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樊树志先生《重读晚明史》的系列新书，有一些启发。明末的党争，只去就事论事，是很难抓到其实质的。如果用大历史的眼光，从制度演变的高度来考察，更有助于洞悉其本质。本文试图厘清宋明以来的政治演变，从政治史的高度来审视晚明党争。
宋朝皇帝驯化宰相
1
之前在文史宴的一系列文章里面，我们介绍过，在秦汉时代，宰相的权力是很大的，既有议政权，又有监督执行权。先秦的思想家和政治学家们分得很清楚，皇帝是权威的象征，理论上只负责大事的决策和根据功罪任免宰相，不过问具体政务，宰相是政府的主导者和全权负责人。
后来汉朝皇帝一再用中朝官、尚书台等私人秘书机构侵夺相权，皇权独大，对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形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最终导致大汉帝国的崩溃。曹魏建立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最终在隋唐形成了经典的三省六部制度。
三省将相权一分为三，相权在制度上其实被进一步削弱了，但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是士族社会，担任三省长官的人多出身士族，具有强大的家族力量和社会影响，因此对皇权仍能进行有效的制衡。
但是专制帝国的演变逻辑就是更加专制。隋唐帝国的圣主明皇们采用了许多办法来打击相权，比如让三省长官不一定担任宰相，任命三省长官以外的官员担任宰相，使议政权与监督执行权分离，中唐以后更是在内廷建立影子政府，用宦官担任的枢密使夺南衙宰相之权。
经过五代乱世，到北宋初年，一方面内廷制度外化为朝廷制度，宰相在制度上对皇帝的依附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士族社会瓦解，担任宰相的多是寒门庶族，与皇帝的对抗缺乏士族那样的底气，所以皇权复兴是早晚的事。
不过北宋前期的皇帝们，对皇权的复兴在心理上还没有完全习惯，而社会上也有士族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对皇权能有一定的制衡作用。所以北宋前期的皇帝虽然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约，但还没有表现出太多独夫民贼的气质。
宋朝文官限制皇帝的工具
是极其脆弱的软传统
从宋神宗开始，事情变化了。宋神宗利用王安石变法来打击代表着宽松政治传统的大臣，等到差不多了又把王安石一脚踢开，乾纲独断，大大的强化了皇权，王珪之流的伴食宰相沦为皇帝的应声虫，完全没有了政府面对皇权应有的独立性。宋神宗就在夺权的狂欢中自我膨胀，使用依附于皇权的宦官王中正和佞幸徐禧指挥五路伐夏和永乐城之战，然而这两战的惨败使宋神宗的做法无法面对朝野的压力和质疑，沦为独夫的宋神宗只能活活气死。
到了宋徽宗、宋高宗时代，尝到甜头的皇帝愈发的没有下限，刊发元祐奸党碑、认贼作父等各种挑战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为层出不穷，全社会完全没有制约之力。此时的宰相多数没什么独立性，成了皇帝的附属品，上古政治中皇权与政府权两分的概念在社会精英的心理中逐渐消失，制约皇权的制度传统早已随着唐朝一起毁灭，文化心理上的软传统也不复存在，皇权完成了对相权的驯化。
当皇权与相权成为一体后，虽然偶尔南宋宰相也会欺负皇帝，但其本身独立性很弱，是皇权的维护者和依附者，皇帝或宰相的个人意志极大的妨碍了政府的理性行政。元朝将封建制度下的主奴关系引入君相制度之中，虽然宰相中不乏骨鲠敢谏之士，但客观上加强了相权衰微的趋势。
明朝废宰相带来的阁部之争
2
不过，宋元的宰相独立性再弱，其政府首脑的品格不至于完全消失，皇权在他们面前依然有所忌惮。等到朱元璋借胡惟庸案终结了宰相制度之后，相权才极度的衰微下去。
朱元璋晚年精力衰退，设立内阁大学士帮忙处理政务，由于文官政治实际上是政府运行不可或缺的依赖，内阁的权威合乎逻辑的逐渐增加，到后来甚至被视为宰相。从朱棣时代开始，内阁大学士加授高官，地位开始提升，土木堡之变后勋贵萎缩，文官政治全面复兴，有些内阁辅臣实际上具备了宰相的权威。
明朝的内阁
相权只有宰相的四分之一
但是这些辅臣的权威主要来自个人的才具、性格和机运，在制度上则比宰相差很远。真宰相需要有完整的议政权和监督执行权，但是前者他们跟司礼监太监平分，只有一半；后者他们名义上完全没有，六部名义上直接对皇帝负责，并不是他们的下属，只是有些辅臣能够发挥个人能力，让六部听话而已。
也就是说，内阁辅臣名义上只有宰相四分之一的权力，皇帝要对付他们，上可以使用太监压迫，下可以挑动六部掣肘，所以内阁对皇帝在制度上处于绝对劣势（不排有少数皇帝尊重内阁），对于皇权是屈从多，对抗少。
此外皇帝对付内阁还有一大宝物，就是言官。言官本来隶属于宰相，通过进谏来纠正皇帝的错误，是对皇权在制度上的制约，但是宋仁宗将言官并入服务于皇帝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并且鼓励“风闻言事”，就算弹劾错了也不用负责任，于是本来制衡皇帝的言官反过来成了皇帝对付宰相的利器。这样的传统朱元璋当然喜欢，他不但加以继承，而且发扬光大，一方面加强了从御史台演变而来的都察院，一方面还设置了六科给事中等多重言官系统。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这可不是钱穆先生主张的中国版三权分立。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三权的主体或多或少的都来自民意，形成制衡是为了防止一家独大，欺压人民。专制帝国的三权分立，三权的主体与民意基本无关，形成制衡是为了防止一家独大，威胁皇帝，实际上是加强了皇权，削弱了政府权和民权。
明朝的这一整套体制，既有宋元以来政治传统的演变，又有朱元璋浓厚的个人色彩。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套鼓励内耗的政治机制，因为只有让大臣内耗，皇帝才能稳坐钓鱼台，让所有朝臣都成为自己操控的木偶。
“言官之祸”是现代阉党主打的一张牌，他们喜欢大说特说，翻来覆去的说。应该说“言官之祸”有时候确实是存在的，但主要表现在皇帝利用无原则的言官来扰乱政治，而不是有原则的言官骂皇帝骗廷杖。一顿廷杖打下来皮开肉绽，致残致死率极高，如果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信念，是犯不着去挨廷杖的，想得好处跪舔皇帝和太监就行了嘛。就现代阉党在网上表现出来的德性，别说骗廷杖，就是骗大嘴巴子他们也不敢呢。
万历中期以后，当内阁的独立性基本消失，成为皇权的一部分后，内阁辅臣就成了皇帝用来调和与群臣矛盾的棋子和摆设，皇帝的恶行也就成了那些无原则顺从的阁臣的恶行，于是这些阁臣和皇帝一起成了群臣痛骂的对象。而原本在制度设计上用来对付宰相的言官，因为皇帝实现了君相一体，反而成为了皇权的制衡力量，这就是制度演变的奇妙之处。
也就是说，当“君相一体”的情况出现以后，六部和言官就取代了沦为太监的内阁，成为了政府权的代表，成为了恶性皇权的有力制衡，这是朱元璋在制度设计上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一幕。
这种情况下，六部和言官相对于皇帝和内阁，当然就是正义的一方。
制度史眼光里的晚明史
3
从制度史的高度理清了皇权和政府权的演变以后，一些错综复杂的明史事件，其本质就容易理解了。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阁臣势力的最后一个顶峰。张居正死后，万历帝利用继任首辅张四维和一些无原则的言官对张居正进行清算，其酷烈程度导致万历朝的所有阁臣都不敢与皇帝产生太大的龃龉。
清算张居正一事预示了万历帝并非良善之辈，在将张居正时代顺延数年后，万历帝开始了胡作非为，出现了“争国本”事件。
万历帝的皇后无子，王恭妃生长子朱常洛，但不为万历所喜，他宠幸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生的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但这与“立嫡以长”的政治规范冲突，于是群臣群起反对，万历也不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想了各种借口来拖延立太子，还利用忽悠阁臣的方式帮他拖延。
群臣的反对并不是现代阉党说的没事找事，而是不让皇帝为所欲为，是对恶性皇权的限制。因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被皇帝突破了一点，实际上就全盘失效了，所以恶例决不能开。
万历中后期的那些内阁辅臣如申时行、王家屏、王锡爵、沈鲤，甚至名声不好的沈一贯、朱赓，对万历拖延立太子都是反对的，只不过因为内阁在体制上独立性本来不强，大家面对的又是万历这种连恩师都清算的雄猜之主，反对程度有轻有重，王锡爵身为一代名臣，入阁之前跟入阁之后两个样，就是因为皇权的压迫所致。
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作为内阁首辅，夹在朝臣和万历之间，被迫跟万历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而当这种合作一经揭露，引起轩然大波，招致朝臣的滔天恶议，也就十分正常了。
最终万历帝没能如愿，只好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万历因此对外朝深恶痛绝，开始派太监去各地挖矿、收税乃至抢劫，建立专属于皇帝的影子政府，并且二十年不上朝，故意任由政府重要职位空缺，使真·政府陷入瘫痪，难以妨碍影子政府。
有种说法认为万历不上朝是因为身体太差，形象不佳，这是不能成立的，朱家皇帝长得都不怎么样，并不妨碍他们上朝，而且从万历躲在后宫纵欲、吸毒来看，其身体并没有差到连朝都上不了的程度；现代阉党则宣称万历虽不上朝但实际上管着朝廷的事，并非不负责任，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上朝是正常政治，在后宫里玩猥琐流管事则是密室政治，使政治脱离了正轨，危害很大。
万历的头骨虽有点嘴歪眼斜
但还不至于太惊世骇俗
而且万历躲在宫里，只管他想管的事，不想管或者想恶意妨碍的事完全不管，比如叶向高、方从哲多次向万历要求增补内阁成员，并且呈上了名单，万历总是托辞等我身体好了给你们安排，而实际上他只需要认同内阁的名单就可以了，所以说万历是故意让真·政府陷入瘫痪，好让由太监组成的影子政府为所欲为，不过是把中唐玩过的把戏再玩一遍而已。
朱常洛虽然被立为太子，但郑贵妃仍然在谋求改立朱常洵，于是爆发了维护朱常洛的“妖书案”，对付朱常洛的“梃击案”，而“妖书案”又与阁臣沈一贯、沈鲤争斗的“楚宗案”牵连，其间内情复杂无比，大司马会在之后的文章里详谈。
万历死后，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泰昌帝，但即位一月即驾崩，朱常洛是死与郑贵妃进美女、郑贵妃亲信太监崔文升下泻药、鸿胪寺卿李可灼进红丸有很大的关系，而吃了李可灼的红丸更是直接的死因，于是爆发了主张追究李可灼及其背后的郑贵妃与主张不追究的朝臣争斗的“红丸案”。
朱常洛死后，其子朱由校（即后来的明熹宗天启帝）被朱常洛的李选侍控制，李选侍与郑贵妃勾结，想要通过控制皇帝把持政权，于是爆发了主张让李选侍滚出乾清宫与主张暂时对李选侍妥协的朝臣争斗的“移宫案”。
在这一系列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坚决维护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与万历及其矿税太监、郑贵妃、李选侍争斗到底的，多是东林人士或与之同气相求的正直大臣，后来被诬为“东林党”；支持万历帝及其矿税太监、郑贵妃、李选侍或反对不坚决的，后来有很多成为阉党。当然，也有很多朝臣既非东林也非阉党。
当东林人士因为保扶朱由校登基，得到朱由校的报答，获得高官显职后，想要引进更多为官清正的大臣，对官员进行考核。而那些贪赃枉法、追求权位的朝臣，一来憎恨东林人士获得高官，阻碍其仕途，二来害怕正直人士主持考核，使其贪腐苟且之行曝光丢官，决心赶在京察之前整倒东林。
但东林是天启的恩人，他们难以撺掇天启对付东林，就利用天启迷恋奶妈客氏，而魏忠贤跟客氏有一腿因而得到天启信任的关系，找到魏忠贤作为反攻倒算的总头目，将大部分正直朝臣诬为“东林党”，进行骇人听闻的迫害，最终他们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而大明朝则在他们的凯歌里走向深渊。
他们为什么喜欢魏公公？
因为割蛋的快乐你不懂
在这些人沦为阉党的过程中，人性之恶被无限放大，一些之前名声不算太糟糕的人也沦为万人唾骂的对象。他们随着魏忠贤的死而暂时失势，新即位的崇祯帝为了清算阉党势力而起用东林人士，但他并不真心信任东林人士，一年之后即起用阉党余孽温体仁为首辅，东林阁臣全数倒台。此后的大明朝就在崇祯的刚愎凶险和阉党的蝇营狗苟之下走到尽头，虽然朝中还存在少数东林官员，但他们对政治大势无法形成影响，也就无法拯救大明朝的穷途末路。
值得注意的是，万历身后，制造悲惨世界的那些人，无论是后妃郑贵妃、李选侍，太监魏忠贤还是皇帝崇祯，都是皇权集团的一员。万历通过清算张居正提振的皇权，犹如脱缰的野马，拖着大明朝和华夏文明走向万劫不复。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只约略的谈一下大势。具体的史事，每一件都很复杂，大司马会在之后的文章里一件一件的剖明，务求把现代阉党的脸抽烂、抽碎，提供晚明史正确的打开方式。
閱讀更多 文史宴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