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美蘇冷戰加劇。為了在遠東遏制蘇聯，在抗戰勝利後中國相互對立的國共兩大政治力量中，美國選擇了扶蔣反共的政策。在中共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統治江河日下的情勢下，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日漸尷尬。為了擺脫被動局面，美國政府開始認真考慮轉變對華政策。1948年9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司提出一份題為《重審並制定美國對華政策》的文件，並經過討論於10月間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正式文件。該文件在對華政策目標上出現了一個微妙變化，即把“盡力阻止中共在中國取勝”變為“盡力阻止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這表明，美國對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態度有所和緩。繼而，1949年2月底，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了準備停止反對中國革命的一個報告，並提出“在謹慎避免干涉內政的條件下，儘量利用中蘇之間的政治經濟摩擦”，亦即等待並利用好中蘇產生矛盾的時機，爭取中國，孤立蘇聯。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通過停止軍事援助、減少經濟援助、冷卻政治外交關係以及發表美中關係白皮書等一系列舉措，逐步與蔣介石政權拉開距離，初步實現了從扶蔣反共向從中國內戰“脫身”的政策轉變。按照司徒雷登的說法，美蔣關係於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時“降到最低點，這種狀況延續了8個月之久，直至朝鮮戰爭爆發為止”。
考之歷史，美國與蔣介石的疏遠，是從1948年下半年開始的，當時國民黨政府接連敗退，這使得美國政府特別失望，在失望之餘愈發想與國民黨政權拉開距離，以避免“失去中國”。1949年2月初，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是否繼續將1948年援華法案項下價值6000萬美元的剩餘軍援物資運交國民黨政權的問題。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採取了“拖延啟運”政策，並要求政府部門嚴格執行，以利於更好地“脫身”。在這一政策下，1949年春夏，美國交付國民黨政權的軍需品急劇減少。比如，1949年3月、4月僅及1948年11月、12月的五分之一。與“拖延啟運”政策相一致，美國政府還在1949年2月末撤回了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
然而，長期的援蔣政策，在美國國內早已形成“蔣介石就是中國”的觀念，美國對華政策發生從援蔣到“脫身”的劇變，並非所有美國人都樂於接受，親蔣的新聞界及“院外援華集團”和國會“中國幫”，就十分不理解。有鑑於此，艾奇遜在徵得杜魯門認可後，指示有關官員著手編輯對華政策《白皮書》，保證美國對華政策“以情報根據和明智的輿論為基礎”，營造有利於推行“脫身”政策的環境。1949年8月5日，在排除來自軍方和國會的巨大阻力後，《美中關係白皮書》如期發表。其核心內容是：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失敗是咎由自取，並非由於美援不足，美國對此不負任何責任。《美中關係白皮書》的發表，一方面公開宣佈美國將不再援蔣，另一方面又給出了不再援蔣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對此，司徒雷登評論說：“白皮書暗示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以及該政府生存所應盡的義務已經了結。”一位美國曆史學家也評論說，白皮書給蔣介石政權“釘上了最後一枚棺材釘”。
杜魯門
《美中關係白皮書》發表以後，美國對華政策繼續沿著“脫身”方向運動。1949年10月，美國國務院兩次召集有專家學者和官員參加的對華政策“圓桌會議”，對取消援蔣政策給予充分肯定。不久，美國政府又作出決定，把對蔣政權的經濟援助由原來準備或已經撥付的2.8億美元削減至2000萬美元。
不過，美國雖然意欲“脫”蔣，但卻沒有“離”蔣，更沒有捨棄蔣。當然，這和蔣介石對美國支持的爭取有一定關係。1948年11月28日，在美國力圖改變對華政策的時候，蔣介石派夫人宋美齡前往美國遊說。雖然迎接宋美齡的都是美國的二流官員，但為了爭得美國政府對蔣介石的繼續支持和對中共政權的遏制，宋美齡還是採取了忍辱負重的態度。所幸宋美齡最終說動美國政府在政治上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並未無功而返。儘管這個結果對於蔣介石政府沒有任何實質性幫助，但蔣介石還是頗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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