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聲，最早發源於明清時期，但是全盛，卻是現代；而小品卻很年輕，最早在1984年由朱時茂和陳佩斯合演的《吃麵條》節目而一舉成名，創造了這樣一種誕生於春晚的曲藝形式。然而兩者天然地和“詼諧逗樂”分離不開，前者是“說學逗唱”，後者是“單元劇情”。
吃麵條
到了網絡視頻隨處可見的時代，它們都相應地轉變了媒介形式，有的變成了直播視頻中的單口說笑；有的變成了10分鐘以內的微電影；當然了，內地電影市場在這幾年可以撐起400億上下的票房，相聲和小品自然不會放過。
郭德綱的德雲社，作為現在最火爆的相聲品牌，而他本人因為在主持界和相聲界的地位，所擁有的影視演員人脈，要拍一部“群星璀璨”的賀歲電影，當然不難，於是《祖宗十九代》這樣一個標準的“春節檔”電影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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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部電影的開頭，很容易讓人以為，這是小品版的《101次求婚》。男主角岳雲鵬主打“人醜有才”的設定，而林志玲又再次出現，加上還有一個讓她動心的井柏然，故事的發展本來可以如此平庸地走下去。
但事實是，從“顏值”出發，岳雲鵬用“家譜”上的名字進行時空穿越，企圖改變每一個祖宗的婚戀，從而改變自己的樣貌。老實說，這個想法倒也新鮮，可是糟糕的執行力和完成度讓本片淪落為一個個小品的串燒，它沒有劇作法上的考慮，也沒有故事上的起承轉合，而是徹底的用笑料來堆積，用“審醜”來造勢，每一個鏡頭都像是劇場舞臺上的綜藝打鬧。小品電影，最後完全剝去了電影的痕跡，成為小品相聲的逗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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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正是郭德綱的考量，他的這部《祖宗十九代》壓根也不是為欣賞一部精緻電影的觀眾做的準備，而是給“德雲社”的擁躉發的新年彩頭。在近幾年春晚相聲和小品的原創和品質越來越低的趨勢下，那些緬懷新世紀前後十來年曲藝黃金時期的觀眾，或許早就將大年初一上映的喜劇電影，當做延遲到來的小品合集，而反觀《祖宗十九代》的構成，也恰恰如此。
近30位的明星助陣，但是除了岳雲鵬，每個明星都只是在各自的單元劇中出現，然而除了一個“顏值”的命題外，每一個單元劇的內部都是圈定的，上下之間並無關係。一群明星合起夥來，只有一個作用：為了把觀眾逗笑，至於方法並不講究，它可以重複使用一句“誰說我是醜八怪我跟誰急”，也可以在每一個單元中安排一個“醜女”。誤會、誇張、賣賤都可以隨時出現，然而所有這些手段只是讓觀眾“臨時起笑”，造成笑料的原因並不重要，然而對於電影來說，這些原因，才是最重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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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來說，《祖宗十九代》剝開了電影的“核心”，而去追求“娛樂性”的極致，這期間的斷裂，卻並不會讓春節檔觀眾的神經受到觸動，在拖家帶口，只為去電影院樂呵一下，這才是大多數觀眾看春節電影的目的，他們並不需要聆聽“故事”，也不需要感受“人物”，對於他們自身來說，能和身邊的人共時地吞食歡笑的氣氛，一切都不再重要。
然而，這一現象漸漸地也不再是春節檔電影的專屬特質了，很多暑期檔、國慶檔的電影都開始朝這一方向發展，喜劇成為最廉價的電影精神，只要一部電影可以讓大眾獲得歡樂，這便是一種政治正確，而在互聯網視頻病毒式傳播以前，這一現象並不明顯，電影對於大眾來說，還是故事性和娛樂性齊頭並進的藝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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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笑視頻和手機直播，這種影像呈現方式改變了電影、電視原先的接受面。相聲、小品泥沙俱下，正是一代觀眾催逼出電影的異質化，電影的“小品化”並不是偶然。
而《祖宗十九代》中的核心話題“顏值”，正是這個時代的另一種軟性階級化。一個人的美和醜，開始越來越有標準，當國人在嘲笑韓國選美小姐的面孔相似時，國內直播間的“小姐姐”也正在以一種標準化肉體呈現這個時代的審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明星的審美樣式不復存在，成為一種懷舊，即使鐘楚紅和梅豔芳樣貌迥異，即使張國榮和周潤發氣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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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宗十九代》中，這種審美標準集中在井柏然身上，甚至集中在主持人孫藝洲身上，更在臺灣的林志玲和范冰冰的臉龐中。岳雲鵬飾演的貝小貝即使才高八斗，也只是替人代筆的搶手，在兩性關係上是處於絕對劣勢的棄兒。
他每一次用力地去改變祖宗婚戀，就是在改變自己當下的社會地位和名利價值，正如他的一句話：“我自己覺得我長得沒問題啊！但是大家覺得醜。”這正說明向來以姿色容貌作為外在的審美，早已經物質化，在“顏”字後面附加“值”，早已肆無忌憚地表明當下“臉蛋經濟學”的張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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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貝小貝在上古女媧那裡參透“顏值”，回到現實用真實的身份寫書，依舊在結尾成為笑料，井柏然的那句：“我長成這樣做什麼都不用愁，但你長成這樣就得努力了”。郭德綱通過五個時空的單元劇萃取的“顏值為虛”的表達意願，最終還是被一個戲謔的結尾消解了。
但是《祖宗十九代》它本來就不是為“醜人翻供”的驚堂木，它只是一個讓“醜人”或者“美人”在觀看這部電影時，對自己的一種玩味。這個玩味是不同的，甚至是慘烈的，因為，“美人”看過當然會心一笑，自比水仙；而“醜人”在用電影百分之九十九的部分為自己灌心靈雞湯後，卻還是被最後的百分之一活活打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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