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傳與變異是生物學領域的專業用語，人類很早就認識到了生物體在進化過程中存在變異的現象，所以，在中國有句俗語叫“龍生九子，各不相同”。中國先秦時期的典籍《莊子》一書中也曾提到“種有幾”的論述，意思是說：“萬物雖由共同本質化生而來，但因環境條件的不同會表現出千差萬別的結果”。作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類社會，也是自然界不斷進化的結果，人類社會組織在發展進化過程中，也同樣存在著類似生物體變異的現象，邪教組織作為人類文明社會的“惡之花”，因特殊的生存發展環境，其演變過程中變異現象尤其明顯。
在中國歷史上，邪教組織頑固存在已達上千年之久，無論是其對社會秩序的破壞，還是其對政權穩固都曾經造成過極大的威脅。歷代執政者雖然對邪教的態度一貫都是“必欲除之而後快”，但結果卻皆不盡理想，多數情況只能將其消滅於一時而難以徹底根除，其生存能力可謂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種現象的產生，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原因，但從邪教組織發展變異的角度出發，我們也能發現一個簡單的規律，就是邪教組織自我保護能力很強，絕不會消極被動，坐以待斃，而是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不斷的掩飾、偽裝、修正自己，不停的改頭換面，發生變異，目的就是適應社會形勢的變化，盡力規避打擊，為自身利益和組織苟延殘喘贏得生存空間。
一、傳承方式的變異
歷史上，邪教組織傳承方式比較複雜，最初，南宋僧人茅子元創立白蓮宗及後期形成白蓮教的時候，是一種比較簡單的師徒傳承方式，組織繼承性相對來說比較鬆散，隨著時代的變化和邪教勢力的坐大，以及統治者當局對其越來越嚴厲的打壓，逐漸形成了穩定且緊密的家族傳教制和師徒輩分制傳承方式。
聞香教創立者王森據說因救狐仙而得異香之術
家族傳教最典型的莫過於明代聞香教教主王森家族。由王森創立的秘密教門“聞香教”，從明朝萬曆初年到清朝嘉慶二十年，傳承十幾代，前後遞傳200餘年，數易其名。王森原為白蓮教徒，因為明代政府嚴厲查禁白蓮教，王森為逃避明政府對白蓮教的鎮壓，藉口因得到“妖狐異香”改名為聞香教，後又稱東大乘教、清茶教等，以及後來由其徒子徒孫改頭換面、新瓶裝舊酒，重新包裝出來弘通教、紅封教等各分支，這些邪教組織歷經明清兩朝，傳教範圍遍及許多省份。
八卦教在創教時並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目的只在於傳教斂錢，曾富甲一方
八卦教兼有師徒輩分傳承和家族傳承兩種方式。劉佐臣最初創立八卦教，在其病故後，由其子劉儒漢掌教，劉儒漢病故，先後由其子劉恪與孫劉省過掌教。劉省過掌教期間，八卦教不斷的分流出各支相對獨立教內派別，其中離卦以郜雲龍子孫為教主，震卦以王中為教主，坎卦中直隸一支以張柏為首，山東一支以孔萬林為首，直隸大興一支以屈得興為首。艮卦由張玉成父子掌教，巽卦由山東單縣張貴弟兄掌教，乾卦由河南虞城縣張寶、張文士掌教，兌卦由陳善弟兄三人掌教。這些獨立的教內派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擴大八卦教的影響，增強了其組織實力和社會影響力的作用。
其實，歷史上的邪教組織，無論是家族傳承還是師徒傳承，大小小的頭目都把傳教作為一種“生意”來做，都是為了捍衛其既得利益。因此，當一個邪教組織被鎮壓或其教首死亡，因為固有的成熟傳承方式，散落的民間的信徒或教首後人，當他們生活困苦或不如意的時候，他們就會重新拾起“傳教”這門耳濡目染的手藝來改善貧窮的狀況。如“全能神”就是原“呼喊派”成員趙維山帶著一批成員從“呼喊派”中衍生出來，自立門戶，變異出來的新的邪教組織。其他邪教組織諸如“靈靈教”、“被立王”、“主神教”、“門徒會”等邪教組都與“呼喊派”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二、發展模式的變異
所謂邪教的發展模式是指在特定的生活場景中，特有的歷史、經濟、文化等背景下所表現出來的特點。從歷史上看，邪教組織通過自身傳承的發展模式大都維持不了多長時間，而通過組織分裂、他人模仿創立新教等，就為其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果說創教者通過個人魅力和人格吸引力創立和發展了一個龐大的實力雄厚的邪教組織，那麼他死後，繼任者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分裂就不可避免了。即使是教主活著的時候，也會因為財富的分配不公，發生內訌，另立山頭。可以說，分裂是邪教組織到處衍生、變異、開花的主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的發展模式之一。如嘉道年間的一炷香教，除了山東歷城縣孫大鳳所傳一支是康熙年間山東商河縣人董四海所傳一炷香教之嫡傳外，其他幾支，山東城武縣人姜明所傳好話教、直隸南宮縣王金玉所傳離卦教、直隸廣平府邯鄲人馮大坤所傳如意教皆為分裂而成。又如青蓮教經過幾次分裂、重組後，發展出一貫道、同善社、歸根道、普度道等分支，後來成為民國年間的主要會道門。在一貫道內部，道首張光璧活著的時候，就存在師尊派和師母派激烈的爭鬥，各派為了各自的利益，瘋狂的擴張勢力範圍，發展新的組織。
由於創教和傳教是實現快速發財致富的一種手段和途徑，所以歷史上有許多的人仿照先前存在的或正在秘密流傳的教門組織形式而模仿創教。如雍正十年，直隸趙州府隆平縣的李思義，以治療疾病為名，傳習“儒理教”。李思義籍隸直隸隆平縣，自幼讀書，因“不得上進”而學習醫書。後因病人甚少，貧苦難度，遂創立“儒理教”，藉此騙人錢財。山東荷澤縣王中，其祖父王志誠行醫為生，會坐功運氣，著有《運氣歌訣》一書。王中自幼讀書未成，遂改學外科醫理。乾隆時期因行醫行業不景氣，遂決意作勸善之書以騙取錢米度日。他將平素耳聞記憶的祖父所遺《運氣歌訣》同鄙俚歌訣相混，寫成《行善書》。又作一塊二尺多長的黃布，上寫中天老爺、先天老爺與後天老爺字樣作為牌位，供奉家中。又於牌位前供三杯清水，故取名清水教。
不斷變化花樣，通過改變名稱，一教多名或多教一名在邪教發展史上屢見不鮮，這種發展方式和模式是一些邪教組織為求自保的必然選擇。如近期，法輪功邪教組織就衍生出“法無定法”、“如意世界善法”等變異組織。“如意世界善法”更是以“肉身彌勒”現世為名暗中串聯，發展成員，企圖瞞天過海。全能神邪教組織有“東方閃電”、 “全能者”、 “女基督”、 “七靈派”等多種不同的稱呼和名字。
三、隱身形式的變異
邪教如何隱身，是其自身能否避免當局打擊、安全存在且發展蔓延的核心與關鍵，決定了其盛衰和興亡的命運。明清時期有這樣一些教門，以特定的傳徒方式，隱身於特殊的人群當中。如明代呂尼所創立的西大乘教，只接受皇宮裡的公主、嬪妃、太監、宮女及各級官員的朝廷命婦入教，在皇家功德院——順天保明寺即皇姑寺的掩護下活動，傳播雖不廣，但卻得以長期安然存在。清嘉慶年間直隸束鹿縣的一支弘陽教，只吸收寡婦入教。這支弘陽教教首也是看準了這部分人的生活需要，在封建中國，一個婦女如果死去丈夫，生活就會遇到嚴重的困難，還會帶來種種麻煩，弘陽教吸引夫故無嗣的婦女入教，對於這些身處絕境的婦女來說，是一種極大的幫助，入教之後，可以通過傳徒，還有一定的收入，使這些窮苦無著的婦女，生活上得到一定的保障，因此入教的婦女越來越多。
當然，更多的邪教還是隱身於於宗教信仰、民間信仰之中。白蓮教以佛教信仰的面目出現，弘陽教以道教信仰的面目出現，同善社、道德學社則以傳播儒家文化的面目出現，盜用基督教名義的邪教更是比比皆是。還有部分當代邪教也設計一些等同於民眾的文化娛樂的活動，隱身於民眾的消遣娛樂形式之中。如全能神組織的唱“新歌”、跳“靈舞”等活動，所謂“新歌”曲調都是國內曾經或者正在流行的歌曲的曲調，如《眾子民心裡樂開花》（調用《編花籃》）、《神已來到神已作王》（調用《我為祖國獻石油》）、《實際神來了真是好》（調用《永遠是朋友》）。其內部還專門創作了一首名為《獻上咱一顆真誠的心》的“新歌”，用以鼓勵其追隨者學跳“靈舞”。
四、人員組成的變異
邪教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人員的組成結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也在隨時發生著變化。早期的秘密教門主要是在社會下層發展信徒，大部分是農民，還有一部分小商人、手工業者乃至失意的下層知識分子等。這些人缺乏經濟實力，更沒有政治權利，加入教門組織也算有了一種歸宿。
民國會道門史料書籍：《理門須知》
當其組織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為了尋找保護傘，逃避當局的打擊，其教首開始拉攏上層人士入教，攀附權貴。聞香教教主王森在京城“結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天理教大肆拉攏宮中太監入教，以致發生天理教徒一度攻入紫禁城，欲行刺皇上，差點“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民國時期，各種會道門為了擴大實力和政治影響力，拉攏大批軍政要員加入其中，當時從總統、部長、軍閥官僚到失意的官僚政客，紛紛為會道門捧場，有的還成為會道門的“護法”。如“道德學社”的總幹事雷壽榮為陸軍中將，龔百齡為陸軍少將，劉永謙為海軍中將。湖南省督軍兼省長譚延闓、湖北省督軍蕭耀南等擔任“同善社”名譽會長。有的教首乾脆直接加入軍政勢力，如四川軍閥劉湘的神仙軍師劉叢雲，自號“白鶴”，創建所謂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一貫先天大道”，劉湘所有的軍政要事，都要經劉神仙通過乩盤來決定，他還為劉湘編練了一支“神軍”，全由其道徒組成，以至於當時傳說劉湘有陸、海、空、神四軍。劉叢雲又先後將四川軍閥王瓚緒、唐式遵、王陵基、田頌堯、蘭文彬、陳書龍、羅澤州、楊森等人拉入道內。
而當代邪教則更注重拉攏文化精英、經濟精英人士入教，如在北美法輪大法修煉者中，擁有教授、高級工程師、博士學位的信徒也不乏其人。華藏宗門教首吳澤衡為了聚斂錢財，更是大力發展大批富商為其弟子，並在深圳專門成立了“華藏企業家聯誼會”。
五、活動行為的變異
明清時期的秘密教門教首普遍靠醫術拉攏民眾入教。幾乎所有的邪教頭目，都曾經學過醫，讀過醫書，有從醫或巫醫的經歷，即使他本人沒有這方面的能力，他也會網羅會醫術的人共同從事創教和傳教事業。可以說，醫術或巫醫是邪教拉攏信徒的核心手段，在整個邪教發展過程中起關鍵作用。邪教頭目每到一個地方傳教發展信徒，最便捷的就是給當地的民眾免費治病，民眾病痛減輕或痊癒後，自然會對其感恩戴德，傳教者藉機對其進行拉攏。
到了民國時期，各色會道門紛紛以宗教團體、公益團體或慈善團體的名義公開活動，標榜純粹的宗教信仰、或從事興辦義學、施診、施粥、救助孤苦民眾等公益和慈善活動，如紅卐字會、萬國道德會等，也曾都興辦義學、進行賑災、施診施藥施粥等慈善活動，特別是遇到水火疫病及迭次戰爭，組織救濟隊，赴災區收容難民，救治傷員，掩埋屍體，建立育嬰堂、殘疾院、恤養院等，以救苦救難、從事慈善事業的面目出現。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遍佈河南廣大鄉村的紅槍會組織還以“自衛保家”的面目出現，一度還控制了很多縣及縣以下的農村基層政權，對河南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
當代邪教的行為方式更主要的還是以“強身健體”和“物質幫助”作為手段欺騙信徒。伴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人們比以往更多的關注養生、健身之類的問題，一些當代“功法類”邪教正是打著強身健體、傳播氣功的幌子招搖撞騙，扛著如何健康飲食等養生的大旗誘騙人們入教。再加上中國老百姓的信仰並不是出於對其教義的理解和理性的價值判斷，而是出於實用主義的目的，熟悉民眾心理的邪教頭目便採用一些不甚高明的小恩小惠的方法對其進行拉攏，如“全能神”充分利用金錢和物質作為武器，對於女性，他們贈送高檔化妝品、首飾及衣服等；對於男性，贈送手機、高檔菸酒等；對於那些他們認為可能發展為“接待聚會”的家庭，更會斥以巨資，為其購買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機、空調等貴重家電。
由邪教變異、衍生出來的各種組織派別，與邪教源出一脈，其特徵與邪教如出一轍。在此過程中，信徒實際上被異化為“產品”，邪教頭目掠奪的不僅僅是廣大信徒的財物，更大的傷害是對信徒的精神層面，比如親朋疏離、兄弟反目、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等等，這是更為深重的惡。因此，防控邪教，務必對邪教保持高度警惕，無論其披著多麼華麗的外衣，說著多麼動聽的歌謠，民眾都要睜大眼睛，不要被表面現象迷惑，要儘可能遠離邪教精心佈設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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