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論語》是儒家經典。
東漢人鄭玄治學，以古文經學為主，兼採今文經說。
待學有大成，即遍注儒家經典，以畢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使經學進入了一個“小統一時代”，世稱“鄭學”。
鄭玄本人也因此於唐貞觀年間列於二十二“先師”之列，配享孔廟。
其中，由鄭玄所注的《論語鄭氏注》於魏晉時期立於國學，是太學太生、包括天下學子必習的儒家典範。
《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敘錄》及兩《唐志》都有鄭玄《論語注》著錄。但《宋志》開始缺佚，疑亡於五代戰亂之中。
清代雖有多種輯本，但綜合全部內容，仍不足全書的十分之一。
新中國成立前，《論語鄭氏注》殘卷曾在敦煌秘室出現，卻被帝國主義分子劫往國外，雖經我國學者到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竭力蒐集，仍是零碎星散，所得者“不盈一紙”（著名學者羅振玉語），讓人傷感痛惜，心碎不已。
但是，生活處處有驚喜，轉機就在拐角處！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了唐寫本《論語鄭氏注》殘卷二十多件！
話說，古人敬惜字紙，古代吐魯番地區更流行有一種奇特的葬俗：用寫過字的紙製作死者的服飾或葬具。
由於這種奇特的葬俗，考古工作者通過拆解古屍的紙靴、紙冠，發現上面保留有大量鄭注篇章子句！
更奇的是，從這些紙葬具拆下來的鄭注，不但包括有《雍也》、《述而》、《泰伯》、《子罕》、《鄉黨》等篇章，有些篇章，如《雍也》篇的內容竟然反覆出現，但筆法稚嫩、筆跡不同。
考古工作者還注意到，紙末均寫有“高昌縣學生賈忠禮寫”、“學生李會藏寫”等字。
因此，這些紙張應該是少年學生的抄經作業，墓主極可能是這些學生的授業先生。
所有習作中，保存得最完整的是1969年出土的卜天壽小朋友寫的長卷，該卷長538釐米，寬27釐米，共178行，每行20字左右，存《為政》“何為則民服”章以下15行及《八佾》、《里仁》、《公冶長》三篇。
和其他抄經作業一樣，該長卷卷末也標識有兩處題記，一處是：“景龍四年三月一日私學生卜天壽；”一處是：“西州高昌縣昌鄉厚風裡義學生卜天壽年十二。”
景龍是中唐李顯的年號，四年為公元710年，抄寫者卜天壽小朋友該年才十二歲。
由於年齡太小，抄卷中有不少錯別字。
但，這個“卜天壽《論語鄭氏注》抄本”還是無比珍貴。
一則，從文物價值來說，其年代早於有明確紀年的敦煌寫本《論語鄭氏注》一百八十年！
二則，從文獻價值來說，其所抄內容都是過去未曾發現或未曾完整發現的！
三則，從文化發展研究上說，通過對其研究，可知唐朝科舉制度的發展，並推知《論語鄭氏注》為永隆二年到開元二十五年間科舉考試中的“墨策”。 同時，也可以知道儒家文化在當時吐魯番地區流傳之廣。
以上價值，絕對是一千多年前，被老師罰抄的卜天壽小朋友萬萬想不到的。
讓人忍俊不禁的是，這位小朋友在抄寫完後，大概是為了發洩對老師佈置如此沉重作業的不滿，特在卷末附了一首充滿童趣的絕句：
寫書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遲）。
明朝是賈（假）日，早放學生歸。
稚拙可愛之態，躍然紙上。
郭沫若大師在1971年是這樣評價“卜天壽《論語鄭氏注》抄本”和卜天壽所作五絕詩的：“卜天壽是西域人，年僅十二歲。十二歲的孩子便能以比較正規的書法抄寫《論語》，又能基本上平仄合轍地賦詩述懷，而且他是在義學裡讀書的私學生，並不是豪門子弟，這可充分證明，當時西域的文化程度是十分深入而普及的，和內地沒有什麼兩樣。”
當時西方所謂的“漢學專家”曾狂妄放言：“中國的北界是萬里長城，西界從未超出過甘肅和四川。”
郭沫若因此撰文說：“一千二百六十一年前的卜天壽會以淵默的雷聲來教訓他們‘你們看看，我所寫的《論語鄭氏注》和我所做的五言絕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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