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美苏冷战加剧。为了在远东遏制苏联，在抗战胜利后中国相互对立的国共两大政治力量中，美国选择了扶蒋反共的政策。在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江河日下的情势下，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日渐尴尬。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政府开始认真考虑转变对华政策。1948年9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出一份题为《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并经过讨论于10月间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文件。该文件在对华政策目标上出现了一个微妙变化，即把“尽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变为“尽力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这表明，美国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态度有所和缓。继而，1949年2月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准备停止反对中国革命的一个报告，并提出“在谨慎避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尽量利用中苏之间的政治经济摩擦”，亦即等待并利用好中苏产生矛盾的时机，争取中国，孤立苏联。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过停止军事援助、减少经济援助、冷却政治外交关系以及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等一系列举措，逐步与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初步实现了从扶蒋反共向从中国内战“脱身”的政策转变。按照司徒雷登的说法，美蒋关系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降到最低点，这种状况延续了8个月之久，直至朝鲜战争爆发为止”。
考之历史，美国与蒋介石的疏远，是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国民党政府接连败退，这使得美国政府特别失望，在失望之余愈发想与国民党政权拉开距离，以避免“失去中国”。1949年2月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是否继续将1948年援华法案项下价值6000万美元的剩余军援物资运交国民党政权的问题。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采取了“拖延启运”政策，并要求政府部门严格执行，以利于更好地“脱身”。在这一政策下，1949年春夏，美国交付国民党政权的军需品急剧减少。比如，1949年3月、4月仅及1948年11月、12月的五分之一。与“拖延启运”政策相一致，美国政府还在1949年2月末撤回了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
然而，长期的援蒋政策，在美国国内早已形成“蒋介石就是中国”的观念，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从援蒋到“脱身”的剧变，并非所有美国人都乐于接受，亲蒋的新闻界及“院外援华集团”和国会“中国帮”，就十分不理解。有鉴于此，艾奇逊在征得杜鲁门认可后，指示有关官员着手编辑对华政策《白皮书》，保证美国对华政策“以情报根据和明智的舆论为基础”，营造有利于推行“脱身”政策的环境。1949年8月5日，在排除来自军方和国会的巨大阻力后，《美中关系白皮书》如期发表。其核心内容是：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失败是咎由自取，并非由于美援不足，美国对此不负任何责任。《美中关系白皮书》的发表，一方面公开宣布美国将不再援蒋，另一方面又给出了不再援蒋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对此，司徒雷登评论说：“白皮书暗示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以及该政府生存所应尽的义务已经了结。”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也评论说，白皮书给蒋介石政权“钉上了最后一枚棺材钉”。
杜鲁门
《美中关系白皮书》发表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继续沿着“脱身”方向运动。1949年10月，美国国务院两次召集有专家学者和官员参加的对华政策“圆桌会议”，对取消援蒋政策给予充分肯定。不久，美国政府又作出决定，把对蒋政权的经济援助由原来准备或已经拨付的2.8亿美元削减至2000万美元。
不过，美国虽然意欲“脱”蒋，但却没有“离”蒋，更没有舍弃蒋。当然，这和蒋介石对美国支持的争取有一定关系。1948年11月28日，在美国力图改变对华政策的时候，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前往美国游说。虽然迎接宋美龄的都是美国的二流官员，但为了争得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继续支持和对中共政权的遏制，宋美龄还是采取了忍辱负重的态度。所幸宋美龄最终说动美国政府在政治上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并未无功而返。尽管这个结果对于蒋介石政府没有任何实质性帮助，但蒋介石还是颇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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