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忘了祖傳秘方
——讀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
張舜徽集
儘管曹聚仁先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就斷言“張舜徽先生的經史研究，也在錢賓四之上” （《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儘管蔡尚思先生也在九十年代初著文說“張舜徽先生無愧為學問的通人”，並認為二十世紀“只有柳詒徵、錢穆和張先生少數人才夠得上‘國學大師’的稱號”（《通人張舜徽》，香港《大公報》1994年2月18日），“一代通儒”張舜徽有關清代學術史研究的成果卻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關注。說起清代學術史，大家首先想到的只是梁任公的《清代學術概論》和梁、錢二公同名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很少有人提及張先生的《顧亭林學記》、《清代揚州學記》和《清儒學記》，更別說他的《清人文集別錄》（下文簡稱《別錄》）和《清人筆記條辨》（下文簡稱《條辨》）了，或許如今的學人根本就沒有將這兩本書視為“學術史”，好像只有李學勤先生說過《清人筆記條辨》“是專論學術及學術史的著作”，並說該書是他時常翻閱的枕邊讀物（《讀〈清人筆記條辨〉札記》）。
我國古代可稱為“學術史”的著述不外乎兩類：一為目錄學或校讎學（張舜徽認為稱“校讎學”更準確），一為學案或學記，前者通過對“書”的歸類來明簿錄體例，後者通過對“人”的闡述來辨學術流派；前者可以說是“物以類聚”，後者可以說是“人以群分”。二者學術理路雖有不同而學術宗旨卻完全一致，都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其旨歸。張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別錄》和《清人筆記條辨》當屬前者，《顧亭林學記》、《清儒學記》等“三記”則屬後者。十年前我曾翻過《別錄》與《條辨》，當時未能識得二書的深處與好處。近日又重讀二書的新版，自覺所得超過自己讀過的任何清代學術史和清儒學案一類著作，以“別錄”這種體式來總結清代學術，自有其他學術概論或學術史所不可替代甚至無法比擬的長處。
一
別錄之體創自劉向，他校書秘閣時每一書校畢便寫下敘錄，論書之旨歸，辨書中謬誤，原本載在本書，後又裒集眾錄而稱為“別錄”。張氏在《別錄·自序》中解釋說，所謂“別錄”就是“纂輯群書之敘錄，都為一集，使可別行雲爾。”（《別錄》1頁）由紀昀總其成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別錄”這一體式的集大成者。張的《別錄》、《條辨》雖遠紹子政而近踵曉嵐，但他寫作的目的不是要給群書條分部類，而是要闡述有清一代學術的興替與學風的嬗變，他在《自序》中揭明瞭《別錄》的義例與宗旨：“顧每集讀畢，輒好考作者行事，記書中要旨，究其論證之得失，核其學識之淺深，各為敘錄一篇，妄欲附於校讎流別之義，以推見一代學術興替。”（《別錄》1頁）事實上，《別錄》也好，《條辨》也好，作者都是將它們作為清代學術史來寫的。
雖然此二書是當做學術史來寫，但在寫法上又與通常見到的學術史大不相同。不妨將它們與梁、錢二人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作一比較。如果說梁、錢二人的學術史只是清代少數著名學者的“特寫鏡頭”，那麼張氏二書便是清代學者的“集體合影”；如果說梁、錢二人只描繪了十幾株或幾十株清代學術史上的“參天大樹”，那麼張氏二書給讀者眼前呈現的便是清代學術史上茂密的“原始森林”。如錢穆《中國三百年學術史》凡14章，除第1章“引論”外，其餘13章從清初黃梨洲到清末康長素，分別以17人為標題，主要論述的也是這17人，另附論的有34人（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被有清學人自詡為“國朝學術前無古人”的清代學術，顯然不是這十幾個人能支撐起來的。即使他們的學術成就確實都“出人頭地”，有清近三百年學術史能數出來的只有50來號人，其學術隊伍也未免過於寂寥，更何況其中有些人能否代表清代的最高學術水平還是個問題，如“第7章李穆堂”、“第11章龔定庵”、“第12章曾滌生”，李紱學宗陸九淵而不墜虛玄，重視躬行實踐和匡時濟世，雖然於經史根底較深，但在清初名家如林的學者群中他還算不上學術大師；龔自珍也並非清代的碩學鴻儒，在思想史上的影響可能高於在學術史上的地位；至於曾國藩更不是以學術名世，儘管事功辭章都為當時士人所稱道，但於經、史、子學都非專門。在錢著14章中以上三人各佔一章，佔全書五分之一的篇幅。張氏的《別錄》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博覽清人文集一千一百餘家，略加刪汰後《別錄》中“錄存六百家”，作者在序中相當自信地說：“雖未足以概有清一代文集之全，然三百年間儒林文苑之選，多在其中矣。”（《別錄》，4頁）錢著的清代學術史是少數學者或思想家的單線排列，只讓寥寥幾個人唱獨角戲，而張氏的清代學術則可謂千匯萬狀，浩瀚汪洋，許多學者都紛紛走到臺前，由十幾個人的清唱一下變成了六百人的合唱。這兒有淡泊自守的學人，也有熱衷仕宦的官僚，有專治文字經史的人文學者，也有以天算為絕學的科學家；這兒有同代學者思想的不謀而合，也有同代或異代學人的思想交鋒，有不同學術派別的相互滲透，更有不同學派的門戶之爭，眾多的學術思想、學術理路、學術個性、學術風格交織在一起，於同中見異，在異中顯同，使清代學術史多彩多姿，豐富生動。
張氏的這種寫法難以凸顯大家和名家，初看似乎有點“重點不突出”，但它讓讀者更易於從整體上把握一代學術的興替和特點，更易於瞭解某歷史時期學風的變化，同時也更易於理解大家和名家的學術取向與學術思想。以清初的學術為例，梁、錢的學術史都突出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家，張氏雖極力推崇這三家“意量之宏，規為之大”，但他著力的是清初學術群體，敘錄的文集70多部，論述的學人近60家。從這裡可以看到顧、黃、王三人的思想並非空谷足音，很多人不僅議論與他們三人好像同一聲口，治學路數也好像“如出一轍”（《別錄》7頁）。且不說遠在僻壤尚未進入學界視野的王夫之，顧、黃二人雖然受到學人敬重，當時在同輩中也並未達到讓人高山仰止的地步。其時學術成就與顧、黃相近的人不少，有的甚至可以與他們比肩，“時論以李顒、黃宗羲、顧炎武及（朱）鶴齡，並稱海內四大布衣”（《別錄》6頁），有人還將錢謙益、黃宗羲與顧炎武並列，那時以學問雄海內的人還有閻若璩、毛奇齡、朱彝尊、錢澄之等。錢澄之說炎武之學“詳於事而疏於理，精於史而忽於經”，他本人治學“無所依傍，自闢蹊徑，孤懷高識，創見極多”。張氏認為澄之“治經之功，似非顧氏所能逮。不知近人考論清初學術者，何以忽之”（ 《別錄》18—19頁）。朱彝尊“根柢龐固，文辭淵雅，有學而能宣，能文而有本，又遠出並世諸儒之上”（ 《別錄》52頁）。毛奇齡同樣“博學雄辨，固是不廢大家”，清人甚至將“乾嘉學術開山之功，推諸奇齡”（ 《別錄》42頁）。清初學術“體用兼該，氣象博大”（ 《別錄》3頁）。這一博大的學術氣象是當時南北學者共同形成的，顧、黃、王只是這個學術群體的一部分，他們每人只是其中較高的一根枝條，只是這個學術團體中較為出色的代表。當時的學術界絕非只由他們三人所形成的學術孤島，而是由許多優秀學者組成的學術高原。假如學術史只大談他們三家，那麼他們在清初就好似天外來客，只有“請出”當年與他們並肩前行的其他優秀學者，我們才會對清初學術形成清晰的輪廓，也才會對他們三人有更深入的瞭解。
談到清代學術，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乾嘉樸學，而乾嘉樸學又以“吳皖之學最盛”（《別錄》355頁）。以惠棟為代表的吳學貴以專，以戴震為代表的皖學貴以精，它們共同形成乾嘉專精的學術風格。惠、戴二人都是引領學術風潮的人物，乾嘉學術史突出惠、戴無可厚非，但以人為章節的學術史其初衷也許是要“以點帶面”，但其結果卻往往是以點“代”面。忽略了“面”就可能只記一“點”不及其餘，這樣會使學術史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則又可能使學術史完全失真。梁、錢二公的清代學術史都難免以點“代”面的遺憾，錢著這方面留給人的遺憾尤深。如錢著論乾嘉學術的共3章：“第八章戴東原”、“第九章章實齋”、“第十章焦裡堂、阮芸臺、凌次仲”，加上附論的學者也只有12人，連惠棟也只是在第八章中作為戴震的附庸被提到。戴震弟子和再傳弟子如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金壇段玉裁，這些乾嘉樸學鉅子在書中有的只偶一提及，有的連名字也沒有提到過。還有錢大昕、崔述、程恩澤、桂馥、王鳴盛、趙翼這些乾嘉的經史名家，基本在書中見不到他們的蹤跡。遺漏了這些鉅子名家，怎麼可能總結乾嘉學術的得失和特點呢？乾嘉之世只有幾個學者浮出水面，學術盛世卻給人以學術凋零的印象。我們再看看張氏的《別錄》，乾嘉被敘錄的文集200多部，論及的學人近200名，一時最為重要和相對次要的學者都在他的視野之中。從這群浩浩蕩蕩的學者隊伍中，人們不難看出乾嘉時期學術的昌明，從這些浩瀚載籍裡的眾聲喧譁中，人們也不難感受當時學術的潮起潮落。張氏《別錄》讓我們領略到了乾嘉的學術盛況，這一歷史時期名師迭起，或精於輿地，如趙一清畢生精力萃於《水經注》；或長於小學，如桂馥一生心血用於許書，終成《說文義證》五十卷鉅著；或擅長考證，如崔述集辨偽疑古學之大成；或以校勘目錄名家，如紀昀萃一生精力纂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或以專治名物稱首，如程瑤田的《通藝錄》；或以專治訓詁見長，如王念孫的《經籍述聞》。學者守專門之業終生圖之，最終能達到醇粹邃密超越前人的境地，由此又可以看出乾嘉學貴專精的風尚。
學術史編述者有點像旅遊團中的導遊，有些導遊於萬山叢中只走一條線路，帶領旅遊者光顧幾個“代表性”景點，遊人覺得名山不過如此，大呼此地不可不遊但不可再遊，哪知是導遊無意中遺漏了不少勝景，將遼闊的風景區縮小成了幾個單調的風景點；有些導遊則一一向遊人交待此地有哪些美景，有幾處奇山，幾處異水，幾座古剎，幾條迴廊，讓遊人慢慢登臨探訪。到底是哪種學術“導遊”更好呢？
二
“別錄”之體“語其大用，固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張舜徽《廣校讎略》卷一）。“辨章學術”即張氏所謂“究其論證之得失，核其學識之淺深”。《別錄》和《條辨》二書最精彩之處，就在於書中隨處散落的對清代學人學術成就高下優劣的考辨與品評，我們能從中略窺張氏學問的淵博、識斷的精審和思想的深刻。劉永濟先生讀完《別錄》後稱歎道：“非有淵博之學，弘通之識，不足以成此書。觀其評騭學術，論而能斷，即足見其有學有識也。況其文筆雅健，又非常人所能逮；今人具此根柢者甚罕，能讀此書者已不多矣”（《與張舜徽書》）。“考鏡源流”在二書中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探尋清代學術的源頭，一是比敘學者“家學、師承或友朋講習之益”，“以見授受濡漸之跡”（《別錄·自敘》），一是追溯學術的“首創之功”（《條辨》，112頁），揭露學術剽竊之跡，闡述學術觀點的發展演變過程。
關於清代學術的源頭，自清至今便有多種說法，乾嘉學者多認為發軔於清初諸儒，只有紀昀說起於明代，清初顧、黃等人則稱肇於宋學，後來和此說者有章學誠、皮錫瑞等。近人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又獨排眾議，稱清代學術是宋明理學的“反動”和“斷裂”，是中國“文藝復興”的開端：“‘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而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十幾年後錢穆似乎是針鋒相對，說清代樸學是宋明理學的延續，儒家文化在清儒中一脈相傳，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一起筆就寫道：“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櫫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而清初“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乾嘉“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道鹹以下，則漢宋兼採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為平反者。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
張氏同樣也認為清代學術源於宋明，但他所說的宋學內涵完全不同於錢穆，錢氏的宋學是指宋明理學，張氏的宋學則涵蓋了宋明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除宋明理學外，還包括宋明史學、子學、校讎學、小學和文獻輯佚、天文歷算、動植物學等。他說“大抵一代宗風，自必前有所承，非宋、明諸儒為之於前，亦莫由以臻清學之盛”（《條辨》354頁）。他早年在《廣校讎略》中曾說：“有清一代學術無不賴宋賢開其先，乾、嘉諸師承其遺緒而恢宏之耳。”他在《條辨》中也說“清人治學途徑，無不開自宋人”。清文廷式發現阮元《研經室集》中《詩經》研究的不少結論多與“宋人逸齋《詩補傳》”“相合”，並認為“國朝人不喜宋、元經學，故未檢耳”。張氏說芸閣（文廷式字）發現阮元的《詩經》研究其義發自宋人，表明了他的學術敏感，而以為二者的雷同是“失之未檢”，則未免過於天真。“大抵清儒治學，名雖鄙薄宋人，實則多所剿襲。戴東原說《詩》，即多本朱傳，其明徵也。他如段若膺注《說文》，多陰本小徐《系傳》之言，掠為己有。餘昔一一錄出而未暇為之。其他類此者甚多，又未暇悉數矣。況有清一代樸學，實兩宋諸賢導夫先路，餘早歲著《廣校讎略》，已有專篇論之。乾、嘉諸師，動輒輕侮宋人，亦談何容易耶！”（《條辨》374頁）經學研究、史部考訂、文獻輯佚、音韻訓詁、校理諸子、目錄校勘等清代取得驕人業績的領域，無一不受惠於兩宋諸賢，“清代樸學實源於宋，不足以傲宋儒”（ 《條辨》353—354頁）。這一觀點在《別錄》和《條辨》中數數言之，“宋人治學氣象博大，所以啟示後世而導夫先路者，至多且廣，又不僅《說文》、考據、金石、校勘四端而已”，“宋儒有讀書至多、學問極博者，已非乾、嘉諸師所能望，況道、鹹以下耶！”（《條辨》373、376頁）錢穆和張舜徽雖都說清學源於宋學，但二公的側重點各不相同。錢氏強調的是儒家文化血脈在異族統治下仍未中斷，處處流露出肯認和維護傳統文化價值的熱腸；張氏則從學術的層面闡明宋學在各個領域對清學的影響，時時表現出對學術的虔誠與執著。
清代大多數學者都學有淵源，即使那些自學成才者都也無不如此，或來於父子相傳，或得自師承授受，或由於友朋切磋，或因為鄉賢影響，不少學者同時或先後生活在同一個地域，彼此之間的學術交流和學風薰陶，最後同一地域形成一種相同或相近的學術風尚，這使得清代學術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徵，如吳派、皖派、湘派、浙東學派、常州學派等。無論是研究一個學派的學術風尚，還是分析一個學者的學術個性，我們都得了解學者的學術淵源。比如揚州學派是對皖派學術的繼承和發揚，其中介就是皖派魁首戴震。揚州學派的骨幹王念孫、焦循、阮元、劉文淇都與戴震有直接或間接的師承關係，王念孫為戴震及門弟子，其子王引之為再傳，焦循自稱“為學私淑休寧戴氏”，其子焦珽琥為再傳，阮元“其言訓詁，得之王念孫，闡明義理，又與焦循為近”，為戴氏再傳，劉文淇子壽曾“嘗溯其家學所自，實淵源於江、戴，謂戴氏弟子，以揚州為盛”，文淇問學於阮元，為戴氏三傳（《別錄》231、292、294、477頁）。張氏在《別錄》中一一列出揚州學者的師承關係，既使我們明瞭皖學在揚州學派的承續，又使我們得知清學由精向通的嬗變過程，也使我們懂得由精而通的主要原因：揚州學者學有淵源卻不爭門戶，深得師傳而又不事依傍。同一地域的學者群，張氏除了交待他們的師承授受、友朋切偲之外，還特別注意鄉賢和地域對他們的共同影響。如寶應康熙、乾隆年間學者“王懋竑、朱澤沄研精朱熹之學，而俱以經史實學植其基，以泛觀群書博其趣，”不僅二人“以學問相切劘”，兩家也“易子而教”，“懋竑之子箴寶曾受業於朱澤沄，澤沄之子光進復問學於懋竑”（《別錄》98頁），這樣既使自己的子弟續承其業，也深深影響了鄉里繼起的後學如劉臺拱、朱彬、劉寶樹、劉寶楠等人的學術取向。“臺拱自年少時，得其鄉先輩王懋竑、朱澤沄之遺書讀之，始為程、朱之學，以飭躬行。”交遊中如段玉裁、王念孫、汪中、邵晉涵等皆乾嘉經史名家，所以“一生以宋賢之義理涵養身心，而以漢儒之訓詁理董經籍”。朱彬“為澤沄族孫，又與劉臺拱為內外兄弟，又以王懋竑表彰朱學，獨為醇正，服膺不衰”。劉寶樹、寶楠兄弟是劉臺拱的族孫，學術上也與“臺拱同趣”（《別錄》98、245、252、366、367頁）。僅《別錄》中所論及的家學、師承、友朋、同門等各種各樣的學術聯繫就多達一百多處，從中可以看到清代學者的學術淵源、學術交往，像一張縱橫交錯的網絡，清代學術像血脈流注而又紛繁複雜的有機體，並由此可以看到一個學者成長的來龍去脈，一個學派學術風尚的具體成因。在其他體式寫成的學術史中，很少也很難像《別錄》這樣如此詳細地辨析學者的師友淵源，如此深入地闡述各自的“授受濡漸之跡”。
在追溯學術淵源的過程中，張氏十分注意追蹤學術的“首創之功”，絕不因創始者的小疵而掩其大善。如乾嘉學者常指責鄭樵“鹵莽”、“粗疏”，王鳴盛在《蛾術編》卷十三《通典通志通考》條中說：“《通志》於‘三通’為最下。”張氏則認為《通志》“與杜、馬之書，體殊廣狹而功有難易，奚可相提並論耶？無識者徒見三書同以‘通’字立名，遽取而合刊之，泯其畛域，肆起譏彈，此固鄭氏所不任咎也。況鄭氏有志修前史，合為一編，其用心可謂勤篤。後以困於多病，齎志以沒。今所流傳之二百卷書，悉由病中匆遽編成，固未能自致於全美也。後人如徒據其未定之書，而忘其創始之艱；摘其纂述之疏，而沒其義例之善，亦太失是非之平矣。”（《條辨》94頁）又如清盧文弨、嚴元照先後批評宋徐楚金《說文系傳》“立說多穿鑿無當”，並說“楚金於小學非有真知者”，嚴還“摘舉七目以攻楚金之失”。張氏說這簡直是“吹毛索瘢，無乃已甚。然其書實不可廢者，非特據小徐《系傳》可正大徐本之失已也。吾尤服其每說一字，多因聲以求義，往往曲得古人造字命物之意。段玉裁為《說文注》，多陰本其說而敷暢之，甚或一字不易，掠為己有。餘新注《說文》，遇此等處，皆一一標明楚金之說，所以尊創始之功耳”（《條辨》206頁）。再如評丁壽昌這位清代並不太著名的學者，特意指出“《釋榖後序》一篇，發明物名大小之例，大意謂凡物之大者曰王、曰蜀、曰戎、曰胡……物之小者曰童、曰妾、曰婢……皆古人比事屬詞，非有異義於其間云云。所說甚通，實開近世王國維《爾雅草木蟲魚釋例》之先”（《條辨》411頁）。與尊重學術“首創之功”相聯繫，張氏隨時揭露學術中的剽竊之跡，他多次強調學者應具備“為公非為私”的胸懷：“按讀書有得，前人已有先我而言者，則必捨己從人，稱舉前人之說。若此說已有數人言及者，則必援引最先之說，所以尊首創之功。”段玉裁是張氏心儀的清代學者，但對他將宋人徐楚金《說文系傳》的成果“掠為己有”的行為，多次不留情面地給予譴責。晚清今文經學學者廖平“敢於獨申己見，發前人所未發，不啻為經學樹一革命旗幟”。康有為“始於光緒十六年，晤面於廣州安徽會館，讀平所著書，而深服之，窺其大義，加以引申。本其《今古學考》、《古學考》，以作《新學偽經考》；本其《知聖篇》，以作《孔子改制考》”。張氏通過比較和考證後斷言：“康氏之書，實出於平，不可掩矣。”不管本人有多大的成就，也不管本人有多大的名氣，只要有或明或暗的抄襲現象，他都會對有違學術公德的行為進行曝光和聲討。張氏在考鏡源流時也很注意辨析某一學術觀點的發展演變過程，如“引書注卷數”一事，張氏一一列出前人的考證發現：首先是餘仲林說始於宋程大昌和遼僧行均，錢大昕接著說始於唐王懸河，後汪遠孫說始於梁皇侃，近人餘嘉錫又在前人基礎上探本窮源，稱《左傳》、《國語》引《尚書》就已舉其篇名，“此自古相傳之法，不始於六朝、唐人”，張氏說這一學術傳統的開端，學者從遼、宋、唐、六朝而上溯至先秦，“可謂愈推愈密”，“考證之事，後出者勝，信矣”（《條辨》83、84頁）。
三
梁、錢二人的清代學術史都受到西方史學的影響，明顯具有現代學術史研究的特徵。他們二人都傾心於宏大敘事，給人以高屋建瓴和勢如破竹的印象。如錢著第一章“引論”分兩節，上節“兩宋學術”，下節“晚明東林學派”，第二章至第十四章分別闡述十幾位清代“代表性”學者。這種章節安排充分體現了“綱舉目張”的特點，凸顯出清代學術是宋明理學的承續。梁著《清代學術概論》則以“時代思潮”為主線，以佛教生、住、異、滅的流轉理論將清代學術發展分為四個時期：“一、啟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蛻分期（異），四、衰落期（滅）。”全書中心論旨是闡明清代學術是“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其主觀動機和歷史效果“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它是中國現代文明的序曲和開端。梁、錢二公都讓學術史承擔了遠非學術史所能承擔的重任，或者建構和弘揚儒家道統，或者從傳統文化中開出現代文明。這不可避免地給他們的學術史帶來了偏頗：首先是對學術史的越俎代庖和過度詮釋，因為著者的焦點是自己的文化關懷或社會關懷，無形中讓學術史遷就自己的觀點，導致學術史的扭曲和變形；其次是使學術史向思想史傾斜，關注的重心是“思想”而非“學術”，如學術淵源、治學門徑、學問大小、學術理路、學術境界等，在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著者忽視；再次，宏大敘事的一大好處是能給人以條理分明的閱讀感受，但有清三百年學術史的發展竟然如此層次清晰，又易於讓讀者產生懷疑：作者是否隱去或遮蔽了某些重要的學術史現象？是否將沒有的東西塞進學術史中並加以誇張放大？否則，學術史怎麼剛好按編者的思想發展？怎麼會那樣秩序井然有條不紊？比如梁任公將清代三百年學術發展裝進佛教“生、住、異、滅”的框架中，很容易讓人想起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來解釋一切的思維模式。
《別錄》和《條辨》深得老祖宗的秘傳，在內容上不外乎“敘錄”群書，在體式上也仍屬校讎學範疇，但張氏在“遠紹前規”的同時，寫法上又有不少發展變化。每篇“敘錄”“首必致詳於作者行事”以知人論世，接下來或提要鉤玄以明作者用心，或述家學師友以明學術淵源，或究論證得失以見學者才華，或品見識高低以顯學術境界，而二書前面必冠以作者《自序》以為全書“導論”。“敘錄”以比敘群才，“自序”以綜觀一代，二者相得益彰，既可闡明“一代學術興替”之運，推明一代學術“風氣竊變之機”，又能細緻分析學者的學術個性，平亭各學派的學術是非，而且也避免了“敘錄”體式瑣碎餖飣之弊。
如《清人文集別錄·自序》鳥瞰一代學術興衰：“有清二百六十餘年間，學凡數變。”清初“為學，原本經史，不忘經世，非特有殊於宋、明理學諸儒之空談，復不同於後來乾嘉經師之瑣碎，體用兼該，氣象博大。此一期也”。“乾嘉諸儒，從事樸學，不厭精專，非特理董周秦故書，秩然就理，即天文、歷算、輿地、樂律、聲韻、文字、訓詁諸學，亦各極其湛深，發明甚廣。然陋者為之，則又群趨於褊途以自隘，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此又一期也。“降至嘉、道，禁網漸疏，學者始稍稍為論政之文。自鴉片戰後，外侮迭乘，志士扼腕，尤思以致用自見。於是依附公羊今文之學，盛張微言大義之緒。後之鼓吹變法維新者，卒託此以行其說，力闢墨守，廣攬新知。此晚期也”。（ 《別錄》3—4頁） 這則文字片言居要，論及有清近三百年學術的分期、每一期學風的特點及其成因。書中的六百篇“敘錄”則是這則“導言”的展開和深化。試以《別錄》涉及的清末學術為例，當國門被列強洋槍洋炮打開後，士人目睹國家積貧積弱的慘象，清醒地意識到儒生們一輩子窮經考禮，於己是浪費生命，於國則貽誤蒼生。此時學人無論是趨新還是守舊，無一不“好論天下大事”；無論是主張開放還是堅持閉關，無人不“喜言洋務”。他們對經書的態度也發生了逆轉，由從前俯首尊經一變而為離經咒經：“古之能治天下者，莫不有愚天下之具。自唐虞迄周，愚天下以禮、樂；自漢迄今，愚天下以《詩》、《書》。禮、樂之興，能使人拘；《詩》、《書》之行，能使人迂。……上之人為所欲為，天下豈有不順之民。吾固以為秦始皇之燔書坑儒，為不知治天下之道也。”（《別錄》503、557、584頁）這種對經典的憎惡態度和偏激言辭，是稍後五四運動中“打倒孔家店”的先聲。《別錄》和《條辨》不僅細緻地辨析了清代學術發展的內在脈絡，也詳盡地論述了清代各時期學風的特點與變化。
文中隨時將梁、錢二公的清代學術史與張氏的《別錄》、《條辨》進行比較，絕不是要在三位大師之間有所軒輊，更無意於分出什麼高下優劣，只是試圖闡明以“別錄”這種方式從事學術史著述自有其優勝之處，這種傳統體式仍然具有強大的學術生命力。
張氏在上世紀中後期仍以兩千多年前的體式進行學術史寫作，並非落後於自己的時代，也不是他天性喜歡抱殘守缺，而是由於他對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強烈自信。長期以來學術研究一直在走極端，古人唯古是從，今人唯洋是趨，學者們常以人家的學術話語來談論人家提出的學術問題，讓傳統的學術思想去遷就西方的學術範式，不是圓鑿方枘便是扞格難通。幾十年前劉永濟先生在論及《別錄》時，就曾說過“今人具此根柢者甚罕，能讀此書者已不多矣”（《與張舜徽書》），李學勤先生也說今天《條辨》的“讀者也未必多”（《讀〈清人筆記條辨〉札記》），讀著二位先生的預言，看看眼下的現實，不禁悲從中來。要想在當今世界的學術語境中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就得一方面昌明國故，一方面融會新知，在吸取西方現代學術思想的同時，千萬別忘了自己的祖傳秘方。
《清人文集別錄》（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中華書局1963年版）；《清人筆記條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中華書局1986年版）二書在文中分別簡稱《別錄》、《條辨》，引文頁碼以華師版為準，只標簡稱和頁碼，不另出注。
原載《讀書》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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