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论语》是儒家经典。
东汉人郑玄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
待学有大成，即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世称“郑学”。
郑玄本人也因此于唐贞观年间列于二十二“先师”之列，配享孔庙。
其中，由郑玄所注的《论语郑氏注》于魏晋时期立于国学，是太学太生、包括天下学子必习的儒家典范。
《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及两《唐志》都有郑玄《论语注》著录。但《宋志》开始缺佚，疑亡于五代战乱之中。
清代虽有多种辑本，但综合全部内容，仍不足全书的十分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论语郑氏注》残卷曾在敦煌秘室出现，却被帝国主义分子劫往国外，虽经我国学者到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竭力搜集，仍是零碎星散，所得者“不盈一纸”（著名学者罗振玉语），让人伤感痛惜，心碎不已。
但是，生活处处有惊喜，转机就在拐角处！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二十多件！
话说，古人敬惜字纸，古代吐鲁番地区更流行有一种奇特的葬俗：用写过字的纸制作死者的服饰或葬具。
由于这种奇特的葬俗，考古工作者通过拆解古尸的纸靴、纸冠，发现上面保留有大量郑注篇章子句！
更奇的是，从这些纸葬具拆下来的郑注，不但包括有《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等篇章，有些篇章，如《雍也》篇的内容竟然反复出现，但笔法稚嫩、笔迹不同。
考古工作者还注意到，纸末均写有“高昌县学生贾忠礼写”、“学生李会藏写”等字。
因此，这些纸张应该是少年学生的抄经作业，墓主极可能是这些学生的授业先生。
所有习作中，保存得最完整的是1969年出土的卜天寿小朋友写的长卷，该卷长538厘米，宽27厘米，共178行，每行20字左右，存《为政》“何为则民服”章以下15行及《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
和其他抄经作业一样，该长卷卷末也标识有两处题记，一处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一处是：“西州高昌县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
景龙是中唐李显的年号，四年为公元710年，抄写者卜天寿小朋友该年才十二岁。
由于年龄太小，抄卷中有不少错别字。
但，这个“卜天寿《论语郑氏注》抄本”还是无比珍贵。
一则，从文物价值来说，其年代早于有明确纪年的敦煌写本《论语郑氏注》一百八十年！
二则，从文献价值来说，其所抄内容都是过去未曾发现或未曾完整发现的！
三则，从文化发展研究上说，通过对其研究，可知唐朝科举制度的发展，并推知《论语郑氏注》为永隆二年到开元二十五年间科举考试中的“墨策”。 同时，也可以知道儒家文化在当时吐鲁番地区流传之广。
以上价值，绝对是一千多年前，被老师罚抄的卜天寿小朋友万万想不到的。
让人忍俊不禁的是，这位小朋友在抄写完后，大概是为了发泄对老师布置如此沉重作业的不满，特在卷末附了一首充满童趣的绝句：
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
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稚拙可爱之态，跃然纸上。
郭沫若大师在1971年是这样评价“卜天寿《论语郑氏注》抄本”和卜天寿所作五绝诗的：“卜天寿是西域人，年仅十二岁。十二岁的孩子便能以比较正规的书法抄写《论语》，又能基本上平仄合辙地赋诗述怀，而且他是在义学里读书的私学生，并不是豪门子弟，这可充分证明，当时西域的文化程度是十分深入而普及的，和内地没有什么两样。”
当时西方所谓的“汉学专家”曾狂妄放言：“中国的北界是万里长城，西界从未超出过甘肃和四川。”
郭沫若因此撰文说：“一千二百六十一年前的卜天寿会以渊默的雷声来教训他们‘你们看看，我所写的《论语郑氏注》和我所做的五言绝诗吧！’”
閱讀更多 覃仕勇說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