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有一部遲到了五年的電影終於上映，《無問西東》。
《無問西東》講了四個不同時代的故事，但歸根溯源，都是同樣一種情結——清華大學。
百年清華，往事如風。
今天要講的，並非這部電影，而是在這長達百年的回憶裡，最為艱難困苦的8年——
《西南聯大》
豆瓣9.3，央視出品紀錄片，一共五集，每集50分鐘。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創辦於1937年11月1日，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組建而成。
在電影《無問西東》中，王力宏飾演的沈光耀正是就讀於西南聯大。
在這8年裡，西南聯大聚集了全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梅貽琦、梁思成、林徽因、馮友蘭、錢穆、朱自清、聞一多、陳寅恪、鄧稼先、楊振寧、李政道……等等等。
西南聯大被稱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聯大所在地雲南昆明也屬於當時的“世界教育中心”之一。
但，它偏偏也是全世界所有頂級學府裡，最窮苦、最艱難的存在。
· 長 · 文 · 預 · 警 ·
01「聯大」
西南聯大的故事，要從1889年開始講起。
1889年，光緒帝治理下的大清帝國，沒有大事發生。
但在那一年，蔣夢麟3歲，嚴修29歲，蔡元培、梁啟超中舉，張伯苓被招收進北洋水師學堂，梅貽琦在12月29日出生。
隨後的10年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鉅變。甲午海戰爆發，簽訂眾多不平等條約，中國領土淪為列強殖民地。
1900年，“庚子之亂”爆發，八國聯軍攻佔北京。
1901年，清朝被迫與各國簽訂《辛丑條約》。
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將退還“庚子賠款”中超出美方實際損失的部分，用這筆錢幫助中國辦學，並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
由此，誕生了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遊美學務處臨時辦公處”正式成立，後改名為清華大學。
第一批的庚款留美學生，其中就有梅貽琦。
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稱為北京大學，嚴復擔任首任校長。
1917年，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之後，蔡元培請辭北大校長，蔣夢麟擔任北大代理校長。
同年，張伯苓和嚴修在天津創辦了南開大學，周恩來為文科第一期學生。
作為張伯苓和嚴修的學生，在清華任教的梅貽琦曾向老師坦言自己對教書並不感興趣，但張先生教導梅貽琦“年輕人要能忍耐”。
在12年之後，梅貽琦在1931年正式成為清華大學校長。
同一時期，張伯苓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蔣夢麟，正在創辦浙江大學，並於1930年正式出任北大校長。
梅貽琦就職清華大學校長演講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全面抗日戰爭開始。
7月29日，北平淪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先後被日軍佔領。
7月30日，天津淪陷，南開大學被日軍炸燬。
1937年9月10日，國民政府發令，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三校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南遷到長沙繼續辦學。
1938年初，長沙臨時大學再遷至雲南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
校長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擔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常務委會員常委，共同領導這所戰時聯合大學。
三人中，屬梅貽琦最年輕，他承擔的責任也最大。
在建校初期，清華大學人數最多，保留的藏書經典也最多，同樣也是三校中唯一擁有庚款及政府支持的學校。
梅貽琦曾說，“三校走到一起，就像一個戲班子，總需要一個班底”，而這個班底就是清華。
在西南聯大辦學的這8年中，三位校長互相謙讓、扶持，將三校聯合到底。
在他們三人之間，從未存在任何的個人利益，始終都是國家利益為先。
中國第一任辦大學的人，都是舊社會知識分子進士、狀元。
到了第二代，是到西方留學過的，像是嚴復、蔡元培，他們推進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專業化，讓“大學”更制度化了。
而第三代，以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為首的知識分子，他們讓中國高等教育充分得完成了現代化、世界化。
沒有他們的堅持，也就不會有改變了中國的西南聯合大學。
02「風骨」
時侷促成了聯大的建立，校長的堅守保護了風雨中的聯大。
長達8年的艱苦歲月，將三所最高學府緊密聯繫的，不僅與時局有關，更重要的是信念。
西南聯大，是抗日戰爭期間聯合到底的，唯一一所大學。
在平津淪陷之後，為了繼續讀書學習，全體師生集體遷到長沙。
在籌備長沙臨時大學的過程中，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在日寇的壓迫下，將子女留在北平，自己獨身一人前往天津繼續工作。
在清華擔任教授的陳寅恪卻在這最關鍵的時刻患上眼疾，面臨右眼失明的危險。
但就算右眼看不見，陳寅恪也不願留在淪陷區，堅持逃離北平，用唯一的左眼繼續工作。
學期結束，而局勢也變得更加嚴峻，南京淪陷了。
聯大的師生們分為多路出發前往昆明，一路通過香港、越南入滇，一路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經柳州、南寧、越南入滇。
還有一路人組成了湘黔滇旅行團，
步行1633.6多里，橫穿湘黔滇三省。參加旅行團的，其中就有聞一多。
在出發前，聞一多回武漢省親，拒絕了武漢教育部的職位，堅決要和旅行團一起步行到雲南。
他留下的只有一句——“學校太困難了”。
而身在歐洲學習的華羅庚、王竹溪、張文裕、趙九章，甚至跨越了亞歐大陸，千里迢迢也要回到昆明。
就這樣，他們揹著聯大殘存的實驗室和圖書館，穿越了整個中國，甚至跨越了洲際。
戰時的昆明，生存條件極其惡劣，對於西南聯大的師生們來說更是一種考驗。
在通貨膨脹的時代，房租、物價飛漲，教授們拿到手400到600塊不等的工資，實際上只相當於戰前的14塊錢。
為了補貼家用，聞一多開始賣文，為別人做篆刻，石章每字100元，象牙章200元。
馮友蘭太太在家門口支起了一口鍋，在周圍賣起了麻花。
物理學家吳大猷則是養豬，一邊照顧著生病的妻子，一邊堅持寫書。
除了經濟困難之外，他們每天都將面臨著日軍的不間斷轟炸，無時不刻都在準備著逃亡。
1938年至1944年，日本飛機先後281次襲擊雲南，空襲範圍遍及雲南全省，造成傷亡7500多人。
每當防空警報響起，金嶽霖會拿著裝滿手稿的公文包，傅斯年扶著患有眼疾的陳寅恪，費孝通則牽著行動不便的妻子。
1940年，日軍開始進入越南，為了切斷滇越鐵路，他們也加緊了對昆明的轟炸。
在那一年，西南聯大遭受了有史以來最大程度的毀壞，師範學院被全部炸燬，金嶽霖在逃亡中丟失了自己70萬字的手稿。
失去了校舍的他們，不得不再次尋找新的地點，
這一次，他們住進了寺廟裡。錢穆在巖泉寺裡寫完了《國史大綱》，費孝通將社會實驗室搬進了呈貢當地人用來供奉神靈的鼓樓魁星閣。
西南聯大的農業、無線電、金屬研究所搬進了昆明西郊的大普吉，國情普查研究室搬進了呈貢的文廟中，在黑龍潭則新建起新的物理實驗室。
設備不齊全，實驗室太簡陋，西南聯大的教授和學生就想辦法自主創造。
做有機實驗，沒有自來水做冷凝水，就自己動手讓水流動起來，保持冷凝水暢通。
沒有水印氣壓表和風速風向儀，連最簡單的溫度表和雨量筒也沒有，李憲之教學生用手指蘸水或者揮灑木屑來感應風向。
1941年，緬甸戰場局勢吃緊，中國決定出兵緬甸，西南聯大的學生響應教育部號召，紛紛參加了中國遠征軍的戰鬥，其中就有查良錚。
查良錚，筆名穆旦，是金庸先生同族的叔伯兄弟，在參軍之後成為了羅友倫的隨身翻譯。
到達緬北之後，查良錚參與了同古的戰鬥，被日軍逼退至胡康河谷、野人山一帶。
在森林中，查良錚患了一場重病，眼看就要落下行軍隊伍時，幸運地被隊長的一粒藥片救了回來。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和查良錚一樣的幸運。
戰死的、病死的、餓死的、甚至還有被螞蟥咬死的……太多的西南聯大學生，犧牲在了異國他鄉。
抗戰8年，西南聯大一共有800多人入伍，加上長沙臨時大學時期，從軍人數多達一千一百多人，西南聯大也成為抗戰時期從軍人數最多的一所大學。
不管是在淪陷區，或是在戰區，西南聯大全體師生都秉承著一種“風骨”——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寧願艱苦，也絕不留在淪陷區當安逸的走狗；
不懼犧牲，願用一己之力換來國家安寧。
正如南聯合大學校訓所道——“剛毅堅卓”。
這四個字，是所有聯大人的理想、抱負，更是他們堅持下去的信念。
03「苦中作樂」
西南聯大真的太苦了。
但對於在西南聯大求學的學生們來說，這也是激情燃燒的一段歲月。
校舍建在了墳地上，用四個字來形容學校環境，那便是“小、擠、髒、亂”。
教室的窗戶沒有玻璃，都是糊的竹紙，一下雨就叮噹響。
桌子和椅子是連為一體的，俗稱“羊腿椅子”。
學生宿舍則是茅草房，一個茅草房住40個人，空間極其狹窄，只要有一點動靜，屋子裡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在茅草房裡自然是沒有燈的，他們只能藉著窗戶外的光亮來看書。
同學們最害怕的，是宿舍裡的臭蟲。
不僅渾身咬你，咬得你睡不著覺，就算捉到之後捏死，爆出的血還會散發一陣惡臭。
對付這種臭蟲，女同學們想辦法把它們抓住，扔進了玻璃罐子裡，讓它們自由生長，甚至這些噁心的是臭蟲們還會在瓶子裡交配生崽兒。
和臭蟲相處的時間變長了，同學們自然也懶得管了，“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我們和平共處”。
同學們不僅學會了怎麼與大自然“和平共處”，更是學會了“吃飯的技巧”。
尤其是男同學，在吃飯上頗有自己的心得，必須“先盛半碗，趕緊吃完；然後再去盛新的，就可以吃到一碗半了”。
對此，女同學們可是恨得牙癢癢，吐槽男同學們會
“飛碗”。
但實際上，昆明的同學們吃的都是“八寶飯”，都是紅米、稗子、穀子、麩皮、甚至還有石頭子、耗子屎……
就算吃了一碗半，也很有可能只是多吃了點石子兒、老鼠屎而已。
但在蒙自分校的同學們可是大飽口福，每天最期待的便是一碗雲南特產“餌絲”，奢侈一點的還有雞湯米線，一秒穿越《舌尖上的西南聯大》。
對於同學們來說，比起住和吃，最大的快樂還是來自於“知識”本身。
談起曾經為他們授課的老師，年過90歲的同學們依然歷歷在目。
95歲的物理系學生楊振寧回憶起大一英文課，是跟葉公超先生唸的，還健在的同班同學中，坐在他身邊的，還有現在96歲的許淵衝。
92歲的歷史系學生王漢斌還記得，講《中國通史》是吳晗，社會學是費孝通、潘光旦。
100歲的外文系學生劉緣子，當年的國文課是朱自清和沈從文教的。
她還記得當時金嶽霖先生戴著貝雷帽講課，堅持不摘帽，理由是“眼睛不好”，引起同學們討論不斷。
90歲的外文系學生張道義回憶起朱自清先生，對於教學十分嚴謹，即使有助教在旁，也絕不讓助教代筆批改同學們的作業，會親自修改批註。
94歲的化學系學生關英想起曾昭掄上課的情形，忍不住又開始大笑，“他老趿著個鞋，常常後跟的襪子破了，釦子也會扣錯”。
但即便是如此粗心大意的先生，上課卻講得極好，板書也十分漂亮。
外文系學生趙瑞蕻最喜歡吳宓先生，在《離亂絃歌憶舊遊》中悄悄記錄下了這份“告白”——
“有時是阿波羅式的，有時是狄俄尼索斯式的，有時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時卻是唐吉坷德型的”
而他的師妹、後來成為妻子的楊苡卻並不這麼認為，“他因為說話、發音是陝西調，我們認為不地道了。”
聯大的學生裡也有逃課的，是97歲的外文系學生巫寧坤。
他曾被吳宓先生警告“再不上課就不及格”，只好乖乖回來上課。
汪曾祺最欣賞的是沈從文先生，把沈從文的一舉一動都寫進了《人間草木》裡——
“他不用手勢，沒有任何舞臺道白式的腔調，沒有一點譁眾取寵的江湖氣。”
愛逃課的巫寧坤評價沈先生是——“一個做學問的人，一個安安靜靜的作家”。
而備受全校同學喜歡，不管是文學院，還是工學院、理學院都願意去聽的，是聞一多的古代神話。
“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
聽聞先生一堂課，工學院、理學院的同學得穿越整座昆明城，他們非但不覺得累，反而覺得很值得。
越是艱難，越是能夠銘記這份師生情、同窗誼。
在那個時候，和楊振寧玩得最好的，是後來的“兩彈一星”元勳鄧稼先。
他們經常相約在大樹下念古詩，一個人背誦，另一個拿書對照。
而巫寧坤和汪曾祺玩得最好，倆人經常結伴一起逃課到泡茶館。
這段逃學的回憶，被汪曾祺寫進了《泡茶館》裡。
這些簡單而又粗糙的“快樂”，正是在西南聯大獨有的、風雨飄搖中難能可貴的“自由”。
曾經我總覺得，「西南聯大」這四個字很遙遠，是歷史築成的高牆，也是和平時期難以想象的苦難。
紀錄片用了250分鐘，無意間拉近了我與「西南聯大」的距離，為他們的艱難而咬緊牙關，也為自由進步的學習環境而心生憧憬。
對於那些受訪的九旬老人們來說，即使環境再艱苦，聯大依然是他們的理想之國。
自由、向上、進步，所有人類身上的一切美好品格，竟是在這樣戰火連天的歲月中感知體會。
就算回想起那些年，他們的言語中依然充滿了對知識的嚮往，就像老人別在身上這枚珍藏70多年依然嶄新的“聯大”校徽一般。
對於在聯大堅持教學、著作的學者們而言，只要在烽火中多堅持寫下一點字，便是在對當下、未來的中國築起希望。
對於埋頭著書的聯大教授，馮友蘭是這樣說的——
“從表面上看，我們好像是不顧國難，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實我們都是懷著滿腔悲憤無處發洩。那個悲憤是我們那樣做的動力。金先生的書名為《論道》，有人問他為什麼要用這個陳舊的名字。金先生說，要使它有中國味。那時我們想，哪怕只是一點中國味，也是對抗戰有利的。”西南聯大，剛毅堅卓，無問西東。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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