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程馬甲

什麼造反之類的罪名，只是朱元璋打擊相權的藉口，後來蒐集出來的關於胡惟庸李善長造反的證據，難以證明胡惟庸和李善長有造反的意圖和實力。胡惟庸死於專斷和結黨李善長，而李善長則是死於以明朝第一功臣自居，過於託大，專斷並遙控朝政，受到朱元璋的猜忌。所有這些，其實質都是君權和相權的鬥爭而已。

明朝初年，朱元璋仍沿襲舊制設立丞相，直到廢除，先後有四人擔任過明朝的丞相。

明朝剛剛建立的時候，朱元璋沿襲舊制，設立了丞相，初時左丞相是李善長，右丞相是徐達。在明朝，左丞相的尊位是高於右丞相的。但是，徐達當了兩年丞相就去打仗了，此時中書省只剩一個丞相了，那就是李善長。李善長等徐達走後，幹了一段時間，也因病辭官回家休養了。

這時候沒有丞相怎麼行，於是朱元璋就挑了一個叫汪廣洋的人擔任右丞相，因為汪廣洋才幹平庸，不堪用事，兩年後，又選用胡惟庸為右丞相。兩個右丞相，沒有左丞相，為的是平衡二人的權力。在明朝廢除丞相之位以前，明朝總共就這四個人擔任過丞相。

這四個丞相，除了徐達，其他三人都被朱元璋給殺了。

明朝君權和相權矛盾的激化，源於丞相李善長的個性。

李善長很早就跟著朱元璋幹了，那時候朱元璋是郭子興手下一個參將，而李善長是朱元璋的第一幕僚，由於李善長“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預測和決斷每每無誤，所以朱元璋對李善長事事諮詢，言聽計從，甚至很多時候把決斷權也交給李善長。很多人把李善長比作漢朝的蕭何，其實李善長在朱元璋那裡監管的事務比蕭何要多，李善長在朱元璋軍中“為參謀，預機畫，主饋餉”，實際上他等於蕭何和張良。

那時候行軍打仗，時局和戰機稍縱即逝，李善長臨機決斷，確然對朱元璋的勝利有極大的幫助，而朱元璋和李善長的關係也日漸深厚，如魚得水，倚重日多。因此李善長養成了專斷的個性和習慣。

但是，那是朱元璋還沒建立明朝的時候，等到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李善長做了丞相，仍然保持了這一個性和習慣，毫無疑問，此時君權和相權不出意外地發生了矛盾。

在軍中，李善長可以常有決斷，但是等朱元璋當了皇帝，還這麼做，那把朱元璋這個九五至尊的皇帝放在哪裡？你一次兩次這麼幹還可以，時間長了，朱元璋不免在心裡嘀咕，是你李善長當皇帝還是我朱元璋當皇帝啊？六部九卿都聽你的，你說啥就是啥，要我這個皇帝還有什麼用啊？

因此朱元璋很不高興。正巧李善長得了病，便假裝要回家養病，以試探朱元璋對自己在新朝行為的看法，給朱元璋上了一道致仕的奏疏，本來這樣的奏疏，按照慣例，皇帝是要客套一下的，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挽留，等到第三次皇帝還挽留，那麼丞相就不用上疏第四次可以接著幹了。

但是朱元璋正想找機會敲打一下李善長，令李善長意外的是，朱元璋竟然沒挽留他。這無疑對李善長本人是一種警告，同時讓李善長不覺有“兔死狗烹”的警惕感。

胡惟庸暗中勾結致仕養病的李善長，李善長通過胡惟庸遙控朝政，導致朱元璋壓制相權的計劃破滅。

等到李善長走後，朝廷中樞不能沒有人主持朝廷大事啊，於是朱元璋便物色下一任丞相的人選。鑑於李善長做丞相的時候獨斷專行，朱元璋認為這只是李善長個人的問題，而不是君權和相權的矛盾，於是朱元璋便選擇了汪廣洋這個人當右丞相。汪廣洋沒什麼才幹，而且性格上更沒有李善長的跋扈，朱元璋滿以為這次可以好好壓制相權了。

可是汪廣洋此人才幹實在平庸，他事事向朱元璋稟報，讓朱元璋拿主意，時間久了，朱元璋不免覺得煩躁，你做了丞相，能拿主意的就拿主意啊，怎麼還屁大點事就來煩我，搞得朱元璋有時候不得不跑到養病的李善長那裡諮詢國事。

李善長髮現了朱元璋對汪廣洋的失望，於是趁機向朱元璋推薦了胡惟庸。胡惟庸也就順理成章地當上了右丞相。同時汪廣洋還做著右丞相。本來朱元璋這麼搞，是讓二人權力平衡，如果一個左丞相，一個右丞相，不免一大一小。誰知道汪廣洋沒多久就被胡惟庸排擠走了。只剩下胡惟庸一個丞相了。

胡惟庸這個人很有才幹，特別是跟汪廣洋一對比，胡惟庸的能力立馬就凸顯出來了，朱元璋很滿意。可是好景不長，汪廣洋在的時候，胡惟庸還有所收斂，可是等汪廣洋走了，胡惟庸逐漸也顯示出了跋扈和獨斷的一面，甚至相比李善長猶有過之。君權和相權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朱元璋暗下決心廢除丞相。

汪廣洋做丞相的時候，李善長那些舊部處處與他作對，胡惟庸做丞相的時候，李善長那些舊部處處與他方便，而且胡惟庸做事當機立斷，頗有機謀，因此兩相對比之下，朱元璋就覺得汪廣洋是個廢物，留在中樞也沒用，把他貶到廣東去了。

等到汪廣洋走後，胡惟庸一家獨大，再加上背後有李善長的支持，也開始跋扈專斷，而且由於李善長對胡惟庸有知遇之恩，二人又是同鄉，所以胡惟庸對李善長也是事事諮詢，暗通款曲。這樣下來，實際上是李善長在背後遙控朝政。

等到朱元璋發現胡惟庸的真實個性以後，他才有所覺悟，原來問題不是出在誰當丞相，而是出在丞相這個職位，只要稍有才幹的人做了丞相，必然會出現君權和相權的矛盾。如果把一個庸才放在丞相的職位上，朝廷大局又會效率低下。怎麼解決這個矛盾呢？

朱元璋也曾嘗試把汪廣洋這個庸才調回來，在中樞搞權力平衡，以監視胡惟庸，讓他有所收斂。因為汪廣洋這個人雖然才幹平庸，好歹事事稟報，朱元璋把胡惟庸提拔為左丞相，讓汪廣洋還做右丞相，同在中樞，胡惟庸做事，汪廣洋在一旁監視，誰知道，汪廣洋回來以後，面子找回來了，原來恨得胡惟庸牙癢癢，一回來卻不說話了。朱元璋最後一次調節壓制相權的計劃也失敗了。

這時候朱元璋終於下定決心撤銷中書省，廢除丞相一職。

胡惟庸案草草了事，朱元璋的目的在於保護李善長，免致牽連過多。胡惟庸案五年後，朱元璋才再次對李善長出手，殺了李善長。

這時候朱元璋的另一個謀士劉伯溫突然暴亡，朱元璋認為這是一個機會。因為劉伯溫跟胡惟庸向來不和，朱元璋認為是胡惟庸指使人毒死劉伯溫的，他便把在中樞監視胡惟庸的汪廣洋叫來問話，誰知道汪廣洋卻不願意說話了，說胡惟庸毒死劉伯溫的指控恐怕是子虛烏有的。朱元璋氣急敗壞，便把汪廣洋貶到廣南地區，後來給殺了。

這次沒有找到藉口打擊胡惟庸，可是汪廣洋被貶黜對胡惟庸確實是一個警告，讓胡惟庸覺得朱元璋對他越來越不滿意。朱元璋後來找了好幾件事為藉口敲打胡惟庸，胡惟庸也變得惴惴不安。

這時候出現兩個御史，一個御史凃節上疏彈劾胡惟庸謀反，另一個胡惟庸手下的中書省御史中丞商暠也揭露了胡惟庸很多私密的事，明太祖朱元璋終於找到藉口，將胡惟庸匆匆忙忙給殺了。

然後朱元璋宣佈撤銷中書省，並廢除丞相一職。

此案草草了結，後來有很多說法，其中有一種說法是為了保護李善長。雖然李善長跋扈專斷，遙控朝政，但是朱元璋一時之間還離不開他，很多朝政大事，還要諮詢他。

直到五年以後，洪武十八年朱元璋終於對李善長動手了，朱元璋找人蒐集了很多李善長的不軌證據，將李善長殺了。這些證據包括跟胡惟庸勾結謀反，包括他大興土木讓湯和調兵三百幫助工程，包庇漢奸，為親信丁斌服役求免等等。這場大案，朱元璋經營了好幾年，史稱誅殺人數共達三萬餘人。

明朝的君權和相權鬥爭到此才告結束。丞相也被廢除，朝廷的大事分給六部兼管。

西堤君

胡惟庸是明初政治當中繞不開的一個人。一方面，他的政治能力出眾，使他能夠得到朱元璋的賞識，這是其他庸碌的官員所無法比擬的。

另一方面，胡惟庸這個人富有心計，他看到了前任紛紛被貶黜乃至於處決的悲慘境地，因此處處逢迎朱元璋，可朱元璋也不是傻子，他對胡反而倍加警惕。

更讓朱感到不滿的是，胡惟庸還與前任宰相李善長有姻親關係。在古代政治當中，大臣之間交結姻親是帝王最敏感的，因此朱對二人勢力的擴張十分憂慮。

當胡察覺到朱的這種疑心後，胡也有些沉不住氣了。於是，他選擇借邀請朱元璋來府內做客時機，埋伏刀斧手進行下克上的行動。

可是，朱的太監發現了府內的精兵，然後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了朱元璋，朱本來就疑心重，得到這個消息後當即派兵誅戮胡惟庸全家，並在之後又以相互勾結為名殺死了李善長和他的家屬，朱因此不再設丞相，明代政治也開啟了一個皇權高度集中的時期。

該文論述漏洞甚多，如有感興趣者，可繼續閱讀吳晗先生的兩部著作《朱元璋傳》與《胡惟庸黨案考》。

寒江閣一道人

我認為，李善長並沒有造反，而只有胡惟庸造反了，顯然答案是肯定的，他們沒有成功。李善長是知道朱元璋的手段的，是萬萬不敢造反的，胡惟庸之所以敢造反，是因為，胡惟庸一直按照朱元璋設計的道路走來著，這就是胡惟庸敢造反的原因。

秦、漢、唐、宋、元以來，一直有一個東西能給皇權相抗衡，這個就是丞相制，中國獨有的制度，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也。丞相在明以前是個很牛的職務，分為左右丞相，還有中丞相。由於丞相制源自春秋時期，人們對這個東西都報一種存在即是合理的態度，感覺都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對於權力慾望極重的朱元璋來說，那是不行滴，要打擊滴，要取消滴。

凡事得有個理由，你以什麼理由取消這個龐然大物（丞相制）呢，那就是讓他膨脹，讓他肆無忌憚，讓他迷失在權力的慾望中，就這樣，基本在朱元璋的默許下，胡惟庸開始瘋狂的拉幫結派，打擊異己，許多事都不給朱元璋彙報自己都辦了，朱元璋也懶的搭理他。有意思的是，胡惟庸在拉攏李善長的時候，李善長的態度很耐人尋味，因為李善長舉薦的胡惟庸，倆人關係相當好啊！胡在拉攏李善長的時候，李善長說了句：你想咋滴咋滴。就這一句話，在胡惟庸看來，李善長加入我胡黨了啊！就這樣，胡惟庸一直努力拉攏人，等拉攏的差不多了，以為朝堂上都是我的人了，準備謀反下試試呢。

朱元璋一看也差不多了，就收網吧，整胡惟庸的目的就是廢除丞相制，就這樣了，胡惟庸做了朱元璋廢除丞相制的理由。

所以我認為，朱元璋給他們造成了錯覺，以為可以謀反，其實不能，根本在於廢除丞相制。

林軒

《明史》記載，自劉伯溫不明不白死去後，胡惟庸變得肆無忌憚起來，他大權獨攬，朝中生殺陟黜之事，他不待上奏，就自行決斷。對於各地送來的奏章，他都敢先行拆閱，凡有不利於自己的奏報，他就將之藏匿起來不往上呈。朝中的勢利之徒，紛紛趨附於他的門下，一時間，胡府裡珍寶金帛，堆積如山。

耿直的魏國公徐達看胡惟庸不順眼，就到朱元璋那兒秘密參了他一本，說胡惟庸乃奸佞之輩，肆意貪贓枉法，應該加以革除。朱元璋不信徐達的話，反而將此事故意透露給胡惟庸，胡由此深恨徐達。一次，胡惟庸偷偷買通徐達府裡的守門人，讓他誣告徐達圖謀不軌，不料弄巧成拙，陰計外洩，被徐達知道了， 胡反遭朱元璋的猜疑，於是他每日上朝都提心吊膽，害怕遭遇不測之禍。過了幾天，啥事也沒發生，他才逐漸放下心來。

胡惟庸收斂了一陣子，之後又覺得必須找個靠得住的後臺，於是就瞄上了李善長。在明朝的開國功臣中，武將功勳最著者，當屬徐達、常遇春，文臣論功一、二當推李善長、劉伯溫。李善長雖然已經不當丞相了，但朱元璋仍很器重他，經常請他出入宮廷，向他討教問策。胡惟庸和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是姻親。他藉此關係逐漸和太師李善長交厚，有了李善長這一靠山，他又開始弄權貪賄，無所顧忌起來。

恰在此時，傳聞胡家定遠祖屋的井中忽然長出幾支竹筍，鑽出水面數尺；他家的祖墳上，一到夜間就有紅光照耀天際，數里外都能看見。一班趨炎附勢之輩都爭誇祥瑞，胡惟庸聽後覺得是吉兆，於是愈發得意，野心勃發，不可一世。

不久，德慶侯廖永忠、平遙訓導葉伯巨、安吉候陸仲亨、平涼侯費聚等人相繼被朱元璋貶斥或誅殺。汪廣洋第二次被罷相後，遭流放雲南，不久便被賜死。朝廷文武官員動輒得咎，使得廟堂上人人自危，其心惶惶，深怕禍及自己。尤其是汪廣洋被賜死，更使胡惟庸感到震怖，他覺得朱元璋遲早要懲治自己，於是漸生反叛之心。繼而，朱元璋又追究起劉伯溫的真正死因來。胡惟庸頓感不妙，預感到自己奸謀行將敗露，即將大禍臨頭。他暗自思忖：“皇上對功臣勳戚都隨意處置，更何況對我，恐怕很難逃過此劫。與其束手就擒，不如先發制人，或許可以僥倖成功。否則，就只能坐以待斃了”。於是便緊鑼密鼓地準備起策劃謀反之事。

首先，他把一批遭到朱元璋懲治而心懷不滿的官員爭取過來，結成黨羽。然後又託親家李存義到其兄李善長那兒去探聽口風。李善長知道這是牽連九族的凶事，起初堅決不應允，經李存義再三聲明厲害關係，加之他又親眼目睹了朱元璋替子孫“削棘”時的血腥手段，最後還是默許了。

見李善長改變態度，胡惟庸有了底氣，加緊了舉兵前的各項準備工作。他暗中召集了許多亡命之徒，又偷偷招募了一批勇士結為心腹，並把明朝在各地的兵力部署瞭解的清清楚楚，再派錦衣衛指揮使林賢赴東南沿海招納倭軍（日本海寇），引為外援，還結交了一批掌握兵權的將領，約好一旦事發，就起兵響應。同時，他還秘密結好日本國派來的使節，準備一旦事敗後就攜帶金銀細軟退往島國。

洪武十三年( 1380年)正月初六，胡惟庸感覺一切佈置妥當，於是謊稱在其府中的水井中突然湧出甜酒，奏請太祖御駕臨幸品賞。元璋不疑有詐，欣然決定前往。當車駕剛出西華門，一位叫雲奇的內使突然衝出來擋駕，但因氣喘吁吁竟一時詞不達意。元璋以為不敬，勃然大怒，令衛士予以重擊。雲奇被打的兩臂折斷，氣息奄奄，卻仍強忍痛楚，以手指胡府方向。

元璋終於猛省，急忙登上城樓眺望，果然見胡府內人頭攢動，隱隱有刀兵之氣，端的是殺氣騰騰。太祖大驚，一面向雲奇道歉，許諾重加褒獎，一面令人攙扶他去治傷；然後他急調御林軍團團圍住胡府，將胡惟庸以及埋伏在帷幕、夾牆後的甲兵、死士全部捉拿歸案，遂一舉平叛。

因人贓俱獲，胡惟庸無法抵賴，只得承認謀反。胡惟庸被凌遲處死，並被誅滅三族。其黨羽陳寧、塗節、林賢等皆被處死，均禍及親族。朱元璋並未善罷甘休，他派出官吏，順藤摸瓜，四處株連，把胡惟庸案的新賬老賬一次算清，由擅權枉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長、陸仲亨等人陰欲謀反，由此牽連到胡惟庸的親族、老鄉、門生、故舊、同僚以及其他關係的人均被連坐誅殺，先後有多達3萬人因胡案而遇害 。就連被他譽為“勳臣第一”的韓國公、年已76歲的李善長也被處死，並禍滅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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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馬冰河wu

說胡惟庸謀反我覺得都是可笑，胡惟庸能當上宰相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被李善長當旗子用來對付劉伯溫的，第二個也是最主要原因就是被朱元璋利用來達到廢除宰相制度的目的，所以才一步步達到權利的巔峰，論才幹和威望遠遠不及李善長，論能力他根本就不是朱元璋的對手！再說徐達，湯和等這些從小和朱元璋一起長大的結義兄弟還在，他胡惟庸指望什麼造反？

說李善長造反是指當初胡惟庸謀反的時候想拉攏李善長被拒絕了，但是李沒有告訴朱元璋！李善長被封為國公，開國第一功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和朱元璋又是兒女親家，皇親國戚！他有必要幫別人造反嗎？就算成功了頂多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麼簡單的道理他會不明白？

剛244828374

伴君如伴虎，他們根本沒有造反，只不過是朱元璋說他造反，歷史學家說他們造反，最後他們真的就成了造反。小時候每每讀到歷史上封建帝王的故事都要讚歎他們堅貞不屈，迎難而上的品格，但是後來才感覺到背後都有一顆變態和不健康的心，是什麼造成了人性的扭曲，是萬惡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度。

（明朝的幾個開國大案）

1.中央集權制度的缺陷

中國古代圍繞皇權設計的專制制度，本身對皇權的設計就是一個巨大的缺陷，皇權一錘定音，所有的權力都是皇權的衍生和附屬，導致了各種勢力圍繞皇權的爭鬥，封建政治最大的特徵就是鬥爭。

（中央集權）

2.對皇帝制度的設計過於理想化

皇帝制度是封建社會最本質的特徵，但是對於皇帝的設計往往是理想化的，首先的前提就是把皇帝當做聖人來構建，儒家就是這樣，皇帝做聖人時，封建制度就是完美的，可是歷史絕大多數的皇帝都是無能之輩，不食人間煙火，發現皇帝不是聖人的時候，只能用封建道德去感化，不能用制度來制約。

（明太祖）

3.封建社會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皇帝把身邊所有不信任的人都除了，難道就安全了嗎，沒有，秦二世把所有兄弟姐妹全殺了，很快就滅亡，漢武帝把劉據殺了，可是重孫漢宣帝劉病已又回到劉據這一支來。

（漢宣帝）

一代康熙即使那樣仁政，晚年還是陷入九子奪嫡，雍正雖然奪嫡成功，又為了乾隆，不得不把弘晝賜死，圍繞皇權的爭奪，在一環的皇子中間展開，在二環的大臣中間明爭暗鬥，所以，在封建專制社會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

（九子奪嫡）

最後，封建社會制度構建最主要的目的為了穩定與控制，而不是發展。

特邀嘉賓：一枚蜻蜓（第十七篇）

一枚明粉

對於胡惟庸是否真的像造反，還是朱元璋給他安了一個造反的罪名。這一點還存在疑慮。要我說，無論胡惟庸是否真的想要造反，以他在歷史上的所作所為都逃不過最後一刀。

胡惟庸之所以被朱元璋猜忌，主要在於：

一、胡惟庸官居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國家許多事情完全可以一言以決。也就是說許多事不需要通過朱元璋，胡惟庸以宰相的身份做決策，下命令就行。這對於控制慾很強的老朱來說，相當於讓他退居二線啊，他怎麼會高興的。

二、胡惟庸為了讓自己說的話有人聽，大肆提拔淮西人士，四處拉攏朝廷官員，組成了一個以他自己為中心的鬆散的政治聯盟。這個聯盟的能量足以動搖皇帝的統治。試想，任何一個皇帝都不會忍受身邊有這麼一個政治聯盟的存在。所以，老朱要對胡惟庸及其背後的聯盟動手。

巖上無心雲相逐

歷史上並沒有胡惟庸，李善長造反的記載。他們被朱元璋所殺，“造反”是朱元璋強加給他們頭上的罪狀，事情真正的起因是“權利”之爭。

如果把中國曆朝歷代的皇帝召集在一起，我們從中評選三個勞模的話，朱元璋肯定是其中之一，他工作勤奮，親力親為，這不是說朱元璋喜歡工作，而是他權利慾望很大，但是丞相制是自古以來留下來的一種制度，他要是輕易就廢除的話也怕文武百官不服，有議論。所以，朱元璋心裡一直就對分走了他權利的丞相制不滿，時刻想把丞相制推翻。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胡惟庸被任命為左丞相，成為了真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百官之首。其實這個時候他也已經上了朱元璋的黑名單了，再加上，胡惟庸貪婪，驕橫，自作主張，私底下拉幫結派，以至於把已經退休在家的李善長都拉下水，結成了所謂的聯盟。終於，朱元璋忍無可忍，無需再忍，把胡惟庸集團一鍋端，開國元勳李善長也未能倖免。

在胡惟庸案中，朱元璋充分發揮了他的特長：不做則已，一做則絕。一口氣殺了三萬多人，胡惟庸更是被滅了三族。事後，朱元璋痛陳丞相制的種種弊端，決定廢除丞相制，所有的的大小公務全都由自己處理，真正的集權制了。

所以說胡惟庸造反一說是不存在的，胡惟庸的罪過也夠不上“亂國奸臣”，但也不是什麼“名臣良相”，被殺也不算冤，而李善長被殺就有點冤啦，這也體現了朱元璋的殘暴的一面。

華之道也

明初胡惟庸造反案中，李善長是其實是受胡惟庸案牽連所致。其實縱觀整個“胡惟庸案”案發過程，及牽連的人數及種類來看，都跟淮西人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胡惟庸作為淮西集團的頭號人物，作為淮西出身的朱元璋為什麼要對淮西功臣部舊痛下殺手?其原因無非如下:

明初的朝廷各重要部門充斥著淮西官員和淮西將領。也就是說，掌管天下的朝廷由淮西掌管了，這就讓朱元璋又放心又擔心。放心的是，淮西人是自己的親兄弟;不放心的是，淮西人治不了淮西人，必定在處理政務上因為這層親密關係造成許多不公，以至天下人對大明王朝的反感。

這是個非常至命的問題，可作為統籌中樞上承天子，下統各部院的中書省左丞相在行政權力上僅次於天子。早期任丞相的李善長和時任丞相的胡惟庸並沒有這個意識，不遺餘力地在各個部院裡安插自己的同鄉任要職，這樣一來，其它各地有才能的人就無法得到任用了。

李善長和胡惟庸任丞相時，其實已經在朝野形成了“淮西人用淮西人，淮西人的天下淮西人管”的巨大負面影響，也就是當時人們所說的“淮西黨”。

其次，“淮西黨”以權壓法，以權壞法的事層出不窮。縱觀洪武年間所發生的大案要案，不管是“朱桓案”“附馬都尉案”“胡藍案”無不跟朱元璋的淮西老鄉有關聯，它們都有共同點就是:淮西人串通淮西人作案，淮西人掩護淮西人，形成一條共同的利益鏈。而這個條利益的源頭就是以李善長、胡惟庸為首要靠山的中書省左丞相。

李善長雖退了多年依然被告謀反的重要原因在:安插黨朋和與胡惟庸來往親密有關。我們不妨瞭解一下當時《明律》中有“奸黨罪”這部份:

《大明律·吏律·職制》“奸黨”條規定：“若犯罪律該處死，而大臣小官巧言諫免、暗邀人心者，亦斬。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新。”

也就是說，皇帝要殺哪個官員，其他的大臣小官不得求情、申辯，否則就是“奸黨”。又如“交結近侍官員”罪，禁止朝官與近侍官員交結，禁止地方官員與朝官交結，禁止京官與京城家資富厚之人交結。

還規定“若有上言宰執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黨，務要問，窮究來歷明白，犯人處新，妻子為奴，財產入官。若宰執大臣知情，與同罪”。為保證皇帝隨時掌握重大信息，還特設“阻擋上書陳言”、“朦朧奏事”等罪名，將“事應奏不奏”罪加重為死刑。

由於“胡惟庸案”發，胡惟庸與李善長的關係太過親密的原因，也順勢被牽連。從上述明代法律條文來看，李善長是因“沒告發奸黨”“事應奏不奏”而淪為“奸黨"被誅三族。其實真正的原因還是朱元璋要扳倒朝廷內的“淮西黨”，畢竟“淮西黨”輿論的負面影響使天下人心開始感到不公，直接威脅到了大明王朝的統治。

海馬叔叔說史事兒

胡惟庸是李善長的老鄉，能力很強，洪武六年，在李善長的推薦下，擔任了右丞相，洪武十年，擔任了左丞相（在明朝，左比右尊）。

而李善長，洪武元年，擔任左相國，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了六個公，分別是徐達，常茂（常遇春之子，此時常遇春已死），李文忠，馮勝，鄧愈，李善長，其中以李善長為首，朱元璋將李善長比作是漢代的蕭何。

胡惟庸的侄女嫁給李善長的侄子李佑，所以兩人也是親戚。根據明史記載，胡惟庸的老家裡的水井，長出了石筍，很多人說這是祥瑞，而且還說胡惟庸的祖墳上面有火光，特別的亮，胡惟庸聽了十分開心，就有了謀反之心。

吉安侯陸仲亨和平涼侯費聚因為一些事情被朱元璋斥責，胡惟庸就拉攏這兩個，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們兩個，並讓他們在外面招集兵馬。李存義是李善長的弟弟，也就是李佑的父親。

胡惟庸讓李存義去找李善長，勸說李善長，李善長認為自己年紀大了，開始是拒絕的，後來就即不支持，也不表示反對，當然李善長也沒有將這個事情向朱元璋彙報。胡惟庸還以倭寇和北元有聯繫，要與他們一起合作。

這些事情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剛好胡惟庸的兒子從馬車上面墜亡，胡惟庸殺死了馬伕，而朱元璋聽說之後，要胡惟庸償命，胡惟庸害怕了，就和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打算起事。

洪武十三年，塗節告發了胡惟庸，朱元璋就殺死了胡惟庸、陳寧、塗節。而李善長一直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才被朱元璋所殺，原因是洪武二十一年時，藍玉抓到了封績，而這個封績是胡惟庸派往北元的使者，李善長也是知情不報。

李善長的僕人盧仲謙告發了李善長與胡惟庸來往很密切，李善長知道胡惟庸有謀反之心，卻不告發，李善長一家七十多口被殺。

胡惟庸案牽涉到一個公，二十一個侯，被株連被殺的達到三萬多人。而且，胡惟庸死後，丞相之位被朱元璋所廢除，並且命令後面的皇帝不得再立，而大臣如果敢建議立的話，就是重罪。

根據明史記載，胡惟庸確實有謀反之心的，而胡惟庸案其實是皇權與相權之爭，當然朱元璋的個人性格也很重要。有一種造反，叫做皇帝覺得你要造反。

關鍵字: 造反 胡惟庸 李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