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四孩，保德縣義門人，1925年出生，1944年入黨，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戰場上受傷致殘。復員回到家鄉後，長期擔任村級領導幹部，經歷過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為改變義門村的面貌出過力流過汗，也受到過一些政治運動的衝擊。風風雨雨幾十年，既有追求、有奮鬥、有喜悅，也有痛苦、有委屈、有遺憾。
我經常坐下來思謀，我們這些上大了兩歲的人，有必要依老據實把自己經歷過的事情講出來，這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擔承，更是一種託付。
拿起刀槍 救亡圖存
義門位於保德縣北面，地勢東高西低，從遠處看，形狀和莊戶人家使用的簸箕差不多，村子東頭挨的是崔家稜、南頭挨的是廟峁，北頭挨的是暖泉，靠西面是一道幾十丈深的齊剮石崖，石崖下頭就是人所共知的黃河。歷史上，村裡人因重義明禮出了大名，有皇帝一高興就給賜了個村名，好像是在宋朝！
王姓是村裡頭的大姓。其他的還有姓郭的、姓趙的、姓白的等。過去，村民主要住在白家灣的南北兩側，習慣將南面的叫前村、北面的叫後村。1960年時，我們家從後村搬到前村。
我的曾祖父叫王喜元，考取過清朝的武秀才，後因懷才不遇，心情苦悶，過早身亡。祖父王照德，因家境貧寒，16歲起到西口外掏甘草、打工，死熬死受了幾年，攢下錢回家娶了媳婦，還先後置買下土地27畝。父親王保大、母親楊蜂女，是十里八鄉有名的大善人，自家的日子過得不寬裕，還時常節衣縮食賙濟鄰里。父母生男丁四人，我排行最小，所以取名四孩。8歲那年冬天，家裡出了五升米，送我到私塾唸書，幾個月後，因家裡缺少勞力，休學回家放羊。
1937年，日本人發動了七七盧溝橋事變。那一年，我12歲。開始時，人們都覺得保德地處偏遠，一時半會兒不會有戰事發生，沒想到，幾個月後就傳來忻口戰役的消息，年底前省會太原竟然也全面失守，村裡的大人們變得慌張起來。很快，共產黨派人到村裡開展活動，發動群眾團結起來反抗日本侵略，我的三個哥哥成為其中的積極分子，我大哥等4人還被秘密吸收入黨。臘月裡，鄰村劉家畔開來抗日自衛隊，聽大哥背地裡講，部隊名義上是國民黨的武裝，但實際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員手中。三四個月後，自衛隊朝交城山上開走了。
戰火很快燃燒至保德，1938年2月底，日本人佔領保德縣城，燒殺擄掠、無惡不作。幾天後，又渡過黃河佔領了陝西的府谷縣城，當天撤回到保德。當時，府谷駐紮著國民黨22軍86師的一個團，平時經常過河來欺行霸市、搜刮民財，老百姓背地裡罵他們是“吃鬼”，日本人進攻府谷時，這幫“吃鬼”沒放一槍，早早兒地就跑得沒影咧。
3月4號，日軍大部隊撤離保德，19名傷病員留在城內養傷，消息傳到河對岸，86師派出兩個營的兵力過河圍攻，經過一番激戰，日軍有18人被擊斃、1人逃跑。駐紮在五寨的日軍咽不下這口氣，3月17號，兵分數路奔襲保德，沿橋頭方向一直殺到縣城。兩天後，日軍又瘋狂地在縣城內燃放大火，把往每常家遠近聞名的水旱碼頭燒得要甚沒甚。日本人的暴行，徹底激怒了保德人，我三哥等人就是在那時主動參加抗戰隊伍的。
1939年冬，暖泉一帶成立了犧盟會，下面分了三個組，一個在石盤兒、一個在陽深溝，還有一個在暖泉。其中石盤兒這個組，所有成員部是共產黨員，其他兩個組成員比較複雜。犧盟會的活動主要包括：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張貼抗日宣傳標語，籌建抗日武裝——犧盟游擊隊。
1940年1月，共產黨在袁家莊建立了新政權，我大哥參加了在那裡舉行的黨員大會，並隨後加入遊擊大隊，據他後來回憶，游擊隊員人人身穿白茬子羊皮皮襖，頭箍白手巾子，背上彆著一把鬼頭大刀。游擊隊成立後，一方面要同前來掃蕩的日偽軍作戰，另一方面還要對付河對岸國民黨部隊的騷擾。那時，義門村民坐在村頭吃飯時，86師的人就經常打槍過來，老百姓把這說成是“放野子兒”。
為消滅晉西北地區的抗日武裝，駐紮在岢嵐、五寨的日軍，1940年冬天起多次進入保德大掃蕩。有一回，聽說日本人從暖泉方向撲過來，全義門人日慌打忙藏到附近的炭窯裡，然後用沙蒿在洞口做了偽裝。結果，等了半天也不見些子動靜，後來才知道日本人朝別的方向走了。
為了狠狠打擊日本鬼子的囂張氣焰，八路軍120師獨2旅開進晉西北，旅部就設在保德縣的康家灘，旅長許光達同時擔任晉綏軍區二分區司令員。我曾經常跟隨大人們到康家灘給部隊送給養，親眼所見部隊生活非常艱苦，一日三餐幾乎都是煮黑豆和蕎麥，但部隊官兵平等、軍紀嚴整、士氣高昂。從那時起，我就夢想著成為一名光榮的八路軍戰士。
1942年起，我參加了村裡的民兵組織，先後擔任過小隊長、分隊長等職。那時候，我們主要負責村裡的治安工作，大家起雞叫睡半夜，輪流站崗放哨、查路條，村子附近的古烽火臺，因為地勢較高，我們在上面設立了瞭望哨，白天黑夜有人值守。同時，以劉家畔村為中心，聯合趙家寨、劉家峁、趙家溝的民兵，開展河防鬥爭。遇到日本鬼子掃蕩過來，我們會提前帶領群眾轉移到安全地帶，並利用各種機會襲擊鬼子。為了彌補武器彈藥的不足，我們還發動群眾掃硝、熬硝、造炸藥，然後利用敵佔區買回的火柴、米絲等，製做成石頭地雷，埋在來犯日軍可能經過的地方。
為了給抗日部隊提供充足的糧食，村裡成立了變工組，組內農民通過人工或畜工互換方式展開互助協作。在擔任變工組組長的幾年間，我虛心向經驗豐富的老農學習，熟練掌握了各種農作物的耕作技術，成為遠近聞名的種地能手。
1944年10月，我加入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入黨介紹人為趙存有，趙存有也是義門人，全國解放後擔任過內蒙古梁城縣法院的院長。從那時起，我幾十年如一日，堅持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用實際行動兌現了自己的入黨誓言。
第二年7月，響應黨的號召我光榮入伍，成為獨二旅36團的一名戰士。當時的團長是高永祥，政委是嚴尚林。高團長是甘肅人，嚴政委是四川人，兩人都是老紅軍，也都是抗大畢業生。7月23號，駐神池義井據點的日本人向五寨縣城方向撤退，36團埋伏在敵人途徑的橫山一帶實施伏擊。
在
戰鬥過程中，高永祥團長頭部中彈，不幸犧牲，年僅33歲。在隨後召開的追悼大會上，許光達司令員致了悼詞。高永祥犧牲後，36團團長一職由張開基擔任。張開基，四川人，老紅軍，全國解放後擔任過陝西省軍區副司令員。為永遠紀念高永祥團長，橫山村後改名為永祥山村。
晉北戰役 身負重傷
8月15號，日本人宣佈投降，但拒絕把武器上繳給八路軍，閻錫山乘機強行接管了大同至忻縣的12座縣城，國共兩黨很快由盟友轉變為敵人。10月，部隊從五寨出發，到達內蒙古沙縣（土右旗撒拉齊鎮）時，正好趕上打包頭，擔任包頭城防總指揮的是傅作義的老部下董其武，我方攻城的部隊由聶榮臻、賀龍指揮，我們連主要負責掩護傷兵撤退。因敵我力量懸殊過大，包頭城久攻不下，12月初我軍被迫撤出戰鬥。那次戰鬥我軍傷亡很大，看到那種紅湯黑水的陣勢，有的老鄉嚇得開小差跑了，我則覺得貪生怕死是一種十分可恥的行為。
1946年6月，國民黨軍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各革命根據地軍民奮力發起反擊。期間，晉綏軍區和晉察冀軍區組織1萬5千餘兵力發起“晉北戰役”，我先後參加瞭解放朔縣城和軒崗的戰鬥。朔縣城是連接太原與大同的重要樞紐，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指揮解放朔縣城戰鬥的是晉綏五分區司令員王赤軍。為最大限度減少傷亡，部隊提前五六天開展了攻城訓練。6月16號黃昏，在團長張開基、政委戴金川率領下，我部由劉家口隱蔽運動到朔縣城附近埋伏起來。6月17號凌晨，衝鋒號響起，我軍發起突然襲擊，在輕重機槍的掩護下，部分人通過四架雲梯攻上城頭，爆破班扛著炸藥包把城門炸開，僅用了1個小時戰鬥就宣告結束，這次戰鬥共殲滅閻軍1千多人。由於作戰勇敢不怕死，我被任命為一營三連二排六班副班長。
打下朔縣城後，部隊急行軍參加解放崞縣、寧武的戰鬥。軒崗是崞縣境內的一個重要據點，也是北同蒲線上的一個重要樞紐，閻錫山共派一個團的兵力嚴加把守。在攻打軒崗重要屏障段家堡時，我部遇到敵人構造堅固的碉堡，手榴彈扔上去只能劃下個白字字，由於缺乏有效的攻擊武器，14人在戰鬥中犧牲。緊急情況下，部隊首長從友軍那裡借到一門山炮，炮手們騎著騾子趕到前線，迅速在東山頂上支架好設備，一聲巨響過後，碉堡上面的半個蓋子被掀掉，30多名守敵乖乖做了俘虜。押解途中，大家實在氣不過，又將這批人集體驅趕到山溝下面，以其逃跑為名全部擊斃。戰鬥過程中，我繳獲了電話匣子和洋算盤子各一個，全部上繳連部。
石灘車站是軒崗外圍的另一個重要據點，其周圍設置了六座大型碉堡。6月21號，也就是農曆五月二十二，攻堅戰鬥打響，我所在三連擔負主攻任務，攻打第一個碉堡時三名戰友犧牲、兩名戰友掛彩。攻打第二個碉堡時，又有兩名戰友犧牲，另有兩人掛彩，犧牲的戰友分別來自保德的科局和羊路河，掛彩的一位是班長，保德澗虎焉人，另一位就是我。我的頭部、腿部、腳上被敵人的手榴彈彈片擊中，遍體鱗傷衣裳染成個血片，人當時就昏迷了過去，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經躺在五寨牛化六分區醫院的病床上。經過十幾天的救治後，我又被轉移到條件較好的蘆芽山二分區醫院。8月，我傷愈出院，隨即趕往36團的神池虎壁留守處，根據留守處提供的信息，很快找到了大部隊。僅僅過去兩個多月，連裡的幹部戰士就大都不認識了，以前的人馬大都死的死、傷的傷，很多人都是剛剛補充進來的。
晉北戰役後，大同成為一座孤城。大同是平綏、同蒲兩大鐵路幹線的交匯點，又是國內最大的煤炭生產基地之一。7月底，晉察冀軍區和晉綏軍區集中大批兵力逼近大同，指揮部首長有聶榮臻、賀龍、蕭克、張宗遜、楊成武、羅瑞卿等人。大同城內雖然守敵並不是很多，但由於城池堅固且物資準備充足，加之大批援軍陸續趕到，9月中旬我軍被迫撤出戰鬥。期間，我們36團在大同南郊孤山一帶打過仗。
三起三落 一譜真心 （一）
由於身體多處受傷，很難再適應高強度的行軍打仗，1947年3月，拿著上級發放的《革命軍人殘廢證》，我復員回到家鄉。7月，黨中央下發《中國土地法大綱》，我隨即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土改運動中分配到土地的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大批糧食源源不斷地運送到解放軍手中，從而大大加快了解放戰爭勝利的步伐。
全國解放前後，我先後擔任過暖泉鄉團委書記、義門村互助組組長等職，因辦事公道正派，勇於擔責，贏得上上下下的認可。1953年，根據黨中央《關於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決議》，保德縣迅速掀起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我被大家推舉擔任了村合作社社長。開始時社員全部按入社時的土地分紅，分紅佔到土地總收成的30%，1956年開始土地分紅制度逐步取消。
1958年大躍進運動興起，按照上面的統一部署，生活方面，義門村實行了食堂制，全村人集中在一起吃大鍋飯。生產方面，虛報浮誇成風越刮越猛，夏上估產，以山藥的畝產為例，最好的年成最多也就能產2千斤，可劉家峁敢吹自己能產15萬斤，暖泉更是放出25萬斤的衛星。純粹是狼吃渾小子——沒影兒！
接到上級觀摩驗收的通知後，暖泉村緊急動員社員每人必須在第二天早上交回三丈長的草葽子（用蒿草擰在一起的繩狀物，專作綁紮用）。那時候兒的人特別聽說，第二天早上全部按時完成任務。與此同時，公社發動周圍幾個村子，將各自正在生長著的山藥蛋連同蔓子，起出來集中到暖泉的指定地裡，並用事先準備好的草葽子把所有蔓子圍攏來。上面的檢查倒是順利通過了，但移來的山藥沒幾天死得一乾二淨。
期間，迫於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我也瞞報過村裡的產量，咬著牙將山藥的畝產量估到2萬斤。結果，被上面樹為反面典型，插上黑旗，訓得狗血淋頭。立秋時分，我到公社參加冬麥播種專題會議。按說，冬麥只有過了秋分才可以下種，可別的村子為了搶先進，硬說是已經完成了播種任務。我性子倔，實事求是說沒有下種，結果遭到在場縣社兩級領導的嚴厲批評，直到深夜兩三點還不依不饒，我實在困得受不了，一頭從炕臺栽到地上，眾人這才放過我一馬。
過了幾天，批評過我的兩位縣領導來義門視察，村幹部集中到一起聽他們訓話。當時正準備收割黑豆，一位縣領導不客氣地問：你們義門家一共種了多少畝黑豆？一畝地有多少苗黑豆？一苗黑豆上頭能結多少個夾子？還沒等我吱聲，下面一位隊長粗聲楞氣地回答道：種了多少畝黑豆我們知道咧，一畝地有多少苗黑豆我們沒數過，一苗黑豆有大的有小的，上頭能結幾個夾子，我們可是搞球不清。兩位縣領導被嗆得臉紅脖子粗，扭頭就走。事先為他們準備好的呵山藥、玉茭子、窩瓜，正好給幾位村幹部做了好事。
真金不怕火煉。秋收結束，義門村農作物實際產量，在全公社名列前茅，很多縣社幹部改變了對我的偏見。1959年正月，我還作為縣裡的代表，參加了省上召開的農林牧大發展誓師大會。
常言說得好：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因國家是按各地上報的糧食產量進行統購的，虛報產量越多的地方國家統購得越多，1960年青黃不接時分，很多地方的群眾因此揭不開鍋，義門村的情況雖然沒有那麼嚴重，但群眾的生活也過得十分艱難，苜蓿、榆葉、粉渣、紅薯乾等，逮住甚吃甚。年三十晚上，我們一家人好不容易湊乎著吃了頓清湯白麵疙瘩。最困難時，我不得不將三歲的三小子送人，一家人哭得恓趴咧。
不過，困難面前我也沒有忘記聽黨的話，還是團結大家一起開展生產自救，終於使群眾的生活慢慢緩過勁來。然而，在1963年開展的清財運動和1964年的開展的的“四清”運動中，本人卻因得罪了上面的個別領導被停職兩年，甚至險些被抓進監獄。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62年為增加集體收入，村裡辦了個糧食加工廠，有負責人揹著我經常扛上廠裡的白麵往上級領導家送。知道這件事情後，我感到非常生氣，對這種行為進行了狠狠的批評，結果捎帶著把上級那位領導也給得罪了。由於經營管理不善，糧食加工廠最終停辦。清產核資開始後，上級來人紅不說黑不道，宣佈本人停職接受調查。
三起三落 一譜真心 （二）
期間，上級先後來了兩批人，翻箱倒櫃查了幾個月，也沒查出我一分票子的問題。然而，上級那位領導還是死咬住不放，背地裡鼓動對我有意見的人羅茬子。
那是困難時期剛過，為儘快恢復村裡的生產，我派人花7千塊從外地買回幾頭牛和驢，這件事情的經過人所共知，但就有人昧著良心說瞎話，說是我倒販牲靈賠了7千塊。聽到這種說法我很生氣，幾次找上級領導申辯，但人家根本聽不進去。
沒幾天，上面召集15個生產隊的支書開會，專門討論如何處理我的“經濟犯罪問題”，還是那位上級領導，來不來就宣佈我的問題夠上坐禁閉咧。劉家峁支書毛蛋仗義執言：四孩抗日戰爭時期就參加了革命，幾十年咧，沒功勞也有苦勞吧，即便有些子錯也不能讓坐禁閉呀！他坐了禁閉，家裡頭那大大小小六七口人活呀不咧？實在不行，再不用他當幹部敢就行咧吧！其他村的幹部隨後發言，一致同意毛蛋的意見，那位領導見眾怒難犯，這才把要我坐禁閉的事捏塌。
群眾心裡有桿秤。1964年底，在村民的強烈要求下，我重回村級領導班子，先後擔任生產隊隊長、村黨支部書記等職。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在大形勢非常混亂的情況下，我盡最大努力排除各種干擾，帶領村民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使義門村的農業生產條件得到很大改善。
實事求是講，農業學大寨運動開展過程中，也存在很多脫離實際的做法，比如村裡種什麼、種多少，都必須聽從上級的統一安排。1971年，義門村在規定種高梁、玉米的地裡，偷偷種了5畝糜子。這樣做，主要是為了改善群眾的生活。這5畝糜子起初長得可襲人咧，但遭遇一場大風後全部倒伏。不巧的是，縣委領導賈家峁開完會路過義門，恰好看到這一情況，他們當即要求公社在義門村召開現場會，嚴厲批判了我自作主張更改種植計劃的做法，並當場宣佈撤銷我的職務。
沒想到的是，接替我的職務的人，雖然工作大膽潑辣，但對指揮農業生產缺乏經驗，而且處理事情個性太強，村裡工作經常陷入僵局。1976年秋，省裡和縣裡的蹲點幹部進駐義門後，通過大量走訪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同時感覺到我在村民中間有著很高的威信。
時間不長，縣裡召開三幹會，蹲點的幾位領導乍猛子找到我，要我代表村裡到大會上表態發言。我當時沒好氣地說，我個庶民百姓，到三幹會上發言算甚咧？蹲點領導嚴肅地問我：“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我回答：“是！”“是的話，服從安排！”我這才答應下來。發言稿是蹲點幹部幫忙寫好的，由於識字不多字，大會發言時念得非常吃力，引得臺上臺下笑聲不斷。
三幹會後，公社調整了義門村的領導班子，村支書一職由天橋的白振清接替，村革委主任由劉家峁的長生子接替，我被任命為前隊隊長。說起來也日怪，我當支書那麼多年，村裡人勞動過程中從未發生過傷亡事故，可新班子剛一成立就遭下一條人命，後隊一名群眾在修梯田時從高處跌下身亡，這件事在群眾中產生了不好的影響。
擔任前隊隊長期間，我非常講究科學種田，比如鋤地，會根據莊稼的不同生長期，採取或者深鋤或者淺鋤的辦法。後隊領導聽說後直搖頭：只要水肥不誤事，深鋤也好淺鋤也罷，與收成好與不好關係不大。結果呢？莊稼長著長著就差下一大截。秋後，一樣樣的生產條件，前隊比後隊多打了6萬斤糧食。按往每常家的經驗，兩隊產量相差1萬斤才屬於正常。我因此作為先進典型的代表，參加了省水利廳在保德召開的現場會併發言。
從此，我在村民們中的威信更高了,說出話來聽得人更多了。1979年春天，我再次被任命為村支書，當年村裡打了54萬斤糧食，創下歷史最高紀錄。還有，那段時間，國家安排多臺鏟土機幫助村裡平整土地，原因是修建天橋水電站義門貢獻了100多畝耕地。我帶頭遠離給鏟土機司機開的小灶，從不參與他們的吃吃喝喝，贏得鏟土機司機和村民的一致好評。
1980年5月，由於年齡和身體原因，我主動辭去村支書一職，讓位於村裡的年輕人。當時，村裡的家底非常雄厚，光驢騾牛就有近40來頭、羊還有幾百只。然而，第二年開始，全縣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和其他集體財產被分得要甚沒甚。我個人覺得，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沒毛病，但將集體財產三皮不值二麻處理掉，實在讓人心疼。另外，五十年代建社時村民每人投資過3塊錢的入股基金，生產隊拆散了這3塊錢總應該給大家退還吧？為此，我幾次向有關方面反映問題，但根本沒有人搭茬子，更有人笑話我是：鹹吃撈飯淡操心。
掐指算來，我在義門村擔任各種領導職務有30多年，可以說是大幹部沒當、小幹部沒斷。30多年間，我始終牢記共產黨人的宗旨，全心全意為村民服務，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即使在最困難時期，也沒有享受過國家發放的1斤救濟糧、1分救濟款，上面來了招工指標，我總是先安排村裡的其他人，自己的子女一個也沒有關照過。我覺得，我當村幹部30多年，最對不起的就是我的家人，但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黨。令人感動的是，從村幹部位置上退下來後，黨和政府並沒有把我給忘記，經常有領導幹部上門進行慰問，其中包括擔任過忻州市委副書記的呂茂田。
安度晚年 奉獻餘熱
1947年我因受傷致殘復員時，人民政府優待我400斤糧食，領取方式是每年100斤，分四年領完。然而，我只在第一年領過100斤，第二年起因家裡打下的糧食基本夠吃，考慮到人民政府用糧的地方太多，餘下的300斤糧食，我就再也沒有領過。
時間到了1981年3月，義門鎮領導大會上宣佈，全鎮百姓年人均收入已超過6千元，從此進入了小康社會。聽到領導的講話，聯想到自己家的經濟狀況，我突然感到非常失落：我是當過兵打過仗受過傷的人，又長期從事過農村基層管理工作，可收入水平還不達周圍群眾的平均水平。當時，我手頭的進項只有國家每年給的那幾百塊錢的殘廢軍人撫卹金，老兩口每月吃喝就得花費200元，一年天氣難免有些人情交往，但凡支應一下沒個百百八八拿不出手。眼下自己歲數也大了，也動彈（勞動）不行咧，今後的日子可怎麼過？儘管兒女們非常孝順，但總不能三天兩頭跟孩兒們要錢吧？
正在發愁這件事，聽到有人說，殘廢軍人的撫卹金上調了很多，我立馬到縣上去了解情況。縣民政局的領導聽了我的陳述後表示，國家對革命殘廢軍人的撫卹金是有很大提高，但根據民政部的最新規定，必須對原來的殘廢證進行重新認定。
“你也在36團當過兵？”局領導翻看過我的殘廢證後，突然發問。
“是啊。”
“那我這個36團的幹部為甚認不得你？”
“一個團三千多人，你是幹部我是戰士，人都是從下往上認咧，哪有個從上往下認咧？”
“那你給我說說，哪些人當過36團的團長和政委？36團甚時候打得朔縣城？”
這些問題哪能難住個我！我不打咯噔對答如流。
“既然是殘廢軍人，生活又有實際困難，為什麼建國這麼多年不到民政局來反映？”局領導眯縫著眼問道。
“我自己但有半步奈何，也不會來麻煩國家。”
“看把你思想境界高的，好像保德縣就你一個殘廢軍人！”局領導邊說邊撩起衣服露出槍傷——原來他也是一位殘廢軍人。
局領導的這種說法和做法，惹得我有些發毛：“當年每位殘廢軍人復員時，憑殘廢證能領取政府給的400斤糧食，可我王四孩只領過100斤，考慮到人民政府處在困難時期，剩下的300斤再連一兩也沒領過。”話既然說開了，一下就收留不住咧。“看這樣子，你也是殘廢軍人，行咧，如果政府給的糧食你一斤也沒領，你思想覺悟比我高，如果你也只領了100斤，那咱倆的思想覺悟一樣高，假如你把國家給的糧食全領得吃咧，你好好兒說咱倆誰的思想覺悟高？”
局領導聽了我的一番話，不僅沒有嗔怪反倒笑呵呵地說，咱當過兵的人啊，都是這神不收脾氣！然後，交代下面的工作人員抓緊辦理相關手續。第二年8月，經過重新體檢和審批認定，我領到新換髮的殘廢證，撫卹金大幅增加，晚年生活有了可靠保障。
為了感謝黨和政府的關心，從1982年至1984年，我帶領村裡的四五十號人到附近的電站做營生，有效解決了村裡人的勞動就業問題。期間，我堅持百年大計、質量第一的原則，從不偷工減料，從不敷衍了事，得到電站領導的誇獎。
1985年後，我徹底歇了下來，但仍然保持共產黨員的形象和本色不變。比如，發揮自己嫁接樹木的特長，經常主動上門為有需要的村民無償提供服務；義務清掃維護村裡至電站長達2公里的道路；堅持每天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向周圍的人宣傳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自覺教育大家特別是年輕人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做有益於國家和社會的人；積極參與鄰里之間矛盾和分歧的調解工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盡一份力；為了方便附近的老年人外出歇坐，我還專門找來施工隊棄用的邊角料，加工成很多小板凳。
我今年雖然已經93歲了，但耳不聾眼不花，腦子也還好使喚，把自己經歷過的事情講出來，就是希望大家特別是年輕人，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踏踏實實做事，本本分分做人，好好兒地為咱們國家的繁榮富強貢獻力量。
圖片依次為：王四孩生活照，義門村，日軍掃蕩，日軍暴行，八路軍伏擊日軍，許光達將軍一家，民兵埋設地雷，36團團長高永祥，寧武，軒崗，大同，土地改革，大躍進1，大躍進2，農村四清運動，農業學大寨，梯田，王四孩三幹會發言，天橋水電廠，呂茂田看望王四孩，革命軍人殘廢證，王四孩全家福，王四孩與妻子，王四孩與本文整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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