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格天1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司马迁与汉武帝的真实关系。实际上，汉武帝残酷地迫害了司马迁，司马迁心中对汉武帝是怨恨的。整个西汉时期，《史记》一直被官方封存于皇宫之中，甚至将之称为谤书。这说明，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评价虽然不失客观，但却有所保留，抑多褒少。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它开创了中国文人士大夫写史论史的先河。《史记》与它之前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历史，多了对细节的描写，具有极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鲁迅就曾经说过《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还一反史学家的客观立场，对于他不喜欢的人物专门挑出来，贴上标签，做道德标识。这就有了《佞悻传》、《循吏传》、《酷吏传》等篇章。

其实，史记中专门给卫青和霍去病写了一篇，即《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里面将卫青和霍去病合并写了一传，同时又将公孙贺等十五个征胡将领放在此传，是史记中比较精彩的篇章。

但是，在《佞悻传》里，司马迁又特意提起了卫青和霍去病。这是有原因的。

佞悻一词在现代是不折不扣的贬义词，用来形容小人中的坏人，是一个十分不堪的词汇。但在汉武帝时代，佞悻一词的贬义不如现在那么强烈。佞的意思是邀宠，巴结，讨好。悻的意思是在上者向下施以恩惠，或是身份高的人向身份低的人表达宠爱之情。在司马迁看来，凡是通过巴结讨好或者仗着皇帝宠爱得官的人都是佞悻，而不论他日后的表现如何。所以，以司马迁的标准，凡是符合佞悻一词的含义，就符合《佞悻传》的入选标准。

卫青和霍去病都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外戚，但两人的情况略有不同。卫青能征善战，立下不世之功，但同时又能谦抑自守。他是天下外戚的楷模，后世的外戚几乎没有能在道德上超越他的。而霍去病则恣肆汪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军事天才。他死的时候才24岁，但却以单骑奔袭匈奴的单于庭，敢于深入大漠挑战匈奴主力。当时西汉对匈奴作战最大的困难不是打不过，而是找不到匈奴主力，比霍去病长一辈的飞将军李广就是如此，空有其名却百战无功。

卫青和霍去病都是名副其实的功臣。往大了说，就是民族英雄亦可。他们在任何朝代都不应该被当作佞悻。但他们又的确是外戚，是汉武帝宠妃卫子夫的弟弟和外甥，他们的被重用首先是因为他们是外戚这个原因。

汉武帝这个人喜欢任用外戚，这是后世人尽皆知的事。他喜欢哪个女人，恨不得把江山都送给她的家人。所以，卫青和霍去病被写入《佞悻传》，不应该是意外事件。

我们今天之所以对此反感，是因为《佞悻传》里还有邓通、韩焉和李延年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以色事君上，怎么可以与卫青、霍去病放在一起，以至于把佞悻这个词拐带了，变成是用来形容小人中的小人了。这就是我们与司马迁的区别。司马迁时代，佞悻就是佞悻。我们今天，佞悻是小人之尤。我们如今理解的佞悻是引申含义，不完全是佞悻的本意了。

其实，司马迁对汉武帝并非全无芥蒂。汉武帝用人不拘一格用人固然不错，但他重用外戚是不争的事实，司马迁对此是很有意见。但司马迁并不明说，他是士大夫，是名门之后，儒家的规矩对他是起作用的。于是司马迁在行文时常以堂堂正正之师，却行阳谋之道。这就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任武帝朝的太史令，专门负责记录和撰写宫廷史。汉武帝不喜欢司马谈，原因是司马谈过于耿直，对于汉武帝的过失不加掩饰，秉笔直书。汉武帝泰山封禅时，故意不让本应是重要角色的司马谈参加，借以羞辱。

但司马谈的人生理想是写出一部继《春秋》以后的史书。他的这个心愿没有完成就去世了，留下来的官职和夙愿都被司马迁继承了。

汉武帝天汉二年，汉武帝派李陵为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心高气傲，觉得护送辎重的差使委屈了自己，自请以步兵五千远至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同意了。但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主力，经八天八夜奋战，最终寡不敌众降敌。

武帝异常愤怒，群臣也都纷纷声讨李陵，唯有司马迁不以为然。他对武帝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却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

但朝中小人多。有个公孙敖，本来是去接应李陵的，没有完成任务有点心虚，回来谎报说李陵投降后又为匈奴练兵，武帝气愤至极，夷了李陵家三族。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但汉时律法，当斩之刑可以纳钱50万免罪，无钱可纳时亦可施腐刑代罚。司马迁家世代史官，一清如水，哪里拿的出50万钱。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一般都会选择从容就死，因为死了可以不受辱。可是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毅然选择腐刑。所以日后司马迁常自称是刑余之人。

其实，此后不久就证实了关于李陵为匈奴训练军队是谣传。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他年轻气盛，只带5000兵马就敢深入大漠，其智勇不输霍去病，虽然兵败被俘，但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也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汉武帝当时为了偏袒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迁怒于李陵。事后发现冤枉了李陵，又拒绝认错，实在是自毁长城。如果汉武帝听从司马迁的建议，说不定会为西汉王朝成就出另一个霍去病。

此后九年，司马迁忍辱负重，终于使《史记》成书。其实在《史记》即将成书之前，汉武帝很担心司马迁对自己有恶评，多次向司马迁示好，但司马迁不为所动。

《史记》中对汉武帝抑多褒少，对其过失毫不掩饰。所以，汉武帝看了《史记》后大发雷霆，下令封存，禁止任何人阅读。幸亏司马迁录有副本，才使《史记》流传下来。不过也因此造成了《史记》谜案，让后世为《史记》的篇章和记述不一而争论不休。

司马迁写《史记》为后世史官和士大夫阶层树立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榜样。他和汉武帝的恩恩怨怨彰显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绝代风骨和独立人格。一介书生在权力面前，哪怕是强悍如汉武帝，也能坚持不阿谀、不依附、不攀援、不朋比。比起天某朝知识分子的犬儒和苟且，不知要怎样的高山仰止、滔滔江水？！

国史馆

因为卫青和霍去病的起家就是佞幸，司马迁只是秉笔直书而已。

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在参与对匈战争之前，卫霍两人主要是作为外戚受汉武帝重用，都并没有很高的军事素养和足够的军事实践

相比《史记•佞幸列传》中的另一人物韩嫣，卫霍在「善骑射」、「习胡兵」方面是有所不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如果韩嫣没有因为娇宠不法被武帝的皇太后处死，熟悉其祖父韩颓当（韩王信生于匈奴的儿子，曾经担任匈奴骑将，后归汉被封为弓高侯，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功冠诸将”）掌握的匈奴骑兵战术的他也许也会在对匈作战中起到极大的作用。

韩嫣确凿无疑就是武帝的男宠，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汉武帝的男宠都是娘炮，实际上，汉武帝实际更爱武勇的阳光少年型人物，再对照《佞幸列传》的定位，思过半矣，其实不待细说，乃们懂的。

（韩嫣的剧照，因为其身份，从导演演员到观众或许都有刻板印象）

但是，听话听全，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中的整句话是这样的：

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在说了卫霍的出身之后，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才能和个人努力。

事实上，对于汉朝、武帝和卫霍本人来说，最大的幸运在于，卫霍两人的缺乏汉朝传统军事训练，反而成为他们创新的优势所在，他们借鉴敌人的骑射，却以强化的骑兵冲击战术发挥汉军的核心竞争力，取得了李广所未曾想象的成功。

无论出身如何，卫青和霍去病是杰出的军事将领这一点无可争辩，这也是司马迁给予他们另外的单独传记的原因（《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至于是不是司马迁因为对武帝和卫霍不满（也夹杂为李广抱不平的因素）刻意丑化卫霍两人？回答很简单，不存在的。

班固在《汉书·佞幸传》用了和太史公相近的表述：

卫青、霍去病皆爱幸，然亦以功能自进。

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对司马迁颇有微词：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是其所蔽也。

但是班固并没有认为司马迁对卫霍两人的这个评价是挟私报复，是是非颇缪于圣人，可见

太史公和班孟坚在这一点上都是秉笔直书、临文不讳。

至于卫青霍去病，姑且允许我引用歌词：

看罢了古今多少事，英雄莫问出身。人活世上争口气，一腔热血几回拼。

就酱。

谈古论金

卫青霍去病最早见于正史是在《史记》中，其中有《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并非主载在佞幸列传，所记事例和行文多有溢美之词，作者赞叹之声也流于笔端，对卫青推功让爵，礼贤下士，和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名将风度大加推崇，并无刻意贬低。

而史记《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本传所描写佞幸主要是文帝时的邓通，武帝时，韩王信的孙子韩嫣，李广利的弟弟乐师李延年，他们都是“以色幸者”，简单说，是皇帝的男宠。在其中有“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一句，这一句引起后人误解，因为之前列举的多是皇帝男宠，而以为卫霍也是此类人，误解者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史记《佞幸列传》的佞，说文解说，“巧谄高材也”，揣摩上意善于逢迎，以言行得利，而幸字，“吉而免凶也”。佞幸，指以谄媚而得宠幸。由此可知，本传所列之人是无实绩，以溜须拍马或色相取悦人主得到信任宠信的人，并不是专指男宠，有以色幸也有以外戚幸，还有以言词幸。而涉及卫霍，只是行文间的转折，起承上启下作用，单独指出来，用意是说他们最终不是佞幸，初时以外戚身份受宠信。“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译为白话即是，卫青霍去病也因为外戚的身份而得到显贵和宠信，但他们都能凭自己的才能求得上进。最后笔锋一转，引出太史公发泄不满，认为帝王宠爱和憎恶的时机容易产生严重后果，对佞幸持贬斥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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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鹏

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中提到：“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自进。”在通篇列传中，司马迁在痛斥汉朝建立以来，皇帝的几个宠臣，仗着皇帝的宠信加官晋爵的同时，乱作非为甚至淫乱，后来都被处死或者自杀了。为什么司马迁要在这类人中突然点卫青和霍去病的“名”？其实并非偶然，这类人都有一个共同点：特别受宠；都有一个通病：就是骄横不会收敛。而卫青和霍去病也是因外戚卫子夫卫皇后而显贵受宠的，他们主要还是靠自已的才能受到提拔的,但是，司马迁并没有掩饰他们辉煌功绩背后的不足，人无完人，尤其是霍去病，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的性情是直言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霍去病的平时表现可看出，霍去病虽然很有本事，但是性情相当刻薄奢靡，甚至过于幼稚。他说：“霍去病小小年纪当了侍中之官，地位高贵，却不知道怜恤士卒。他率军出征时，天子派主膳食的太官，为他准备数十辆满载美味佳肴的膳车专门供他食用，出征回来，膳车吃不完的美味佳肴扔掉也不给那些吃不饱的士卒吃。跟他出征的士卒在塞外战场上，粮食都供应不上了，士卒们都饿得疲惫不堪了，他还要修建踢球场地。像这样类似的事很多。”

司马迁对霍去病的为人描述中，可知，这是一个思想性格还没完全成熟的富家子弟，“官二代”，然而这位有本事却性格不成熟的少年位至全军最高统帅，除了皇帝，没有人比他的地位更高了。加上皇帝对他的宠爱众所周知，一位身集军政大权和皇帝宠爱且本事极大又经常耍小性子的人，在皇帝眼里就是个存在的大隐患。如果这样的人不如意之时手中有统帅全军的大权，又倚仗最高统治者的宠爱，眼里容不得沙子，使起性子来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

据史料，汉武帝时期对匈奴实行第二次打击的漠北之战时，李敢曾随霍去病出征匈奴。公元前118年，李敢因怀疑大将军卫青陷害自己的父亲李广的原因剌伤大将军卫青，然而卫青并没有打算查究李敢剌杀全统帅的罪责，而没过多久，霍去病却因为这事趁在甘泉宫狩猎之时射杀了李敢。汉武帝得知霍去病射杀了李广之子的事后，大怒并责令霍去病调离长安到朔方去驻守，元狩六年，霍去病在去朔方的路上便病死了。当时他的死因说法是因为在漠北之战时匈奴人将病死的牛羊埋在水源，霍去病因为饮用了被瘟疫污染的水，瘟疫病发而死的。

年轻的霍去病被汉武帝授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候，成为与大将军卫青地位同等的汉朝军队最高统帅，此时的霍去病年仅23岁。然而这样一位年轻出类拔萃的年轻统帅却在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年仅24岁的时候突然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死因说法却是因两年前远征匈奴时得了瘟疫暴病而死。这个说法一直廷续了两千多年。两千年后，发达的医学技术却无情地否定了这个说法，一些专业人士认为，霍去病死于漠北之战两年后，不符合瘟疫的发病时间，得瘟疫而死的说法不成立。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年仅24岁屡建奇功的统帅英年早逝呢？

两年后得瘟疫而死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是非常不靠谱的，因为它不符合瘟疫发病的时间，为什么霍去病射杀了李广之子李敢后不久便得“瘟疫”死去了呢？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中突然“点名”卫青、霍去病，必出有由。那到底是什么理由？我们难以确知，但基于以上有史料记载的事件及疑点，不免让我们产生联想掉入历史的迷雾之中。各位看官您们怎么看？欢迎下方评论留言！

海马叔叔说史事儿

我是历史问答达人“青言论史”，乐于为您解答中国古代史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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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说实话，只能说是题主啊，你还是回头把《史记》好好翻一翻吧！

《史记》的列传第五十一，总第九十三篇，就是《卫将军骠骑列传》，也就是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列传。洋洋洒洒数千言，传主正是卫青和霍去病。

而《佞幸列传》里面，只有三个人物：邓通、韩嫣和李延年，通篇根本就没有提到卫青和霍去病这俩人。

怎么会有“卫青和霍去病为什么会出现在《史记•佞幸列传》里面？”这种问题？还是先把《史记》好好读一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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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言论史

先介绍下《史记·佞幸列传》，司马迁在这篇传记里主要写了三个人：邓通、韩嫣、李延年。

邓通是汉文帝男宠（皇帝亲近的男子，不一定要扯上同性恋），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为人谨慎，会邀宠，有一次文帝生了脓疮，他竟用嘴去为文帝吸脓，也真是恶心到家了……景帝当太子时就恨透了邓通，一上台就把他整死了。

相比之下，汉武帝的两位男宠格调就要高多了。韩嫣是将门之后，懂兵法战阵，李延年则是位著名音乐家，代表作是《佳人曲》（北方有佳人），这两人生活很不检点，仗着皇帝恩宠，竟跟后宫的女人们勾勾搭搭，也先后死于非命。

这三位仁兄，司马迁当然不待见，把他们归入“佞幸”，后人也没什么意见。

千不该，万不该，司马迁在《佞幸列传》的末尾加了段话，译成白话是这样的：“李延年死后，皇帝男宠大多出自外戚之家，卫青、霍去病也以外戚身份而受宠，但他们很能凭才能得到晋升。”

这话一说，争议自然就来了。

先说逻辑问题，司马迁说男宠多出自外戚之家，并没有说外戚就一定是男宠，有人仅凭这句话将卫、霍归入“男宠”，显然是逻辑不通。

再说事实问题，卫青、霍去病，汉朝抗击匈奴的最大功臣，号称“帝国双璧”，深受后世景仰的名将，邓通、韩嫣之流跟他俩哪有可比性？

司马迁当然明白，所以他写《卫将军骠骑列传》，洋洋数千言，记录了两人的赫赫战功，虽不及《李将军列传》那般荡气回肠，也算是写得比较到位了。

那么在《佞幸列传》末尾冷不丁扯上卫青、霍去病，司马迁用意何在？后世有人说他是记恨武帝而嫉妒卫、霍，有抹黑之嫌。

在我看来，这一点很难辩解。因为作为一代文史巨擘的司马迁，不会不知道这样写可能引起的争议，以及可能给卫、霍、武帝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他还是这样写了，说是发泄怨气也说得过去。

毕竟人非草木，下边无辜挨了那一刀，怨气自然极深，找机会发泄发泄也是人之常情，各位以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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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国学堂

这是一个会让人产生疑惑的问题，不了解的人会以为这个佞幸列传是写卫青霍去病的，但其实不是，卫青霍去病在这里面只不过是被提了一下而已，而且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份。

卫青霍去病的传记有骠骑将军列传，这个相当于是详细记载他们二人伟大功业的，也给出了足够正面的评价和公允的记录。

佞幸列传只不过是提了几句，因为卫青霍去病说白了都是外戚，都是非常严重的裙带关系，卫青是汉武帝地位小舅子，也是霍去病的舅舅，这种在封建时代的姻亲关系封侯拜相的，是要被别人看不起的，而且汉武帝肯定对他们都有特别的宠爱和照顾，按照一般规律他们两个应该也是纨绔子弟什么的。

但是偏偏汉武帝的这两个裙带关系非常厉害，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列入佞幸列传只是因为汉武帝太过宠爱和他们的什么，并没有任何贬低他们的意思。

昭烈名臣

首先要说清楚，《史记•佞幸列传》是汉代佞臣邓通、韩嫣和

李延年等人的合传，与卫青霍去病关系不大，不能因为提及两位，就碰瓷说人家是佞幸。

西汉的皇帝有断袖的优良传统，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都好这口，是否遗传有待考证，但也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放着后宫佳丽三千，却对男人情有独钟，只能用真爱来解释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史记•佞幸列传》实则是一篇对同性恋者的攻击文章，全文开篇第一句就是：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全文基调可见一斑。

《史记•佞幸列传》全文虽然短小，但佞幸是一个也不放过，日慕乡关在此大概说说。

（1）籍孺：刘邦基友
（2）闳孺：刘盈基友
（3）邓通：刘恒基友
（4）赵同：刘恒基友
（5）北宫伯子：刘恒基友
（6）周文仁：刘启基友
（7）韩嫣：刘彻基友
（8）李延年：刘彻基友

其中着重讲了邓通、韩嫣、李延年三位。

邓通就是汉文帝刘恒的男宠，司马迁说他是：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邓通与文帝相识的过程说起来到有些传奇，文帝做梦自己升天乏力，被身后一个穿黄衣服的郎中推了一把，顺势飞升，醒来后念念不忘，依据梦境寻找恩人，最终找到宫里专职掌管行船的小吏邓通，邓通自此与文帝双宿双飞莺莺燕燕，文帝为讨邓通欢心，不惜赏赐铜山与他，搞得后宫佳丽恨之入骨。

韩嫣是楚汉战争时期韩王信的重孙子，与刘彻可谓青梅竹马，从小玩到大，为了讨刘彻欢心韩嫣主动要求带兵攻打匈奴，为了练习武功，不惜天天用金弹子打鸟，搞得长安不少人活都不干了，就跟着韩公子打鸟捡弹子。

而李延年同样大大有名，他原本因犯法而受到宫刑，负责饲养宫中的狗，后因擅长音律，故颇得武帝宠爱，爱来爱去最后爱到床上去了，《史记》说他“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

这李延年也确实厉害，自己和基友刘彻搞得干柴烈火，销魂之余还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刘彻，就是那位“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的李夫人。而他的弟弟李广利也跟着沾光，做了贰师将军！

大家都是受过宫刑的人，但人与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难怪太史公心里不平衡，用笔狠狠恶心他们一下！

卫青霍去病只是被提及，佞幸并不是指他们。《史记》中专门为卫青霍去病爷俩开个专栏，叫做《卫将军骠骑列传》，较为客观的记述了卫青霍去病的生平功绩。

但既然出现在《佞幸列传》，要说没有一点问题也说不通，比如说卫青霍去病到底是不是武帝基友。

日慕乡关认为：很有可能是。

《史记•佞幸列传》说他们：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听起来好像是表扬，但仔细品品，好像有点别的味道，比如说宠幸是意思？

再回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针对卫青通篇比较客观，但却猛的来了一句：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

和柔自媚于上

至于霍去病就更露骨了，霍去病年十八，幸！再有洗白就的掌嘴了。

太史公为什么要专门恶心一把后世口碑极好的卫青霍去病？这其中有许多原因，日慕乡关整理了一下，供大家评说。

（1）老贵族看不起新贵族

太史公太史世家出身，可谓官宦子弟，贵族出身，瞧不上卫青霍去病这种靠关系上位的外戚泥腿子，纵然对方立下不世功勋，依旧难以摆脱出身低贱的原罪，尤其是他们外戚的身份，更是招致太史公的反感，且在太史公看来，卫青霍去病不过是赶上好机会，是武帝厚此薄彼刻意包装的结果，实力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

（2）为李广出气

李广是太史公的老友。却因为卫青的缘故屈死沙场，而李广儿子李敢又死在霍去病手里，太史公无法伸张正义，就用笔为老友报仇。

（3）恨屋及乌

武帝年间虽然取得了对匈奴作战决定性的胜利，但却是国力耗尽，民不聊生。太史公对武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十分讨厌，所谓恨屋及乌，皇帝的坏话不敢说，就把怨气发在这些为国尽忠的武人身上，当然不会有好话。

日慕乡关

《佞幸传》里卫青霍去病主要是一笔带过。

下面一个问题，回答估计是要招骂了，哈哈。

卫青和汉武帝有没有关系不知道，正史也没写。不过霍去病确实是有的。

幸，这个字用在这里的意思，大家都懂的。而且历史上，武帝确实对霍去病相当偏爱。当然，武帝好男风也是出名的。考虑到佞幸传和卫霍并排的是邓通，韩嫣，李延年，董贤这几个大帝的心头好，这是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后来的《南齐书.幸臣列传》里就把韩嫣和霍去病直接并列了。

所以，卫青可能，霍去病肯定和武帝有男男关系。

但是！

但是！

冠军侯的威风的确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这个毋庸置疑。而且，周朝以后其实社会上对男男关系很开放的，对男同的宽松度比现在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谈不上褒贬。太史公自己也说:昔以色幸者多矣。

郝子曰

可能很多人不同意，但是个人依然认为，司马迁对“佞臣”是带有一定的偏见的，当然这不影响“太史公”的伟大，毕竟人无完人。当然，除了卫，霍，主要人物邓通，赵同，李延年等人确实无才无德，也可能是这样，造成贬低卫，霍的“错觉”，也不一定。

在看《史记.佞臣列传》时，提到卫霍，司马迁说“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这段明显有“酸溜溜”的感觉，意思好像说“卫青，霍去病能建功立业，都是因为皇帝的宠信为前提。”当然，这话也不虚。但是，卫青能收复河套，霍去病能深入敌后，大汉“双子星”，那不是盖的。即使再有偏见，司马迁依然话锋一转，说了宠信之后“有才能，能自进”，并且也立了卫青，霍去病的传。

司马迁之所以对卫，霍有一定偏见，其实主要是对景帝，武帝的不满，还有对李广家族的同情，说到底，根源在汉武帝。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李广从汉景帝时期就是名将，一直到武帝，却死于狱卒的欺凌下，所以民间对李广是很同情的，甚至有“李广难封”的说法。《史记.李广传》的篇幅也不短，而且很详细，司马迁对李广是很认同的。李广的死，有一部分性格原因和汉武帝的责任，其实不应该怪主帅卫青。但是，随后李广的儿子李敢因为刺杀卫青被霍去病所杀，这可能让对“李家”有好感司马迁不满。李陵被迫投降匈奴，汉武帝本来派公孙敖去接李陵，公孙敖无功而返，回来报告听到的流言，结果汉武帝杀了李陵一家。这件事公孙敖做得不地道，而他又是卫青阵营的重要人物。(公孙敖除了救了一次卫青的命，其他的事，几乎可以说“名将之坑”呀。)

所以，为李陵辩护而遭受“宫刑”的司马迁心里对卫青，霍去病多少产生不满。更重要的是，这些不满主要根源在汉武帝，他也不能明说，只能通过《佞臣传》来告诫和发泄，希望汉武帝能有所悔悟吧。

以上是个人看法，欢迎讨论，不喜勿喷。

關鍵字: 文化 汉武帝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