的動態過程，通過生命週期中各個階段滯留期限的引入，將人口年齡結構內生化。我們考察這樣一種經濟：
使二國的人口撫育比都處於低水平，順差也只可能出現在更低的一國，而另一國仍然是逆差。一國人口年齡結構的偏高或偏低是各年齡段人口在時間上錯置的結果，從一個完整的週期看，人口年齡結構必定是平衡的，一個時期人口年齡結構的偏高必然對應著以後某一階段人口年齡結構的偏低。這暗示由人口年齡結構而生成的外貿順差具備自發調整的機制。
五、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強調人口因素在全球經濟失衡上的重要地位。總體來看，發達國家率先完成了人口轉型，人口出生率回落，人均壽命延長，人口老年化接踵而至，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下挫。相形之下，發展中國家人口轉型要來得晚，人口年齡結構趨於年輕化。中國雖位於發展中國家之列，但其人口轉型要稍早於一般的發展中國家，晚於大部分發達國家。理論模型表明，高人口撫育比的國家通常會呈現“低儲蓄、低投資”的宏觀經濟結構，低人口撫育比的經濟體一般對應著“高儲蓄、高投資”的格局。重要的是，個體儲蓄的重心較之於投資需求要來得晚，所以前者具有結構性的國民儲蓄小於國內投資的傾向，而後者則相反。作為國民儲蓄和國內投資的缺口，經常項目餘額也隨之被鎖定。本文的研究還表明，單一意義上的人口因素不可能促成一國永久性地陷入外部經濟的失衡中，人口年齡結構的反轉遲早會打破已有的貿易收支格局。既便如此，長期、大量的外貿順差或逆差在現實中還是難以容忍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受歡迎的。為此，需要在以下方面做些許調整。
一、延長個體的工作年限。中國人均壽命已經大幅度提高，個體的生命活動特徵也呈現出鮮明的變化，如果再延續對“老年人口”概念的傳統界定，而不變更退休年齡，勢必不能反映這種變化，也不能消弭由此帶來的壓力。由於個體在老年階段時，器官機能逐漸弱化，醫療需求壓力陡增，人均壽命越長，其支出就越大，在勞動適齡階段對儲蓄的需求就越高。因此，我們必須根據變化了的個體生命活動情況，重新定義人口的各個年齡段，並將這種定義上升到政策層面，這既是人口規律自身的需要，也是現實經濟社會的需要；既有利於我們應付人口老年化帶來的挑戰，也有利於調節儲蓄，平衡外貿收支。
二、部分國家可以適當提高生育率，增加勞動供給。以中國為例，20世紀70年代以前中國屬典型的高生育率國家，此後在強制性的人口乾預政策和誘導性的市場選擇機制下，人口出生率急遽下行，這樣一種高低突變，勢必會投射在未來的人口年齡結構中，造成外貿失衡。我們認為，在確保不發生大規模人口反彈的情況下，可以適當提高生育率，增加少兒人口比重和撫育負擔，降低國民儲蓄，緩解外貿順差；同時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可以增加後續勞動力供給，減少未來人口老年化時期所可能出現的貿易逆差，通過對人口出生率的調節，來成功實現人口年齡結構的“軟著陸”，達到平衡外部經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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