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有一個電影情結，讓紀錄片走進影院。”
紀錄片導演蕭寒在採訪中說。目前，蕭寒的紀錄片《一百年很長嗎》正在院線上映，這已經是他第三部在院線公映的紀錄電影了。
蕭寒
2015年，蕭寒跟梁君健聯合執導的紀錄片《喜馬拉雅天梯》在影院上映，票房突破一千萬，位居當年紀錄片票房第2名。2016年，蕭寒獨立執導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上映，引起熱烈反響，票房累積645萬，同樣位列當年紀錄片票房第2名，僅次於票房6650萬的《我們誕生在中國》。今年，蕭寒的紀錄片《一百年很長嗎》上映。4年時間，他有3部紀錄片在院線發行。但4年時間，紀錄片市場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紀錄片發展報告（2018）》顯示，2017年，在廣電總局電影局過審的紀錄電影一共有44部，同比增長37.5%；進入院線放映的中外紀錄片9部，同比增長50%，數量再創新高，紀錄電影總票房為2.6 億元，票房再創新高。此外，筆者根據貓眼專業版梳理發現，2018年迄今，已有14部紀錄電影登錄院線，同比增長55%。
近幾年，中國電影市場迎來快速增長，併成為全球第二大票倉，這給紀錄片走進電影院創造了更大的可能性。而像蕭寒一樣“有電影情結”的紀錄片導演，加快了紀錄片走進院線的進程，讓紀錄片成為故事片之外一個積極有益的補充，滿足了特定觀眾的觀影需求。
樊啟鵬
北京師範大學紀錄片中心的副教授樊啟鵬告訴影視獨舌：“將紀錄片帶進電影院，這種努力很可貴，值得尊重和保護。紀錄片本身就是誕生在電影院的，紀錄片重返電影院，無論對於產業還是對於文化，都有積極意義”。
院線紀錄片的發展，超越數據
時至今日，紀錄電影的市場規模達到億元以上。但是，這並非一蹴而就的結果。梳理近十年國產紀錄片的年度票房冠軍，其中2010年的《復興之路》僅200萬；2011年的《歸途列車》僅4.3萬；2012年的《索馬里真相》票房為144萬；2013年《新長征路上的立體交響》票房為37萬；2014年的《我就是我》為638萬。2015年的《旋風九日》達到1700萬。
2016年開始，紀錄片市場迎來高速增長，中美合拍的《我們誕生在中國》達到6654萬，而2017年的《二十二》帶來了1.7億的票房，刷新了上一年剛創下的紀錄電影票房紀錄，《岡仁波齊》雖嚴格意義上不算紀錄片，但因帶有紀實特質，被業界內的一部分人歸為紀錄片，其票房超1億。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的紀錄電影票房亞軍《地球：神奇的一天》和季軍《重返·狼群》，票房分別為4778萬和3298萬，雙雙突破三千萬。可以看出，票房呈現“一超多強”的良性結構，腰部的紀錄電影同樣表現不俗，區別於2016年《我們誕生在中國》在票房上“一枝獨秀”的存在。
但不管怎麼說，近十年紀錄電影的票房呈“或穩健、或飛躍”的增長態勢，一種“紀錄片的春天來了”的樂觀情緒在影視行業蔓延。與此同時是，《二十二》《岡仁波齊》兩部電影，引起社會熱議。因此，對2018年的紀錄電影，寄予了更大的想象空間，是人們普遍的心態。
不料，2018年的院線紀錄片，從市場表現來說，遠不符人們的預期。《厲害了，我的國》雖為今年紀錄片票房冠軍，卻有組織觀看的力量介入，而非純粹的市場反應。因此，撇開《厲害了，我的國》，2018年院線紀錄片的總票房，跌幅很大。
目前，除了《厲害了，我的國》，今年共有13部紀錄片登陸院線，其中票房最高的是《藏北秘嶺-重返無人區》，票房2057萬，甚至遠遠落後於去年的亞軍《重返·狼群》。此外，僅次於《藏北秘嶺》的院線紀錄片是《出山記》《帝企鵝日記2：召喚》《您一定不要錯過》,票房分別為587萬、539萬、527萬。截至目前，不算《厲害了，我的國》，院線紀錄片的總票房為5000萬，遠落後於去年的2.6億。
難道“紀錄電影的春天”只是曇花一現？今年的院線紀錄片為什麼“集體失靈”？樊啟鵬不同意這樣的結論。
“雖然今年沒有出現類似《二十二》這樣的爆款，但是，不能就此下結論院線紀錄片‘都不靈’了。放眼世界電影市場，紀錄片相對故事片而言，肯定是小眾的。”
無論歐洲、美國，還是曾經出現過爆款院線紀錄片的韓國，也都有大小年，並非每年都有爆款出來。
對於中國院線紀錄片的發展，應該在中國紀錄片自身的參照系上去縱向比較，《大三兒》《最後的棒棒》《一百年很長嗎》這些院線紀錄片的票房，雖然只有一百多萬，但如果放在前幾年，它們可能根本沒有機會進院線，或者進院線後，票房連一百萬可能都不到。現在我們至少有機會在電影院看到更多的紀錄片，這種生長性的變化，比票房絕對值更有意義”。
紀錄片《張藝謀和他的“影”》的總製片人穆小勇告訴影視獨舌：“院線紀錄片的市場一定會越來越好，因為紀錄片雖然小眾，但是它有穩定的受眾群體，它是無可替代的。”
“唯票房論”的評價體系肯定是有失偏頗的。2018年，院線紀錄片雖沒有爆款，但紀錄片仍在向前發展。縱觀今年的院線紀錄片，相較於前幾年，它的題材、類型、主題都更加豐富，創作主體與受眾更加多元。
前幾年，領跑大盤的院線紀錄片，主要是自然類、動物類。比如2010年的《深海探奇》、2011年雅克·貝漢執導的《海洋》、2014的《狂野非洲》、2016年的《我們誕生在中國》《地球四季》，2017年《地球：神奇的一天》。到了2018年，唯一的動物類紀錄片《帝企鵝日記2：召喚》，不復以往同類題材的市場優勢，僅有539萬票房。這說明了，紀錄片的市場，不再是某一個題材或類型一統天下的局面。
與此同時，區別於往年進口紀錄片或者中外合拍片獨領風騷，今年以來，更多國產紀錄電影登錄院線，且其題材和類型更為豐富。
今年的國產院線記錄片，《一百年很長嗎》《生命萬歲》是講述小人物的艱辛與奮鬥。《張藝謀和他的“影”》記錄了《影》的幕後故事，主角可不止是張藝謀。《藏北秘嶺·重返無人區》講述了一群人探險羌塘無人區的故事。《最後的棒棒》講述了重慶一群年邁的棒棒們的酸甜苦辣和真實人生。《大三兒》講述了身體有先天缺陷的大三兒，前往西藏實現心願的勵志故事。《出山記》講述了遵義市一個貧困鄉村的老百姓走出大山，走進城市的故事。《您一定不要錯過》通過大量的中國電影史料鏡頭，講述老電影人的青春年華。誠然，這些紀錄片口碑參差不齊，但是類型與題材的豐富與多元，印證了市場的開放與發展，以及院線紀錄片的蓬勃發展。
“從文化角度看，電影院裡的電影類型應該更加豐富，紀錄片也應該更加多樣化，真正的繁榮是電影文化的繁榮，因此從這個角度說，沒有不適合院線發行的紀錄片；但是從市場角度看，院線紀錄片應該有足夠的讓大眾進電影院的理由”，樊啟鵬表示。
院線紀錄片的出路
事實上，對於國內大部分觀眾而言，尚沒有培養起走進影院看紀錄片的習慣。因此，讓大眾走進電影院看一部紀錄片，並不容易。
華星國際影城的經理劉暉告訴影視獨舌：“商業影院中的紀錄片，其實比故事片更不好做，首先紀錄片的受眾群體就小，還有找到這一小部分受眾感興趣的點，並不容易。”
創作了紀錄電影《1931刺殺宋子文之謎》的導演韓晶表示：“由於市場沒有細分，觀眾也就無法實現精細化消費。在這種態勢下，紀錄片的市場前景的確不容樂觀。”
穆小勇表示：“如果有一天，專線放映紀錄片、藝術片的藝術院線發展成熟了，紀錄片的市場環境一定更好。”
紀錄片的產業環境並不健全，並不意味著院線紀錄片沒有出路。在韓晶看來，一部院線紀錄片如果要脫穎而出，無疑需要“一個好的故事，以及適合這個故事的影像手法。還有就是能夠觸碰到人們的某些痛點，或者是人們普遍關心的話題。”
在紀錄片的宣發方面，樊啟鵬分享了他的看法。
“首先要重視年輕觀眾，重視女性觀眾；其次是紀錄片要加強宣傳推廣，但不能完全依賴商業模式，單純靠增加宣發成本解決不了問題。文化力量不是單靠商業資本能夠撬動的。同時，紀錄片最大的價值是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要認真思考紀錄片和社會的關係，尋找他和社會新的對接點，藉助社會資源、其他行業的垂直資源，來為紀錄片宣發服務。《二十二》的成功其實有很多這方面的啟示。”
紀錄片的宣發固然重要，酒香也怕巷子深。但更重要的是紀錄片的內容品質。
紀錄片的屬性，決定了它只有基數不大的受眾群體，也導致了它在商業院線常態化的低排片，大部分紀錄片的首映日排片不到1%。
哪怕《二十二》通過近一個月的點映，口碑得到一定發酵，但其首映日的排片也僅僅是1.4%。因其“慰安婦”的題材社會性和口碑效應，排片率飆升到峰值時的10.8%。
影視行業在數年的粗放式發展後，觀眾和市場都更理性了。今年以來，“大IP+大製作”也沒有了保護色，票房和口碑雙雙撲街的例子並不鮮見。相應的，口碑效應的作用力越來越大，尤其是起步低排片的紀錄片，口碑往往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好口碑的發動機一定是好內容。
伴隨著紀錄片的審美能力培養起來，紀錄片會越來越好。誠然，今年的院線紀錄片，在票房上並沒有帶來驚喜，但以一時票房的多寡，來評判紀錄電影的發展好壞，猶如管中窺豹。在紀錄片尚未形成一個成熟的產業生態時，院線紀錄片的發展軌跡，不會是“一路狂奔”，而只能是“曲折發展”。
在《中國紀錄片發展報告（2018）》中有一段話： “紀錄片的影院觀看會成為一種紀錄片接受的新常態，和紀錄片產業板塊的重要一極”。這一天可能不會很快就來，但終歸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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