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锤历史
这个问题，作为历史研究者和法语专业人士的我还真考究过，刚刚翻出了当年的笔记。
许多人都熟悉一句“拿破仑名言”，说拿破仑一世曾形容中国是一头睡狮，“让他睡吧，当他醒来时全世界都将为之颤抖”。
然而尽管拿破仑时代的档案保存较完整，当时已很发达的欧洲媒体也记录下这位风云人物的许多言行，这段“睡狮说”却毫无下落。
最早记载“睡狮说”的，是1887年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这篇文章是曾纪泽在驻英俄两国公使任上，用英文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的论文《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这篇论文发表的目的，是阐述个人对中国内政外交，及列强对华政策的意见。曾纪泽是曾国藩次子，清末著名洋务派人物和外交家，对欧洲事务较为熟悉。但曾毕竟是外国人，且他发表此文时，拿破仑已去世66年，且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普及性政论文章，谈论主题是中国事务，“睡狮说”仅是比拟，且文章虽提到“睡狮说”，却并未提及拿破仑，更不用说把“睡狮说”的“专利”放在拿破仑头上——从这篇由作者本人亲自翻译成文言文汉语的著名论文文意中揣摩，“睡狮说”的首创者，很可能即曾纪泽本人。
“睡狮论”在国内广泛传播，则是1899年梁启超《动物谈》的发表，这篇后来被收入《饮冰室合集》的文章提到“睡狮”，但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睡狮”并非比拟中国，而是所谓“弗兰西斯肯之怪物”，即形状像狮子、但实际为机械玩偶，且发条生锈无法运动的东西。梁启超将此物比拟为庞大而腐朽的中国，并明确指出此说来源于曾纪泽。1903年，邹容《革命军》中称中国革命是“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而与邹容齐名的陈天华，其自杀后留下的最后一篇著作、未完篇的现实/玄幻体小说《狮子吼》，同样将中国比喻为睡狮。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创办《醒狮》杂志，自此“睡狮说”大行其道。
由于曾纪泽和梁启超都是当时革命派所避讳的名字，一些有心人就刻意将“睡狮说”比附在外国人身上，江苏留日学生1903年在东京创办的《江苏》杂志，首先将这一“专利”给了当时知名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称他“数十年前已有毋醒东方睡狮”之言，而当时遍布全球的华人留学生、革命党报刊，则将这句名言警句分赠给“英国下院议员”、“某西人”、“西人”、“德皇威廉”等，而最早明确将之归在拿破仑名下的，则是胡适，1915年3月他为前一年底所作《睡美人歌》写的说明，称“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这段话几乎和如今流行的“睡狮说”如出一辙。但胡适本人并不赞成“睡狮”的比喻，认为“睡美人”更适当，并称“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此语”，表明“拿破仑睡狮说”是他听来的，自1910至1917年，胡适一直在美国留学，可见这个说法最初是旅美中国华人、很可能是旅美中国留学生的“发明创造”。拿破仑可能谈及过中国话题，但史无明载。
这并不意味着法国人不了解中国，恰相反，法国人在鸦片战争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最了解中国、最喜欢谈论中国的欧洲人。
欧洲人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始于《马可波罗游记》，奥斯曼崛起并阻塞丝绸之路后，欧洲一直希望打通和中国的联系，哥伦布航海的初始目的，是找到一条向西航行并到达中国的航道，他不仅随身携带西班牙国王给中国明朝皇帝的书信，更至死坚信自己找到的美洲大陆就是中国大陆。
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他在长期观察、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只有将教义与最为中国大众所推崇、尊重的儒学相结合，才能打开他们的心灵之门。在此思路引导下，耶稣会用“西儒”的面目出现，采用结交士大夫、允许中国信众尊孔祭祖和将基督教义比附四书五经等做法，慢慢打开了中国传教的局面。
当时欧洲风气仍十分保守，严禁偶像崇拜的罗马教廷很难接受尊孔祭祖的合法化，为避免被教廷视作异端，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开始系统地将孔子学说介绍到西方，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将《论语》、《大学》翻译成法文，以《中国科学提要》的书名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各界的瞩目与强烈反响，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这些书加上杜赫德收集耶稣会众人信件、历时74年连载编纂成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及他1735年在此基础上的巨著《中华帝国志》，比较完整地向西方勾勒了中国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轮廓。
在这一过程中，法国人起到巨大作用。168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授予本国传教士张诚、白晋、洪若翰、刘应、李明五人“国王数学家”称号，派遣他们到中国出使、传教，这5个人随后都在中西方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人中名气最大的张诚，后来被康熙重用，曾8次陪同康熙巡视蒙古。1708年他主持了测绘中国第一份近代地图——《皇舆全览图》的工作，他还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中担任中方翻译。张诚最后死于中国，他和法国耶稣会的通信曾在法国流传，其中对中国历史、文化有许多生动介绍，普及了中国文化常识，而他对康熙开明专制的称赞，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法国波旁王朝集权体制的发展。
白晋精通数学，同样被康熙留用，并成为康熙的数学老师。清代中国数学发达，且吸收了西方数学知识，这和皇族的倡导有关，而白晋在清廷的数学普及功不可没。白晋曾受命康熙，出使法国，引发轰动，在法国掀起“中国热”。他1697年出版的《中国现状图像》和《中国皇帝康熙传》，是欧洲最早的中国政治问题及中国政治人物专著。
另外三人被安置到浙江，但同样青史留名：洪若翰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的疟疾，这件事和康熙幼年曾患天花两件事，被认为是清代对西医药持开放态度的关键；李明1691年返回法国，出版《中国近事报道》和《论中国礼仪书》，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政治、文化，并有鲜明的扬中贬欧倾向，认为中国文化生机勃勃，而西方思想则已经堕落，他的《中国近事报道》引发法国索尔邦神学院两个月内连开20多次辩论会进行审查，发表意见的神学家多达160名；刘应本身就是一名有造诣的史学家，他汇集中国史书中有关匈奴、鞑靼、蒙古、突厥史料，写成《鞑靼史》，还用拉丁文出版了六卷《中国历史》，他翻译了《尚书》、《礼记》、《周易》的拉丁文版本，还写了许多相关法文、拉丁文论文。
除了上述五人，法国人在中西方交流史上留名的，还有成为清廷御用画家的王致诚，和代表康熙出使罗马教廷的艾若瑟等。
正因为法国在这一时期和中国接触多且密，法国著名人物的中国言论也特别多。
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对天主教一直持否定态度，主张用纯粹的“哲学宗教”来取代，孔学的输入让他兴奋地高呼，这正是他所想要的“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渎理性和自然的教条”的思想体系，在他看来，儒家的主张和信条，中国人按孔孟之道建立的行政体制和道德架构，甚至雍正的闭关锁国，都是合理的，应该的，他认为“我们法国人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甚至把家中耶稣画像改为孔子画像，朝夕礼拜，并写了首虔诚的赞美诗：“孔子，真理的解释者， 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 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 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当时启蒙运动的主力军法国“百科全书派”同样推崇中国制度和文化。狄德罗感叹孔学只用“理性”就做到治国平天下，霍尔巴更在其代表作《自然的体系》、《社会的体系》中以孔学为依据，主张以中国的社会制度代替西方社会制度，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
著名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魁奈对孔学推崇备至，认为《论语》一本书的价值就超过希腊哲学七贤全部著作，他的重农主义即源于儒家“以农为本”的思想，他甚至积极努力，竟成功鼓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行了儒家主张的“籍田礼”，他也因此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法国以外，这股风气相对淡漠得多，但也并非没有。德国启蒙思想家、科学家莱布尼茨不但认真阅读儒家经典，还直接跟在华的耶稣会士通信，以了解更多的孔学知识，他也成为第一个系统介绍周易和六十四卦的西方人；德国数学家沃尔夫则在德国各大学巡回演讲，认为中国“依靠治国之术在所有方面都超过所有别的国家”。
这些外国人、尤其法国人频繁“拿中国说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仍囿于神学桎梏，思想闭塞，灵感枯竭，中国文化这股“源头活水”令欧洲人感到惊喜。之所以在法国受到特别青睐，则是因为当时法国正在路易十四的推动下走向单一制的封建集权，开明专制、思想启蒙和人才选拔制度等受到推崇，而这些恰和中国舶来的一套合拍，让法国学者乃至贵族产生共鸣感——尽管他们口中的中国，未必是真实的中国。
然而也同样是“五个法国人”对中国的推崇，在教会内引发激烈争执，到达中国传教较晚的圣方济各会出于争夺在华传教主导权的目的，不断在教廷和整个欧洲挑起对孔学的争论，目的是把孔学打成异端。出于这一目的，一些传教士杜撰出许多歪曲、贬低中国的言论，如安松在《环球旅行记》中污蔑中国人都是贼，1700年意大利人费内隆《死者的对话》更杜撰了苏格拉底对孔子的痛斥。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出禁约，把孔学称为异端邪说，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并对违反禁约纵容此行为的传教士作出开革出教的威胁，这一禁令导致康熙禁止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人中传播，也令中国文化、制度的形象在欧洲一落千丈。
但这一阶段，中国文史典籍继续被翻译、研究，冷静下来的法国人，开始更客观地看待中国。法国大哲学家孟德斯鸠一方面称赞儒学重视道德、重视农业、崇尚礼教，一方面指出，其片面忠君思想将导致君主专权，并剥夺“人民的荣誉感”；对近代科学持怀疑态度的法国哲学家卢梭则认为，孔学使中国经济文化发达，而这种发达恰成为“道德败坏的温床”。
在法国以外，对中国的态度就远没有如此理性。1723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指责中国人“反对圣经”，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癖”，认为中国社会尚处于“幼儿期”，根本不值得学习；黑格尔更从孔学（其实是宋明理学）“灭人欲”看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对个性的忽视和摧残，并指责这种摧残将造成“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和习惯说谎”，甚至把中国文化贬低为世界文化中的最低级文化；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更在《国富论》中将孔学的农本主义思想作为反面典型剖析批判，以推销他的重商主义理论；马克思也将“亚细亚生产关系”视作生产关系的最低等级。
这时候，西方各国相继开始工业化革命，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抵达中国，觐见乾隆，回国后发表的《觐见记》将清廷的颟顸、蒙昧和腐朽刻画无遗，这让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由神秘、敬畏转为蔑视、觊觎，此时他们羽翼已丰，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发达、先进和文明的一群人，跃跃欲试地要去“教化”、征服“落后者”，此时他们拿中国说事，自然也就不那么好听了。当然，这些贬低和此前的推崇一样，都未必符合当时中国的现实。
陶短房
事实上拿破仑并没有这样形容过中国，而拿破仑谈论到中国在文献资料中，只有三次，这三次记录存在于拿破仑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之后，其私人医生奥米拉的回忆录《来自圣赫勒拿岛之声》。
而被囚禁在小岛上完全没有自由的拿破仑为什么会谈论到遥远的中国呢？
这源于一次拜访。
彼时英国为寻求对清国贸易一直派遣使团访问清廷中央，第一次是马嘎尔尼使团，发生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当时使团带了很多礼物，除了部分是讨皇帝欢心的以外，皆为展示英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
但很不幸是，马嘎尔尼作为一个中国热，满怀憧憬来到中国，觐见皇帝陛下，却被要求三叩九跪，这种对于欧洲人来说无异于羞辱的行为严重刺激到使团众人的神经，于是使团被晾在了一边，即便后来多方活动，结果是大清只把英国使团当成了一次番邦异国的朝贡行为，根本没有任何意愿跟英国人谈判什么友好通商的协议，谈判对于彼时大清来说，简直就是个笑话。再加上当时就“三跪九叩”这个礼仪之争都弄得双方很不爽，于是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彻底失败。
第二次访华是在拿破仑囚禁在了圣赫勒拿岛后，英国终于从欧洲战争泥潭中摆脱出来，于是又打上了大清的主意，听说他们换了个皇帝，便打算再次派出使团，这次出使的阿美士德勋爵。
可是，我们的嘉庆陛下跟他爹乾隆一样，在觐见之前依然是要争一下这个礼仪，毫无意外的双方依然很不爽，其后的结果自然是大清我天朝上国瞧不上你们这些番邦“奇淫巧技”，尔等既然没有对我如上国之心，还是速速还去。第二次出使，英国再次被打脸，阿美士德只能失望的回国。
但在回国途中，阿美士德决定转道去看看小岛上的拿破仑。
第一次拿破仑谈及中国，是获知阿美士德要拜访他的消息后，他的私人医生奥米拉谈及的，两人就这个礼仪事件发表了一些意见，奥米拉认为这种礼节对西方文明世界是一种侮辱，而拿破仑观点相反，有点入乡随俗的意思。
第二次是阿美士德的正式拜访，这一次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争论了一段时间，言语之间阿美士德对清国的态度无不轻蔑，认为这是一个妄自尊大，但却技术落后的日暮帝国，只要英国愿意，清国并不是对手云云。拿破仑笑而不语……
第三次记录是在阿美士德离开以后，他跟奥米拉的谈话内容。内容中拿破仑表示了英国在礼仪这种事情上不让步是愚蠢的行为，英国目的是为了打开清国国门实现通商赚钱，却因为磕几个头这种虚礼而耽误了实际利益，实属不智。
而关于阿美士德所谓之战争胁迫清国就范，拿破仑却很清醒的认为清国有四亿人口，只要他们愿意，可以造多少军舰，可以武装多少部队，如此这样去激怒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是极其愚蠢的行为。
这大概就是拿破仑关于中国的见解。彼时的拿破仑已经不再是叱咤欧洲的法国皇帝，只是一个被囚禁在小岛上等死的人。
在放下荣辱之后，或许他的头脑也更加清醒了，他能够看清彼时的清国在科学技术，军事技术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但幅员辽阔，人口是当时欧洲人口三倍之多的清国，其潜力是庞大的。
在线列步兵的时代，兵力总数依然是极大的优势。而人力资源，是当时各国发展经济最或缺的资源。中国却是不缺的。
正是有这样的意识，他才会讲出那翻话来。
中国是落后于欧洲，但也有欧洲无可比拟的优势所在。人口，文化，政治的统一，帝国强大的统一惯性思维深入每个人心中，这样的国家你不把所有国人清除掉，是无法征服的。
缘説
可以百分百肯定的是从来没有。恰而相反的是，拿破仑巅峰时期刚好是嘉庆年间，他不仅对中国毫无兴趣，也不觉得中国会有什么出息。
那么既然如此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传出这么一句“谣言”呢？实际上说到底，都是为了给自己打鸡汤，为了振兴民族自信心，才最终传出这句谣言的。
最早传出拿破仑亲口说“睡狮论”的应该是拿破仑的私人医生奥米拉的回忆录《来自圣赫勒拿岛之声》，其中记载了英国使者阿美士德前往当时的清朝建立通商碰壁而归，遇到了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的故事。实际上由于法国和英国的多年恩怨，这件事本身就是法国人编纂出来怼英国人的，笑他们愚蠢的，拿破仑实际上从未有过如此言论。
实际上，在当时欧美的知识分子中，大多把中国比喻成“中国龙”或者“中国巨人“，因为中国本身不产狮子，自然不会用”中国狮“的比喻，也没说中国是沉睡的。而第一个说中国沉睡的是曾国藩的长子、外交家
庚子赔款后，随着民族主义的觉醒以及宣传方面的要求，东京的爱国青年首先提出了“中国是沉睡的狮子”的理论，国内的爱国知识分子们则创作《睡狮歌》，于是“睡狮论”传遍了大江南北。到现在为止，该论代言人已经有了拿破仑说、俾斯麦说、威廉说，以及泛指的英人说、日本人说、等等不同的说法。
当然了，不管别人如何，至少我们现在是一头十足十觉醒的狮子。
三观粉碎机
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一旦它苏醒过来，必将震撼世界!”
在清末以及之后的革命斗争中国，“唤醒睡狮”成为许多仁人志士的理想追求。那么，拿破仑真的说过这句话吗?这句话又是怎样产生的?
“睡狮论”的出处
一个较为流行的说法是，拿破仑的“睡狮论”出自他的私人医生奥米拉的回忆录《来自圣赫勒拿岛之声》：
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国王派遣马戛尔尼带着使团访问中国，急欲打开中国的贸易门户。但是他们的通商要求遭到中国乾隆皇帝的拒绝。
1816年(清嘉庆十一年)2月8日，英国国王再次派阿美士德率使团来华商谈贸易问题。团长阿美士德是英国著名的外交家，他曾担任印度总督，成员大多是东印度公司的成员。7月28日，阿美士德一行抵达天津口外。嘉庆皇帝直截了当地要求地方官员"勿事铺张"，"如要求开通商口岸，严辞驳斥，筵宴遣回，不使其入京"。
1817年，不受欢迎的阿美士德踏上归路。他准备回国后向议会和英王上书，用武力敲开中国对外通商的大门。
就在阿美士德访问中国前后，欧洲大陆发生了重大事件。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在滑铁卢遭到惨败，被英国军队押送到遥远的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监禁起来。在他被监禁的第三个年头，阿美士德垂头丧气地从中国返回。
在回国途中，他正好经过圣赫勒拿岛。当阿美士德听说这里正关押着名震世界的拿破仑一世时，很想见一见他，听听这位传奇人物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在征得小岛总督同意后，阿美士德见到了这位昔日的皇帝。阿美士德讲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
当时，拿破仑对英国的做法充满了蔑视，评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他们会把把你们打败。"
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
但拿破仑认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这句话出自拿破仑之口后，产生了极强的轰动效应，"一只睡着的狮子---中国"迅速传遍了欧洲和世界。
拿破仑从未说过中国是“睡狮”
在中国，拿破仑的“睡狮论”可谓妇孺皆知。可是，许多西方学者曾经彻底翻检过与拿破仑相关的原始资料，发现“无论法文或其他语言的任何一手资料，都没有记载拿破仑曾经说过这句话”。
美国学者费约翰建议将“唤醒中国论”的发明权归于曾国藩的长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1887年，曾纪泽在欧洲《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文中提到：“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
但是唤醒论并非曾纪泽的发明，据一位美国学者的大略统计，从1890年到1940年间，美国有60余篇论文与30余部著作在标题中使用了“唤醒中国”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可是，这些标题中所提及的唤醒对象往往是“中国龙”或“中国巨人”，从未有过“中国睡狮”的意象。那么，睡狮意象又是谁的发明呢?
宁选睡狮不选飞龙
梁启超1899年的《动物谈》讲了一则寓言，第一次将睡狮与中国进行了勾联。梁启超说自己曾隐几而卧，听到隔壁有甲乙丙丁四个人正在讨论各自所见的奇异动物。
某丁说，他曾在伦敦博物院看到一个状似狮子的怪物，还说这就是曾纪泽译作“睡狮”的怪物，是一头“先睡后醒之巨物”。于是某丁“试拨其机”，却发现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终于明白睡狮早已锈蚀，如不能更易新机，则将长睡不醒。
梁启超听到这里，联想到自己的祖国依然沉睡不醒，愀然以悲，长叹一声：“呜呼!是可以为我四万万人告矣!”
梁启超写作《动物谈》时，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狮论最早是流行于日本留学生当中的。1900年之后的几年，待唤醒或被唤醒的睡狮形象已经被赋予了唤醒国民、振奋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反复出现于各种新兴的报章杂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杂志。
清末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宁选睡狮不选飞龙，除了将龙视作腐朽朝廷的象征物，还与龙在清末所负载的各种负面形象相关，在诗人心目中，龙这条东鳞西爪的可怜虫，早已成为供人戏弄的对象，只有威武的狮子，才能用来代表祖国的形象。
“睡狮论”的传播
庚子事变之后，新兴知识分子萌生强烈的启蒙欲望。唤醒睡狮，以醒狮作为未来国旗、国歌的形象，逐渐成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许多著名文人如高燮、蒋观云等，都曾创作《醒狮歌》。1904年4月出版的《教育必用学生歌》，收录了18篇“近人近作新歌”，其中就有《醒狮歌》两篇、《醒国民歌》一篇、《警醒歌》一篇。
20世纪最初几年，东京留学生明显掌握了民族主义革命的启蒙话语权。邹容和陈天华两位烈士的宣言式遗著，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狮”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华民族。这是清末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两本必读书，影响非常大。
邹容《革命军》直接将中国比作睡狮：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
陈天华的未竟遗著《狮子吼》更是洛阳纸贵。作者写自己梦见被一群虎狼追赶，乃长号一声，山中有一只沉睡多年的大狮，“被我这一号，遂号醒来了，翻身起来，大吼一声。那些虎狼，不要命的走了。”。
醒狮符号得到了清末革命家的频繁使用。此后，各种以“醒狮”命名的爱国期刊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上海狮吼社先后发行的《醒狮》半月刊和《醒狮》月刊，山西大学曙社的《醒狮》半月刊，中国青年党醒狮派的《醒狮》周报等。此外，长沙、兰州、天津等地，均成立了以“醒狮”为名的青年社团，发行以“醒狮”为名的爱国期刊。
寻找西方代言人
经过了清末革命家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睡狮很快就成了一个通用的政治符号，只要说到疲弱的中国、蒙昧的中国、潜力的中国、甦生的中国、崛起的中国，几乎都可以使用“睡/醒狮”来指代。
尽管有许多证据说明睡狮论源于梁启超的《动物谈》，但是由于梁启超与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在政治主张等方面的分歧，革命宣传家从一开始就有意屏蔽了梁启超的开拓性贡献。
1911年的时候，曾经有人对睡狮论做过追问：
西人言中国为睡狮，狮而云睡，终有一醒之时。以此语质之西人，西人皆笑而不答。于是乎莫知其何取义矣。
作者到处向人打听睡狮论的原始意义，均无答案，可知在清末的睡狮论中，不仅拿破仑还没有出场，已经出场的曾纪泽、俾斯麦等人，均未取得睡狮论的主导权。但把睡狮论的知识产权赠与“西人”，大概已经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说法。
明明是中国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概念，却偏要请西方人代言，似乎非如此则无话语力量。这大概是近百年的屡战屡败之后，国人积弱成疾的屈辱心态之必然反应。
留学美国的胡适曾在1915年写过这样一段话：
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
可知当时的美国留学生已经将睡狮论归入到拿破仑名下了。不过，这一说法在国内似乎不大流行，朱执信1919年的《睡的人醒了》仍将睡狮论归在德国政治家名下。
粗略统计，至1920年，睡狮论的代言人已经有了特指的拿破仑说、俾斯麦说、威廉说，以及泛指的英人说、西人说、外国人说等，此外还保留着梁启超所提到的曾纪泽说、乌理西(吴士礼)说等。不同的代言人之间，无疑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
拿破仑最终胜出
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形势不断变化，俾斯麦和威廉这些二流政治明星已经很难激起新生代的传播兴趣。而20世纪上半叶活跃在中国媒体的西方政治明星中，拿破仑可谓稳坐头把交椅。
上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存亡之际，“睡狮论”再次获得广泛传播，这一次，拿破仑终于脱颖而出，成为睡狮论的惟一代言人。
高长有恭
“年轻人要多了解世界，不能随便相信网上的段子。比如拿破仑根本没说过中国是睡狮这种狗屁言论。”——亚伯拉罕.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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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说自己是狮子，一边说自己是和平崛起的小白兔。呵呵了
Halfdome爬不动
中国就是一头沉睡的雄狮！盘旋的巨龙！当年希特勒都不侵犯中国？何况拿破仑有说词！除了丧心病狂的日本以外还有谁敢侵犯中国啊！要么就是骇人听闻的美国法西斯霸权主义敢动中国？最后还是被中国迎头痛击驱赶战败？
手机用户71435007593
我不知道拿破仑又没说过这句话，但即便说过也不稀奇，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不了解还以为还是遍地黄金的天朝上国呢，直到英国的大炮打了进来，500:1的战损率才让经过工业革命船坚炮利的西方人知道，原来地球上还有这么大一个软柿子可以捏，从而开始了中国最屈辱的一个时代！
木馬座
说没说过我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是大清闭关锁国，技术落后于欧洲，要知道，变强变弱是经过时间的积累的，这只能说明，清朝很多地方已经落后于国外，因为欧洲思想的变革很可能颠覆中国的皇权统治，所以才闭关锁国，弱小就是弱小，为什么还要分欧洲怎么评价的，自己怎么评价的，当时弱不代表现在的中国弱，承认自己的不足就这么难吗
GGWS-----洛卡
拿破仑曾经说过，我不能去滑铁卢，不然我会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